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走出去”如何锻造真金

    武静

    对国外读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是看到什么样的图书；对国内出版社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借助国家的渠道将图书输出海外。因此，我们只有扩宽出海的渠道，才能让文化的交流顺利到达大洋彼岸。

    在2014年7月刚刚结束的第21届东京国际书展上，中国展团共输出版权75项，创参展以来的最好成绩。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出版界交流和合作的深入，我国出版企业也频频出现在国际书展中，并逐步取得显著成绩，赢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由美国《出版商周刊》、英国《书商》、法国《图书周刊》、德国《图书报道》等多家世界出版行业媒体共同发布的“2014全球出版业50强排行榜”中，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和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分列第14位和21位，名次较2013年有不少提升。与之相对应的是，中文图书海外市场影响力逐年扩大。

    中国图书走向世界，是中国出版人的理想和追求。中国图书“走出去”，通过优秀作品回答国际上关注的中国问题，传播中国精神，使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重要贡献，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最终使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能力与综合国力相匹配。

    十年耕耘，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经实施10年，在提高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版权输入输出比例发生革命性变化，从10年前的15∶1缩小到1.76∶1；输出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版权输出逐年递增，一批反映中国模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进入西方主流图书市场；语种的数量也有了很大变化，实现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全面推进；出版物的形态多样化，积极开拓数字版权输出，并取得明显成绩。在国家的重视下和出版社的努力下，中国图书版权输出逐年上升，输出选题类型逐年丰富。除了中医药图书、对外汉语教材、中国文化图书等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选题，少儿图书、学术图书、文学图书成为版权输出的新力量。

    第一，中国文化点亮西方读者。《于丹〈论语〉心得》堪称近年来“走出去”中的经典案例。截至目前，《于丹〈论语〉心得》已经签约海外32个国家和地区，共译有28个语种、34个版本，海外发行60多万册。《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国的持续热销以及“于丹现象”和“国学热”引发的各种争议，引发了国际出版界和新闻界的浓厚兴趣，这是其通向海外的重要砝码。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这也是《于丹〈论语〉心得》法文版上市之后便创下近8万销量的原因。《于丹〈论语〉心得》之所以能在西方引起注意，得以进入主流市场，是因为这本书虽然是写给中国人的，但其哲学思想对西方人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如在《于丹〈论语〉心得》一书中，于丹引用了大量西方素材来论证孔子的思想，其中包括许多西方民间传说和黑格尔哲学。

    第二，科技图书打造私人订制。自2009年开始，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借助浙商在非洲的基础和人脉，与非洲出版界合作，开创了私人订制的“走出去”模式。在搭建与非洲各国的版权输出平台上，浙江出版联合集团重点针对医疗保健、农业技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政治经济等非洲国家相对亟须的图书选题进行合作。其中，浙江科技出版社与马里撒哈拉出版社合作出版法语版《非洲常见病防治读本》，图书由中国援非医疗队总结40多年医疗实践写成，受到当地读者欢迎。国务院新闻办已多次采购该书分发给非洲各使馆，有的使馆一次订书达2000册。目前该系列已出版马里、坦桑尼亚、赤道几内亚等多个国家版本，涉及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四个语种。该系列图书的出版模式为由我国医疗队撰稿，我国负责翻译、印刷，当地出版社负责审稿和出版，以赠送为主，并进入当地发行渠道。

    第三，童书“走出去”新版图。在引进版童书不断受到国人追捧之时，中国的原创童书也逐渐走向世界，这是因为儿童图书最容易跨越不同文化背景。而且少儿图书很多是图文并茂的，图画和音乐一样，是世界的语言，在彼此了解的过程中少了很多障碍。近年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就以博洛尼亚儿童书展为平台，为中国搭建了一条通向世界的童书出版桥梁，改变了以往坐等的战略。其中，高洪波的《快乐小猪波波飞》、曹文轩的《羽毛》的版权备受欧美国家关注，《羽毛》一书更是得到“安徒生奖提名奖”的巴西插画家罗杰·米罗为其画插画。在更多出版社的努力下，中国童书走向世界并非梦想。

    华丽转身，从内容到品牌

    随着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中国梦”，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坐标系中构建主体性的意识渐强，中国出版“走出去”力度日益加大。经过了10年摸索的图书“走出去”工作也有了新的风向，各方机构正在合力让“中国品牌”顺畅地走向世界。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图书“走出去”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已经转变了初始的单本内容输出方式，升级为文化品牌输出和与国外出版商强强联手打造学术品牌两大方式。

    第一，从单本图书输出到文化品牌图书输出。中国图书“走出去”迅速发展，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尤其是作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化，受到普遍重视。在中国文化魅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简单便捷地宣传介绍中国的读物，更需要将图书品牌集体推向世界。原新闻出版总署2009年启动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下简称“经典中国”），采用项目管理方式资助外向型优秀图书选题的翻译和出版，有效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经典中国”的重要资助对象包括 “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名家名译系列”等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系列图书，其覆盖哲学、政治、法律、军事、文艺理论、诗歌、小说、戏剧等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2013年还增加了“名家名作”的“走出去”这一子版块，莫言的《蛙》《酒国》，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我叫刘跃进》，余华的《兄弟》，曹文轩的“大王书系列”《青铜葵花》《细米》，沈石溪的《刀疤豺母》《会贸易的狐》等名家的70余种图书入选。通过“经典中国”的资助，许多中国图书得以“走出去”，大大降低了图书海外出版发行的商业风险。

    第二，跨国合作，彰显学术品牌力量。由于学术图书内容高度专业化，篇幅相对较长，翻译周期长、难度大，这就对学术图书“走出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国许多大学出版社通过与国际学术出版商合作实现共赢，按照国际出版规律和学术出版规范来组织实施“走出去”战略，并稳步推进。如由外语研究与教学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中华学术文库”（英文丛书）项目，华语教学出版社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环球汉语——汉语和中国文化》，五洲传播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多家国内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剑桥中国文库”等。这些深层次的“走出去”合作，最终目的都是将中国学术成就及时介绍给国外读者，不仅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中国，也有利于促进中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互相理解。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学术出版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的方式，为中国学术品牌“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

    世界接轨，我们还缺什么？

    距离“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已经过去10年了，我国“走出去”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我们开始对产业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促进作用，企业也从被动、观望向主体化、特色化运作转变。经过10年的发展，各出版企业在机制体制、框架搭建上有了更清晰、更完善的设计，并取得市场实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走出去”工作仍是困难重重，仍有许多问题亟须解决。

    第一，翻译问题如何解决。中国图书、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是第一道关。表面上看，翻译的是文字，实际上翻译的是文化。让一个文化产品被对方接纳，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文化转化工作，通常是要依靠翻译者对两种不同文化的理解才能完成这个转化过程。目前，“走出去”工作中的翻译问题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我国的小语种翻译人才匮乏。我国的翻译行业，尤其是笔译，待遇低、工时长、出名难，这就导致很多人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很多翻译工作者缺乏西方读者的思维，在翻译过程中习惯采用中国人的逻辑方式，这就使得外国读者对格格不入的中国作品难以产生兴趣。许多著名国际出版机构对译者十分挑剔，要求译者的母语必须是出版机构所在的国家，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出版机构都有如此要求。在未来的“走出去”工作中，政府机构、出版集团、出版社能否有计划地组建翻译人才团队是关键。我们在“走出去”的模式上已经不断创新，而在最基础的问题上却不牢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解决不了基础问题，恐怕一切都是空想。

    第二，完善的渠道建设如何解决。在“走出去”工作中，渠道建设发挥着重大作用。近年来，随着在北美的中国移民和留学生人数的增加，北美的中文图书市场需求逐渐增大。2011年，在原新闻出版总署的推动下，中国最大的图书出口企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与全球最大网络图书零售商美国亚马逊公司达成协议，开设中文图书销售频道——亚马逊“中国书店”。值得注意的是，在亚马逊“中国图书”里，不论是中文图书，还是英文图书，都是中国出版的，都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负责提供，所有上线图书的简介和图片都翻译成英文。这样的在线营销效果，为中国出版物的全球传播探索出一种新模式，开辟了一条新渠道。

    然而，从目前国内图书输出到海外的现状来看，真正可用的渠道还很少，若是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政策引导，再强大的出版集团也难以独自出海。对国外读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是看到什么样的图书；对国内出版社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借助国家的渠道将图书输出海外。因此，我们只有扩宽出海的渠道，才能让文化的交流顺利到达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