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灾难电影情节与片段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差异

    刘珂

    中国电影《1942》在2012年11月于国内首映，而好莱坞的《2012》于2009年11月13日在美国首映，它们的制作经费均过亿。这两部电影的共同之处在于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引发观众对自身命运终极性的思索。这两部电影虽然命名模式较为相像，且均为灾难片，然而其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塑造内容，即其中一部是对灾荒年代的还原，表现的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在战争的苦难中挣扎，人物凸显的是英雄主义以及个人主义色调；而另一部塑造的是幻想地球毁灭的景象，人物凸显出知天认命的豁达胸怀，渲染的是宗教色彩。作品在风格上具有较大的差异，也反映出中美文化以及价值观的不同，对人性差异的刻画也比较细腻。

    一、 灿烂的历史以及触手可及的“美国梦”

    美国两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将时间去向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以强调以及尊重历史的过去去向；其二，注重眼前以及短期的现在去向；其三，注重计划和安排发展的未来去向。

    过去时间去向是中国人普遍认可的时间观念，形成这种观念是受到灿烂悠久的历史以及农耕文化的熏陶原因。[1]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华夏子孙收获了大量的文化类遗产，由于对此怀着尊重之情，因而形成了信奉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也由于中国历来以农业为主，通常农民在耕种田地的时候都要根据气节和四季交替规律，以及前人的宝贵经验，可以说要靠着老祖先的经验进行耕种的指导，具体的史料记载就不详细列举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已渗透了这种过去时间观的去向。著名导演冯小刚在看到小说《温故1942》就有将此拍成电影的想法，但其他导演均不同意，认为其不太适宜改编成电影，然而历经18年的坚持，冯小刚终于将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造成他如此坚持的最大动力就是良知，一个重视和尊重那段苦难历史的导演的良知，且希望以史为戒、珍惜现在。在以往的记录大片中，中国电影大多数为记录形式的，如《唐山大地震》等，均用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艺术素材加以刻画。

    而有所不同的是美国人比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人民更加看重未来时间，形成这一现状与其历史渊源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年，以避难或许是寻找新机遇为目的首批来到美洲大陆其先祖们，还有带着淘金梦以及“美国梦”后来的世界各地子民，他们的个人性格以及身世背景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理想，即打破陈规陋习、与权势抗争，他们带着强烈的求索欲望，对未来的期待以及探索心理永不停息。因此，美国电影注重对未来时间的渲染。但近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自然生态也遭受了较大程度的损坏，如今的美国人，大多数对未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茫然以及困惑，以致将《圣经》中“世界末日”的灾难刻画，作为本电影创作的重点，以此迎合美国人的未来心理。另外，大部分美国人信奉基督教，这也是其未来时间观形成的因素之一。末日电影《2012》是一部典范作品，其中用玛雅预言作为招牌，同时利用大众的对未来的茫然心态以及未知，从而增加电影在观众心目中的关注度。

    二、 中文化电影与美国电影的差异

    导演冯小刚用一个“人”字概括了《1942》的主题，这是对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尊重，因为他们才是一切事物的主题，历史会因他们而改变，他们会改变世界的未来。这部电影中有较多的人物塑造，但主角就达19个之多，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各自不一样的情景安置，他们均默默行进在自己的轨道之上，没有出现波澜起伏以及高潮迭起的场面。充分表现出芸芸众生或只是沧海一粟的历史再现。在本片中有一个情节是对这一问题详细刻画，时任河南省主席的李培基向时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蒋鼎文进行灾粮申请时，蒋是这样回答的：“若灾民饿死了，地方依然是中国的，但若死的是当兵的，我们的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此话听起来好像无懈可击，然而对三千万将要饿死的鲜活生命而言，残忍程度可想而知。电影《1942》和《集结号》均以冯小刚为导演的灾难巨作，其中都蕴含着悲情的集体主义观点。由于孔孟文化的熏陶使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点都比较浓厚，何况儒家思想将群体价值标榜为君子形象。[2]从孟子的许多言行能够清楚的看到，其反对个人价值以及个人利益，认为如果坚持以上观点会造成亡国的后果，倡导人们在群体价值与自我价值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要选择前者。因此，绝大部分中国影片都宣扬集体主义风格，塑造了许多为团体以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鲜活形象。

    在影片《2012》中，重笔渲染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人物的身份以及职业都呈现着极强的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气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生存价值，同样需要给予认同和尊重，上帝和超人永远是他们的崇拜。这里应该说明，此处的“个人主义”与我国传统意义上自私自利的行为是不同的，其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决定的权利，绝不妥协于政府以及权势的控制。如影片中，灾难即将来临，慈祥的父亲要求女儿随他一起去避难，然而父亲的劝说却没能说服女儿，倔强的女儿因别人需要她的照顾而拒绝了父亲的请求，这就是美国人，以内心的召唤作为行为动力。其个人英雄主义的形成是源于那段移民历史，他们的先祖以开拓者的姿态，在新大陆上创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其中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和对自由的渴盼成为美国英雄的模型。通过蜘蛛侠和变形金刚的男主角的塑造，说明美国人心里的英雄已向平民化方向发展，他们同样会有失业、失恋以及缺点，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也就是“美国梦”的一个乐章。

    三、 中美灾难片文化根源之异

    电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形式，其也将本民族的精神以及文化进行了传承。带有悲剧色彩的灾难片也是电影表达形式的一种，剧情通过悲剧式的震撼作用，从而唤起观众较为强烈的长久危机意识。悲剧在西方文学中具有较高的美学意义，且经久不衰，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崇高的英雄→人生的否定→生命的意义。

    作为西方人的悲剧应该追溯到古罗马的希腊时期，当时古希腊人勇敢善战，且把猎奇探险作为大众化的趣味，古希腊人的这种普遍趣促成了强烈震撼心灵的悲剧艺术的发展。以文艺复兴的悲剧发展成绩为基础，莎士比亚创作出四大悲剧巨作，其中将人物刻画的淋漓尽致。接着启蒙运动精神被悲剧艺术所继承且融进了叔本华形而上学式的艺术风格。然而，尼采作品的问世，就标志着西方人已开始重视对悲剧艺术的研究工作。尼采认为，古希腊的日神和酒神在艺术冲突中产生了悲剧艺术，且希腊人将此作为肯定生命以及战胜悲剧的文化特定样态。王江松教授认为西方悲剧是一脉相承的结果，西方人认为悲剧是通过引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从而实现净化心灵的目的。又因近代西方工业的快速发展，因而加快了对自然的破坏，以致造成的生态危机和生态失衡，且逐渐蔓延到人类的精神世界。著名的生态学家多·利奥波德创立了针对环境的“大地理论”学说，其中认为人类是从当初的征服者转化为现在的共同体中平等成员。

    西方悲剧重现的是剧中的惊心动魄的美，而中国式的悲剧将表现重点放在大团圆以及因果报应方面。加之中国古代的戏剧开始时，就是为了满足市民的审美要求而产生以及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剧作家以及演员对于观众来说具有生存依赖感。如此一来，欣赏的意志需求就成了创作的方向，当表演完一段大悲大痛之后必须添加一段抚慰性小喜剧，以此变相的完成大团圆结局。[3]对此，邹红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在怀疑和否定方面表现软弱，保守性极强，通常采用容忍的态度对待不合理的东西，不愿意看到矛盾激化。因其意志力的薄弱，从而借用外力以及生命转化的方法进行相关的处理，如借用“善有善报”的技巧，让作品中淡化了悲剧色调。又如《梁祝》中主人公的爱情誓言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实现，作者就将他们幻化成一对翩翩飞舞的蝴蝶，以此实现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团圆结尾。

    危机意识在中国的悲剧中较少出现，却将人格的自我完善浓笔重染，以春秋时期的“杞人忧天”为例，本来是杞人对未来存在危机感，但被世人认为是心胸狭小、多愁善感之流。从中国的数千年文化中不难看出，多数资料都宣讲寄托未来之说，可以认为就是“乐感文化”，古人认为：自然界充满了乐观向上的力量，虽千辛万苦，然终会否极泰来。对柳暗花明而言可解释为乐于眺望未来，其中表现的是一种积极向上、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还有很多的古语就不详细列举，但从中可以概括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即乐感。中国悲剧的结局也因乐感文化而变得不悲，乐观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中国人相信泰山压顶不弯腰，这句话表面山看起来是对一种精神的标榜，但实际说明中国人缺乏危机意识以及积极进取的动力，中国人崇尚传统的中庸心态，即“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这就造成了国人不思进取，以及安于现状的思想，如此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不能给社会提供正能量。

    结语

    以上说明美国人具有更强的危机意识，主要是对自然和人的忧患。但中国人由于受到儒家文化和道德观的熏陶，在理想的实现过程中不愿付诸行动。正如中国悲剧文学作品的叙述，当善良的人在受到无情打击之后，常会希望用因果报应来实现对坏人的惩罚，以此慰藉自己的心灵，然而在现实中几乎没有解决的方法可取。所以，中国人应打破世代留下的乐感文化，学习美国人的危机意识，崇尚使人奋进的悲剧精神，让自己行动起来，关注气候、关注人类、关注世界、关注未来。让更有渲染作用的影视作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树立起社会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1]梁若雪.中美电影中的英雄主义旋律[J].大众文艺，2015（13）：186-187.

    [2]陈林侠.现代性反思与当下中国电影的文化竞争力——以北美市场外语片与中国电影的比较为核心[J].社会科学，2015（6）：165-174.

    [3]徐海龙，熊岚.中美战争电影国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比较研究[J].东南传播，2015（11）：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