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异质性

    王聪慧 张雨微

    

    

    

    摘 要：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实证检验进口货物中隐含的国外研发资本与国内产业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一是中国能够从进口贸易中获得技术正外部性，从而显著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二是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溢出效果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东部效果最弱，中部反应强烈，西部目前只能在来源国溢出渠道下有显著效果。因此，我国应积极扩大进口，优化进口结构，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于东部要加大自身研发投入，鼓励自主创新和吸引的进口技术正外部性相结合，西部地区则应以完善进口贸易渠道和平台，推进进口贸易发展和引进外资为侧重点。

    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区域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工业部门

    中图分类号：F740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3-0172-05

    一、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于全部样本的实证检验

    全部省份样本的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实证检验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其中，第（1）列至第（4）列为以样本省份进口额居前5位的来源国的R&D资本存量加权和为核心解释变量（即F），第（5）列至第（8）列取前10位的进口来源国;第（1）列、第（2）列、第（5）列、第（6）列将权重设为从该来源国进口额占来源国出口总额比重（即来源国溢出渠道），第（3）列、第（4）列、第（7）列、第（8）列将权重设为从该来源国进口额占本省份进口总额比重（即本国吸收渠道）。

    从表1左半部可看出，同时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时，拟合优度（R2）和残差平方和（Root MSE）的表现要明显好于只控制时间效应时，故主要观察第（2）列、第（4）列的结果。可看出，若以来源国溢出渠道来定义权重，核心解释变量F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来源国的R&D投入对进口主体的工业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若以本国吸收渠道来定义权重，F的系数变为不显著。由此可初步推断，中国进口主体能否获得生产率效应，依赖于来源国对该主体的依存度和重视程度，而非进口主体自身对特定货源地的进口倾向。

    表1右半部同样需要采信同时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时的结果，即第（6）列、第（8）列。结果显示，无论以来源国溢出渠道还是本国吸收渠道来定义权重，核心解释变量F的吸收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进口中得到的技术正外部性与自主研发投入相比，前者的贡献大约为后者的1/4。相较左半部结果，右半部中F的表现更好，这说明只要有足够多元化的进口来源国选择，进口主体通过主动的技术合作和模仿学习而获得技术正外部性，则更有可能实现。

    进而，再观察表1中自主研发投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等控制变量在第（2）列、第（4）列、第（6）列、第（8）列的表现，发现：自主研发投入的系数显著为正，且优于进口技术溢出，可见自主研发是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根本动力;地方财政能力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财政收入比重过高可能导致企业税收负担加重，且对应的公共支出容易对企业形成不当干预和扭曲，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工业生产率提升有赖于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外资企业正向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与负向的加工贸易锁定效应相对冲，最终使得该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信息化程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多数地方的信息化进程未惠及工业部门，两化融合绩效仍有待提高。

    （二）分三大区域样本组的实证检验

    以上证明了在将进口来源国取前10位时，无论以来源国溢出渠道还是本国吸收渠道设定权重，进口技术溢出效应都显著存在。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推测进口技术溢出在不同发展程度和地理区位的样本间具有区域异质性，因此有必要分区域样本组进行再检验。下页表2显示的是按东、中、西部进行分组的进口技术溢出实证检验结果。其中，各列均取前10位进口来源国，并依据相关检验值同时控制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无论以何种渠道设定权重，东部地区的进口技术溢出效应都较为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进口总量较高，存在一定的边际效用递减趋势，另一方面说明观测期内东部省份进口贸易的粗放发展特征较明显，进口带来的压力、激励和技术学习机会对东部工业企业的实际效果有待加强。其次，对中部地区来说，无论以何种渠道设定权重，核心解释变量F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中部地区对进口技术正外部性有非常强烈的响应，中部省份因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非常适合以扩大进口为突破口的开放创新模式。最后，在西部地区，若以来源国溢出渠道来设定权重，则核心解释变量F的系数，在三大区域中最大且最為显著，而若以本国吸收渠道来设定权重，则F的系数变为不显著，且系数绝对值非常小。这说明，西部地区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使得自身对重点市场的进口倾向，无法左右能否开展与贸易相关的国际技术合作，此权重下测得的F无法显示出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贡献。但是，一旦西部某一省份成为某一来源国的重点目标市场，则会获得非常大的技术溢出，强劲地带动工业部门效率提升。

    从表2中各控制变量结果来看，自主研发投入的贡献在西部最弱，说明西部省份的企业研发活动产出效率低下;政府财政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东部地区，是因为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强，过多的行政干预反而不利于产业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整体样本下不同，在三个区域均不显著，说明同等的受教育年限下劳动力还存在很多其他方面的异质性;FDI的作用在东部较微弱，在中部显著为负，在西部显著为正，说明FDI导致的产业低端锁定主要发生在东中部，西部地区引资条件较差，反而对外商投资形成一个筛选器，凡是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是较为优质的投资项目;信息化程度在全部样本中均显著为负，但在东部地区最为强烈。可见，观测期内东部地区信息化进程对工业发展有很大的副作用，把过多优质资源吸收到了虚拟经济，且未对实体经济形成良性反哺。

    （三）對主要解释变量设定滞后期的实证检验

    笔者按照本文表1中的原有设定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发现该滞后项显著为正，则可断定来源国R&D资本存量加权和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对国内各地区工业TFP的影响很有可能有一定持续性，因此本文分别对F设定滞后1期和滞后2期，对进口技术溢出的持续效应进行再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中，F的测算取前10位来源国，且同时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可以看出，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进口来源国R&D资本存量加权和，在各种情形下均与表1中对应列的差异不大。这说明，进口渠道获得技术溢出，对于国内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有较长时间的正向影响。进口品中蕴含的先进技术属性不仅在当期给国内生产者带来水平竞争压力或成本节约效应，促使其提高生产率，还会在后续的时间内以不同的物化形式持续存在，让国内企业消化吸收，从事逆向研发和模仿创新。表3中国内研发投入lnrd的显著性水平比在表1对应列中有轻微减弱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国内工业企业R&D内部经费支出中一部分是用于对进口品的模仿创新，从而与滞后期下的F对TFP的贡献发生轻微的多重共线性。

    另外，控制变量中地方财政能力与表1中表现不同，对TFP的负向作用被明显削弱，这可能是因为进口品技术属性的持续存在还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响应，做出更多的市场干预行为，从而与滞后期下的F发生了部分多重共线性;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大为提高，说明在同时加入当期进口技术正外部性时，地区教育发展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被相对掩盖，而针对主要解释变量设置滞后期后，具有较高受教育程度且适应产业实际需求的高素质劳动者群体的作用便能够被清晰观察到。其余两个控制变量及本文未报告的一个虚拟变量的表现与表1中差别不大，不再赘述。

    二、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进口货物中蕴含的外国研发资本角度，以自主研发投入、财政能力、人力资本积累程度、外商投资情况、信息化程度作为省份特征变量，探讨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首先，中国进口主体能够通过来源国溢出渠道和本国吸收渠道从进口贸易中获得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且具有持续性，当来源国多元化时后一渠道的作用才更易实现。其次，东中西部地区溢出结果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中东部的最弱，中部省份生产率显著提升，西部省份在来源国溢出渠道下效果最为明显，而以本国吸收渠道的效果十分微弱。再次，全国样本下，各省自身研发投入对生产率提升明显优于进口贸易的效果;优质的劳动力供给同样有助于生产率提升，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财政能力扩大和信息化程度加强反而不利于工业企业生产率。最后，上述控制变量产生的效果在分地区下，因各自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不同有较大差异。因此，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率，促进区域协调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适应当前扩大进口促进外贸平衡发展的战略导向，稳定出口的同时加快进口贸易发展进程，推动工业企业充分吸收进口技术溢出，特别是优先扩大对优质资本品、高技术中间品和成套设备的进口;扩大进口来源国范围，优化进口结构，并且降低对单一国家的贸易依赖，从而分散化贸易风险，形成全方位、高水平的进口战略格局。

    第二，结合我国各个地区不同的发展程度和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较为发达地区，更要关注外经外贸的内涵式增长，自身研发能力作为推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创新的关键，东部地区更需要自主创新，吸引的进口技术正外部性要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培养自身核心竞争力，促进东部省份实现内外联动的高质量开放创新模式。中西部地区要重点推进进口主体培育、进口渠道优化和进口平台建设，尽可能地吸收学习进口来源国的先进技术，由于现阶段西部地区进口规模和来源国分布不稳定，导致来源国溢出渠道和本国吸收渠道的效果有巨大差别，反映出它的进口变动具有一定偶然性，与来源国的联系性并不紧密，也得不到贸易伙伴的重视。如果西部地区能打造成熟稳定的进口贸易渠道和平台，则进口技术溢出还有非常大的可挖掘空间。近些年，“一带一路”建设给西部地区带来极大的机遇和经济增长成效就是很好的例证，发挥出西部在自然资源和气候方面的独特优势。

    第三，培育与吸收进口技术溢出相适应的产业生态和政府服务模式，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引进人才，加强人力资源管理，进一步扩大高技能高素质劳动者规模，建立健全用人机制;推进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工业制造，优化工业企业管理体制和思维模式以支撑信息化的务实推进，实现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促进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产业在空间上的合理部署，重点要求西部地区加快吸引外商投资，政府可在税收和管理等方面提出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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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the policy orientation and related opinions 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mport trade have been incessantly put forward.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R&D capital implied in imported goods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efficiency.The results show that.（1）China can obtain positive externalities from the import trade，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2）The spillover effect showed obvious differencesin different regions.The eastern effect was the weakest，and the central reaction was strong，while the western region can only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under a single channel.Therefore，China needs to actively expand imports and all regions should categorize policies.For the eastern region，it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attracting imported technologies to combine externalities，while the western region should focus more on improving import trade channels and platforms.

    Key words：import trade;technology spillover;regional heterogeneity;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industrial s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