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品质向品牌飞跃

    宋庆阁

    中国公民在法学阅读上，有很大的空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鲜有主动学习了解法律的动机；二是在出版环境中，谈及法律，大多都是专业的法律教材等大部头，不是实务工具书，就是经典法学名著，缺少通俗易懂的普法书籍。

    近十年来，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成为学术研究及大众关注的“显学”。2013年的春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广西师大社”）继“理想国”之后重磅推出全新文化品牌——“新民说”。“新民说”，取自《大学》和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说》。《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亲”字有两个意思：一是 “爱民”；二是 “新民”。梁启超的《新民说》是承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关键。广西师大社致力于接续“新民”之路，寻求现代中国的维新固本之道，故而打造“新民说”系列。“新民说”立足于法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领域，以图书出版为中心，以文化沙龙、讲座、研讨会、网络推广为辐射和补充，构建一个以作者和读者为中心，兼及销售渠道的互动与服务平台。

    用老品牌打造新品牌

    自2008年起，广西师大社就通过“理想国”开展了一系列讲座、沙龙等有声有色的文化活动，将优秀作品、优秀作者与宣传推广活动较好地结合起来，令人耳目一新。经过几年的发展，“理想国”一跃成为国内独特的文化品牌，俨然成为广西师大社的重要招牌。面对市场的不断冲击，如何运用一个老品牌打造一个新品牌，巩固出版社在图书市场的地位，并增强社会影响力呢？经过多方面的调研，广西师大社瞄准市场的盲点，剑指法律、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全力打造偏重理性和建构的全新文化品牌。借助“理想国”的影响力，带动“新民说”法治书系的销售市场，传承广西师大社“以书养书”的发展思路。2013年春天，广西师大社一口气推出了吴稼祥的《公天下》，王人博的《孤独的敏感者》，许章润的《坐待天明》，梁治平的《法律史的视界》《法律后面的故事》，秋风的《儒家式现代秩序》《治理秩序论》，刘仲敬的《民国纪事本末》等法治作品。新的品牌要在市场找准定位，就必须接受读者的考验。广西师大社决定以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营销方式，为“新民说”敲开市场的大门。

    在“新民说”法治书系推出之前，广西师大社便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为线下的“新民说”文化沙龙造势，有了人气，才能让沙龙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经过了前期的线上宣传，广西师大社决定借助北京订货会的平台，于2013年1月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新民说”文化沙龙，正式点亮了品牌推广之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新民说”文化沙龙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为主要话题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二十余场不同类型的主题活动，从而带动了“新民说”法治书系的营销。在“新民说”文化沙龙中，广西师大社邀请当下最具影响力的，包括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这些领域的学者们，对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当下的话题进行了探讨，并通过学者与读者的近距离交流，让读者对“新民说”法治书系有更深的了解。作者和读者的思想在沙龙激烈地碰撞，为“新民说”的茁壮成长铺平道路，并赢得出版业内媒体的关注。“深圳读书月年度好书”“2013凤凰网年度图书”“新浪中国好书榜”“中国书业评选年度图书”“新京报年度好书”等榜单上都有“新民说”的身影。有了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的穿梭进行，再加上出版业内媒体的鼎力相助，广西师大社品牌再造之路已经首战告捷。从“理想国”到“新民说”，对文化品牌的建设，让广西师大社在市场上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收货了一大批忠实的读者。使广西师大社的品牌形象牢固树立在读者心目中，对出版社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这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品牌的力量。

    图书品质彰显品牌特色

    图书品牌的好与坏，关键取决于图书的品质，品牌的营销活动只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新民说”品牌好评如潮之时，我们应该庆幸“新民说”法治书系的成功策划。梁治平先生称得上是“新民说”法治书系的老作者，在《法律后面的故事》出版之前，他已经出版了《法律何为》《法律史的世界》两本图书，一卷侧重于当下的法律与社会，一卷则偏重于法的历史和理论。这两本书上市后，在法律界引得众多评论与关注，反响热烈。法是所有读者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知识，但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知识。如何将梁治平先生的治学理念和学术追求，通过第三本书传递给读者呢？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新民说”法治书系的很多读者都是非法律专业人士，他们渴望通过阅读有思想和趣味的图书了解法，了解法治社会的意义。因此，在《法律后面的故事》的策划过程中，我们做了两方面的尝试。

    第一，用趣味的形式展现法的另一面。在众多普法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最广为人知，并且拥有不错的收视率。这样一档故事性与普法性兼具的节目，启发了责编的选题策划，在与梁治平先生多次深入交流之后，我们一同认定法律应以更通俗的姿态来与大众见面，而且，必须具有很强的故事性，这是法律走进普通大众的门槛最低的大门。梁治平先生作为法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对法律后面的故事的认识必定高于常人，若是能将这些故事带给普通读者，肯定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法律后面的故事》用故事的形式记录了梁治平先生参与两件国际公约的制定，目睹和亲历国际法律制造机器的运作过程；讲述了名誉权案、流浪法庭案、虐猫案等诸多案例在法庭幕前幕后的法律展演，对于隐藏在法律仪式后面的社会规范，以及促成这种规范的观念、思潮和行动都有极为细致的观察。这些津津有味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读者，让读者感受到法不只有严肃。

    第二，将人文的种子深埋在图书之中。由于在国内法学领域有声望的作者并不多，在“新民说”法治书系策划前期，寻找有实力的作者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如何将“新民说”的理念先带给作者，再传递到读者的手中呢？偶然的机会，让我们与梁治平先生一拍即合，他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有极高的抱负，恰恰是“新民说”品牌理念传播的最佳搭档。梁治平先生的加入让“新民说”在学界的影响力急速上升。 在编辑的努力下，梁治平先生再三考虑之后，终于同意用最简单的故事讲述法律的同时，并做到深入浅出。梁治平先生认为随笔的形式最平易近人，既可以讲述文化知识，又可以发表学术观点，同时也能析世态人情、启人心智、引人深思。《法律后面的故事》在写法上，行文缜密而不失活泼，结构自由而不失谨严，这恰恰就是图书成功之处。

    唤醒读者沉睡的法治意识

    中国正处在民主化、法治化的关键时期，培养蕴涵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精神的现代公民尤为重要。公民教育、公民阅读等均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深切呼唤。建立民主化、法治化的社会，教育、阅读担任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国公民在法学阅读上，有很大的空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鲜有主动学习了解法律的动机；二是在出版环境中，谈及法律，大多都是专业的法律教材等大部头，不是实务工具书，就是经典法学名著，缺少通俗易懂的普法书籍。通过《法律后面的故事》一书的策划，笔者有两方面的认识：

    第一，改变读者认为法治图书学术严谨的旧观念。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一些大法的修订、新法的推出，都大大推动了法学图书的繁荣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法学图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然而近年来，法学图书出版市场不断萎缩，法学图书出版发展到今天更需要出版社对选题的把控。现在一本法学著作能否出版更多地取决于书的内容和作者的名气以及学术能力。“新民说”法治书系的出版让更多的读者重拾法学等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并对中国民主化、法治化的推进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体现出版社对法治传播的责任和担当。相对于训练职业技能的法律专著而言，“新民说”法治书系更像是读者的朋友，例如，《法律后面的故事》以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读者看到法律背后的故事，更接近法律的真相，让法学真正“落地”，接上地气。图书最终的受益者是读者，编辑是为读者传递知识和思想的桥梁。作为学术编辑，为大众普及法律，增强法律意识打开一扇门槛较低的门，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跨入这扇门，就应该是工作的重点。

    第二，用法治图书推动法治社会的进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改革之决定，对法律界来说，这无疑是2013年最重大的一件事。就全面改革涉及面和可执行性来说，即便在中国近三百年以来，能与本决定形成对比的改革文本也不多见。广西师大社希望借助“新民说”法治书系，让读者去思考法律，看清楚利益、情感、规范、制度、积习、秩序以及其他因素都可能渗透看似无坚不摧、疏而不漏的法律。在未来，如果能让法律“落地”，让法律“接地气”，为法学这一被技术化、科学化、理性化的学科，添加一抹人文性、思想性，这才是“新民说”品牌的最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