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的晚年信件

    仝冠军

    张元济晚年深居简出，但从其不多的信件中，仍可一窥当时出版产业的风云变幻。私营出版业在1949年以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被政府视为“旧出版业”的小企业日子难过，即便如“大出版业”中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也都在经营上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出版界的旧秩序被打破之后，新秩序还远未建立起来。对私营出版社来说，不仅主要的经济来源——教科书业务被国营出版机构拿走，在发行环节受制于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两家机构，并且版权制度也被破坏，企业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商务印书馆在社会和产业的剧变中感受到了凛冽的寒意。张元济在1949年以后很少过问公司事务，但在1952年4月7日致陈叔通的信中，老人不免为商务印书馆的未来担心起来：“乃近据公司总处同人来言，公司最近财政已濒绝境。前与人民银行所订业务合同，本月二十一日届满。依合同贷款最高额为八十亿元。上年中国图书发行公司销货数量未能如预期所定，致目前尚欠人行四十八亿元。人行近曾派员来馆接洽，约于满期前本利清偿……按公司自发行部划出以后，养命之源即惟中图是赖。据报本年春销发货远比上年为绌，故中图来款亦因而顿减。政府规定在“三反”“五反”期内不得欠薪，不得停业。万一人行立时停止旧约，不允续订，则数百员工薪水及开门各件从何筹措？彼时情形何堪设想？逆料后半年市面必可恢复，中图营业必可从而扩充，但在此生命将绝之时，不能不急求一续命之汤。弟不忍此已有半世纪之文化机关堕于一旦，故敢违命续陈，谨将公司总处交来节略一份附呈台阅。上年与人行订立贷款合同系由出版总署胡愈之兄玉成。其事迫不获己，务求再商愈兄始终维护，转商人行，准将公司原订业务合同予以展期，俾得从容处理，换订新约，争取业务转机，藉免倾覆。迫切上陈，惟兄怜悯而拯救之。”睥睨四方之业界翘楚，为续命而四处求人，不难想见私营出版业困境之深，状况之窘，生存之艰。

    从1950年开始，张元济等人就不断地要求对商务印书馆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造。1950年4月28日，商务印书馆谢仁冰拜访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谈商务印书馆经济上的种种困难。同年8月19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商务印书馆谢仁冰先生已无力应付难局，辞职，商务有瓦解之虞。此一大出版家不能任其崩析，于公私调剂声中，于出版会议召开之日，苟商务不支而坍塌，实为至大之讽刺矣。”1953年10月16日，张元济致信陈叔通：“往岁商务多难之秋，未雨绸缪，曾以公私合营之策乞兄向政府进行商讨，力图改造，卒以时机未至，旋即中辍。近读《人民日报》社论，鼓励私人资本和国家经济合作之语，怦怦欲动。正拟乞兄续申前请，适接久芸先后来信，谓出版总署约谈，对商务多所咨询，意至恳切。久芸曾经据以报告，并蒙示以政府对于私人企业决定改造，公私合营时机已熟，亟宜急起直追。与鄙意不谋而合。”

    1953年11月4日，张元济再度致信陈叔通谈及商务的公私合营之事：“其中涉于公私合营之事，系领导与被领导之关系，而非合股云云，尤为一语破的，唤醒群迷。商务印书馆成立已半世纪，此数十年中所历之险阻艰难，及弟此次疾病，危疑震撼，有赖于我兄之匡助保全者，非言词所能尽述。至于今日虽不免支离破碎，而逋负业已清偿，收支亦近平衡，尚能以整个机构贡诸政府，列入公私合营之局，实堪私幸。”

    张元济给史久芸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上报中央的《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改造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请示报告》中，出版总署提出了公私合营的思路，即将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将中华书局改组为财经出版社。并提出：“在相当的时期内，商务、中华的招牌仍旧保持。即每个社内部各为一套机构，一本账簿，一种制度，但对外则各挂两块招牌。一家挂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的招牌；另一家挂财经出版社与中华书局的招牌。商务、中华过去出版的旧书，以及不宜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财经出版社名义出版的新书，例如：文史、古籍、地图等，均可以商务、中华名义出版。”中央对商务、中华的公私合营工作十分重视，指示说：“鉴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历史悠久，在我国文化界有相当影响，因此，这次在对它们实行进一步改造时，必须郑重其事，只准办好，不准搞坏。”两家单位的公私合营工作至1954年4月底大抵完成，5月1日，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财经出版社正式在北京宣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