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边书与红蓝印本

    茱萸

    法国大哲帕斯卡尔曾称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其意是，在造化的伟力面前，人类是渺小而脆弱的，但因能思想而高贵，这是人类全部的骄傲所在。人类的思想及其与永恒的呼应，足以波澜壮阔、争辉日月，而承载这些思想之出版物的诞生过程，则大抵是有些乏味的，尤其是到了被祛魅的现代工业社会——从作者撰写到编辑收阅，从审核修订到整体设计，再从排版印刷到装订发行，每一个环节都被工序化了，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不过，出版物最核心价值还是在内容，和我们想从中获取的智慧与知识相比，书籍的具体形态是否花样百出并兼具艺术品般的观赏价值，兴许只能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了。

    古人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这相亲近的，其实是人类难得的精神产品。然而，这世上还有一事，谓之藏书，藏书之人则不仅读书，还常将书籍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来对待和鉴赏，关于藏书的议论汗牛充栋，就此说下去，容易沦为老生常谈，就此打住。之所以有以上这段铺叙，是因为前阵子由于要研究一个课题，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借阅到了一册晚清雕版刊刻的古籍作参考资料，而这册古籍存世极少，连国家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记录，这还不算什么，它居然还是红印本。

    红印本很稀奇，以前听说过，但见到实物，这还是第一次，所以起了谈一谈它的心思，至于为何话题中还带到毛边书，是因为毛边书和红印本一样，其实都是书籍出版制作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特殊样态，只不过毛边书是近百年的新事物，而红印本则由来已久，因为它们都少见而别致，所以在小众那里多了一点适合口味隐僻人士的收藏价值。红印本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不是雕版时代书籍出版的最终成品，而是书籍制作流程中的特殊样态，用陆昕在《文物天地》上撰文所称的说法，雕版手工印刷在“刷印时先印样张，一般用红印居多，也用蓝色，称红印本或蓝印本。经校对无差错后，即正式用黑色印刷”，就能得出结论：所谓红印或蓝印本，即是今日所谓之“校样”本，为了突出和便于检查错误，或者仅供师友亲朋赏玩赐正，故而用朱墨或蓝墨印刷，以示和最终成书的区别。

    正是因为红印或蓝印本不是成品，所以印刷的数量极少，而刷印时候的雕版状况最好、书籍印刷最为清晰，流传下来的，便显得别致又弥足珍贵。这道理，和毛边书的情况约略相似，毛边书也是书籍样态的特殊阶段，是“书籍装订好后不切边”（《鲁迅全集》1981年版中对“毛边本”的注释）的半成品状态，缺了裁边工序，严格地说该书还不能进入流通状态，但偏偏有人喜欢它的不加修葺之美，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的书籍来赏玩收藏，鲁迅就是所谓“毛边党”的领军人物。陈子善在《毛边本种种》里曾这样描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边本在中国风行一时，与新文学的勃兴互为因果，成为当时文化景观中一个突出的亮点。”

    出于对毛边书情况的了解和对二三十年代风气的仰慕，我自己的第一部文集出版时，就特意委托出版社和印刷厂留了二十册不裁边的书，以此为寄赠师友赏玩的礼物。不过，考察百余年中国出版史，毛边书的风靡，大概只能算是一段小花边，一如红印本或蓝印本在古籍出版史上，情况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不过和毛边书一样，红蓝印本也曾一度风靡，脱离了其作为“校样”的原始形态，而成为一种刻意致之的书籍印装样式。我在复旦图书馆所查的那册古籍，目前为止，只知道有这个红印的版本，还没查到任何墨印本的信息，所以我猜测，这部书大概是没有通常的墨印本的——该书刊刻的晚清民国时期，正是红印或蓝印本被当成特别的收藏品而小范围风靡的时候。红蓝印本悦目、清雅而行间疏朗，制作精美，流传稀少，是智识阶层风雅生活的一种绝佳体现，我所借阅的这部晚清人的诗集，多少是符合特意制作红印本的条件和意图的。

    如今无论毛边书也好，红蓝印本也罢，都仿佛是过去很久的物事。时下一些出版社也制作所谓的“毛边”书，但它早已没有了不加修葺之美，纯然是刻意为之、比正常成书工序还繁琐的“假毛边”书，近乎噱头。至于朱墨粲然的红印本，已然是欲一亲芳泽而不可得的神女了。出版成为纯内容的贩卖，但在电子书如此普及的今天，抛弃纸质书所特有的艺术发挥空间而做纯内容的贩卖，又能走多远？毛边或红印再小众，也是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