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扶持是关键

    张洪波

    通过“走出去”，不但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还大大增强了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传播力、竞争力、影响力，有效地提高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渐提升和国家扶植奖励“走出去”政策的出台，中国出版“走出去”硕果累累。通过“走出去”，不但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还大大增强了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传播力、竞争力、影响力，有效地提高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走出去”的形式由过去单一的出版物实物出口贸易、赠送版权等扩大到版权输出、合作出版、海外投资开办印刷厂出版公司、收购海外书店和出版传媒机构等领域；“走出去”的主体由过去的政府主导、出版单位被动参与逐渐转向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格局；政府支持的形式也由资助翻译费扩大到补贴翻译费和出版经费、补贴作家版税、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府为出版“走出去”提供很多推广、营销平台和机会，基本形成了“走出去”的立体格局。互办“国家年”“文化年”“汉语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中外作品互译出版”，与海外大学合办孔子学院等都有效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效果更显著。

    十年磨刀，终显成效

    2002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新闻出版总署先后在莫斯科和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举办了“中国图书报告会暨中国图书和版权赠送”活动，这是我国政府部门首次较大规模地组织实施中国出版“走出去”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和原新闻出版总署通过遴选一定数量的图书，并向外方免费赠送版权，转而由国务院新闻办补贴版税给国内著作权人。但是这样的活动只在部分国家取得效果，大部分欧美国家对我们政府推荐的书目热情不高。

    实际上，在外国出版商翻译、出版中国图书作品时，出版成本中占大头的不是版税，而是翻译费，因为国外能够翻译中文图书的汉学家很难找，而且翻译费用奇高。翻译费是影响中国图书在海外翻译出版的主要瓶颈，版权赠送并没有解决中国图书在海外出版难的问题。

    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新闻出版总署经过多次调研，决定改变版权赠送方式，采取资助翻译费的方式，向海外推广中国图书。于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新闻出版总署利用“中法文化年”，共同精选300种优秀图书，推荐给法国出版社。2004年3月，首批接受翻译费资助的70种法文版中国图书在第24届法国沙龙期间与读者见面，受到法国公众的欢迎。基于上述资助模式的成功，2004年下半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原新闻出版总署在此基础上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该计划的全面启动，引起了国内外出版界的关注。2006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原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这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第一个跨部门计划，是我国政府推动国内出版机构与外国有关机构进行大规模合作、有组织地“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桥梁和推动力。现在每年由国内出版社申报书目，经专家评审后推出《年度推荐书目》，并召开工作小组会议，总结上一年情况，布置下一年工作计划。 2009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推出“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这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升级版”“加强版”，是加快中国图书“走出去”步伐的重要举措。“翻译出版工程”以资助系列产品为主，不仅可资助翻译费，还可资助图书的出版及推广费用。

    2014年，时值“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的第十个年头。这十年来，在提高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数量和质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内容建设，提高新闻出版业国际竞争力、传播力、影响力等方面，我们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第十次工作会议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全年共向国外输出版权3754种，创“两个工程”实施以来的历史新高。“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共与28个国家的40家出版机构达成资助协议78项，涉及19个文版。“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与8家海外出版机构达成资助协议8项，涉及5个文版。根据2014年7月9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刚刚发布的《2013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出版物版权引进与输出比由2012年的1.9∶1缩小为1.7∶1，版权贸易逆差逐年缩小，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持续增长。

    政策是推动“走出去”的最大利器

    自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正式将中国出版“走出去”列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以来，原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合作）“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和“边疆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等“走出去”六大重点工程，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外事工作和“走出去”工作的进口管理司张福海司长介绍，“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实施四年来，共有515个项目、约2000种外向型图书获资助；“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实施三年来，一批优秀外文图书进入全球3000多家主流实体书店销售网络，数十万册中文图书在全球100多家华文书店销售，亚马逊“中国书店”上线中国图书达18万种；“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方面，2012年十多个重点企业“走出去”项目获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截至2012年年底，共与61个国家的486家出版机构签署了1095项资助协议，涉及38个语种的2201种图书。

    2011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首次以政府主管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新闻出版“走出去”的内容，即推动版权、数字出版产品、实物产品、印刷服务及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并提出了阶段性目标。2012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走出去”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全面梳理了出版“走出去”的政策，其中，包括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文化部、商务部、科技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出台的《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办法》《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出口的指导意见》等。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行业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出口促进、行业自律、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作用。2014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印发《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未来之路：中国特色模式

    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计划实行三项“普惠”政策：在版权输出上实行普遍奖励制度，对已翻译出版但未获得任何资金资助的版权输出项目进行普遍奖励，面向所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社会个体作者，以调动民营企业和个体作者的积极性；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全方位向外国出版企业和译者开放，以调动外国出版企业和译者的积极性；延伸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的资助链条，调动海外渠道商销售中国图书的积极性。在这些利好政策的背景下，数字出版以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梦等主题图书，中国文学、汉语教材和少儿出版物将有强劲表现。

    从各国推广本国文化的做法来看，韩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西班牙在北京设立了塞万提斯学院；德国在北京设立了歌德学院，韩国在北京设立了驻华韩国文化院，韩国著作权委员会北京代表处；俄罗斯在莫斯科设立了翻译学院专门负责对外文学翻译和出版，并向外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本国图书提供翻译出版经费补贴。很多国际版权机构也将业务重点向我国转移。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在年初将亚太委员会总部从新加坡迁到北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很快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在国家版权局和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很快与英国复制权集体管理组织——英国版权许可机构（CLA）签署合作协议，该机构将帮助收取英国政府机构、学校和企业通过复印、数字化复制等形式使用中国报刊文章和图书片段的版权费，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目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经与印度、土耳其、俄罗斯等国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启动了“中外互译出版项目”，并且初显成效。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成为“中俄互译出版项目”中方执行协调机构，负责项目的具体落实。2014年年底前，中国将有至少十种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翻译出版，包括莫言的《生死疲劳》、老舍的《作品选》、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铁凝的《笨花》、张贤亮的《作品选》、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以及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与此同时，也将有一些俄罗斯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五年之内，中俄两国各自翻译对方50部文学作品，两国政府主管部门将提供作家版税补贴、翻译和出版补贴。

    （作者单位：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