文字的载体（上）

    半夏，专栏与书评写作人。著有《西皮二黄》《虫儿们》《中药铺子》《果子市》《神仙一把抓》《我的花鸟虫鱼》等散文随笔集。

    在书的case上，电子介质与纸介质之间，有一条根本性的鸿沟：前者缺乏后者所具有的物质属性。虚拟的东西貌似强悍，但物质不灭的铁律或许可以证明，非物质与物质相比，因其无形而往往脆弱，甚至不堪一击。

    如你所知，在纸诞生之前，文字的载体可谓丰富，但却无一不具有物质属性。大约也唯其如此，在物质的范畴内，新介质的登场，的确意味着旧介质的式微乃至消亡，起码是作为主流载体的消亡。

    从文字的诸多载体看，以自然之物居多，这当然是既方便又简单的取自身边的方法。石头、木片、棕榈树叶、白桦树皮、骨头，都足以担任铭刻的材料，而且保存起来十分方便，传布起来也很容易。前贤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的说法，见证出本土文字经典载体的分布样态。

    当然，刻了字的石头大多形体狼犺，移动起来的确不易，但其耐久性又是其他载体轻易不能企及的，所以石刻文字不但存在于众多民族文字，而且在其他载体出现后，依然并存下来，那些雕刻在石鼓、石片、石块乃至山崖之上的文字，尽管风吹雨打之后，也会漫漶不清，但相比其他载体，大约是可以视为传之不朽的。于是，帝王的功业歌颂，经典的主流著作，标榜的规范字体，都要借助石头这种禁得起水火摧残和时间打磨的坚硬载体，予以实现、完成，乃至缔造辉煌。尽管这些文字因其载体而不便移动，但有阅读需求的人正可以因其不移而从四方云集于此，这种云集甚至可以跨越时代，真正可以传之于久远。当然，石头中的极品玉，也可归入此列。只是鉴于其所禀赋的价值，玉片或者玉器，是不方便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但也因此，它的移动倒是方便。

    龟腹甲和牛肩胛骨之上刻划的占卜文字，甚至成为一种文字形式的定称。甲骨文是本土有据可考的最古老文字，当然，鉴于它的成熟程度，本土文字的起源应当更为久远。殷商之人，相当重视占卜，举凡征伐、狩猎、畜牧、农事以及灾害、疾病、祭祀等时刻，他们都要祈求神灵的示下，这当然可以归为迷信，但也从另外的角度泄露了他们的文明发育，以及对自然的敬畏。所谓上天示意乃至示警，听起来有些玄妙，但由于人类生存欲求驱动下对自然不肯休止的索取，起码有所限制和规避。

    竹子和木头经过切割刮削，制成狭长的片，本土称之为简，若干的简用皮条或绳子编缀在一起则叫策或者册，所谓“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是本土最早的正式书籍。竹木作为载体也伴随着书写工具的革命，如果说石头和甲骨之类介质之上的文字是刻划而得，简策之上则是真正的书写。当然，毛笔诞生之后，石刻之类文字也都是笔写之后再予凿刻，但作为载体之上的体现，刻划究竟是其最终的形式。简策之上自然也不妨刻划，但毛笔的圆润自如，决定了刻划的被抛弃。诚然，竹木简牍的制作十分麻烦，成册的简牍阅读起来也不方便，甚至略显笨重。如果说石头和甲骨之上的文字，“书写”需要力度，简册之上文字的难题则是阅读时的费力，那时的阅读，脑力必须依托体力。这样的死穴，自然逼迫喜欢偷懒的人类变法。

    所以，在简册担任主流文字载体或曰书籍形式的同时，本土也开始流行以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缣帛是特制的丝织品，轻软柔和，书写起来或许不如在简策之上运笔流畅，但阅读起来却足够轻巧。汉字的纸，偏旁从丝，可见缣帛才是货真价实的纸。养蚕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这种虫口吐露的罕物，曾经影响了世界，拿来作文字的载体，不过是它略显边缘的功能罢了。不过，缣帛的死穴在于造价的昂贵，不是寻常人担负得起的，因而它始终不能完成对简册的替代，只有植物纤维制成的纸，才具有这样的颠覆力度。

    纸莎草是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种芦苇模样的莎草科植物，公元前3000年，埃及人取其茎髓，切成薄片，压干后连在一起制作成光滑的纸莎草纸。纸莎草纸的书写相当原生态，是用芦苇的茎作笔，蘸上菜叶加烟渣调制而成的墨汁。书写完成之后，卷起草纸，扎上细绳，就是传说中的纸草书卷了。因为是压制而成，因而它的规格并不统一，视内容多少而取舍，短的几米，长的可以十几米。后来古罗马人改进了纸草书卷，出现了带有卷轴的类似中国轴画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