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大名助》看调解类电视节目的突围创新
何威
摘要：2016年初，东方卫视推出社交服务类节目《四大名助》。开播仅半年，就凭借CSM524+0.791%的高收视率和3.11%的市场占有率成为省级卫视晚间节目收视之冠。不仅在众多模式雷同的调解类电视节目中脱颖而出，而且让老旧的调解类电视节目焕发了新的光彩。本文通过对《四大名助》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研究，试图找到在新的传播环境下，调解类电视节目的突围创新之路。
关键词：调解类电视节目 四大名助 创新
《四大名助》于2016年1月7日起每周四晚在东方卫视播出，至今已多次获得同时段收视率的第一名，网络点击量和关注度也居高不下，观众的平均年龄要比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年轻很多。尽管节目从一开始就打出了社交服务类节目的宗旨，从包装到场景设计，看起来都明快得不像一档严肃的电视节目，但毫无疑问，其内核还是一档调解类谈话节目，宗旨还是调解每期“烦恼者”和“制造烦恼者”之间的矛盾。同样是调解矛盾，为何《四大名助》能够如此迅速地抢占市场，获得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呢？或许，我们可以先从以往的调解类电视节目开始，说道说道。
调解类电视节目的传统套路
一、直白、老套的节目名称。传统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节目名称多用带有明显情感色彩的字眼，如《爱情保卫战》《情动八点》等；或是直接使用“调解”一词，如《调解面对面》《第三调解室》等。这样定名的思路背后，隐藏的是制作人试图以直白语意引发受众共鸣的心理。这种节目名称在互联网浪潮和移动终端还未席卷而来之前，的确可以直白地吸引到目标受众。毕竟长期以来，调解类电视节目的收视群体，都定位在广大中老年人的身上。直抒胸臆的节目名称正好可以吸引他们的目光。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层出不穷的创意型节目极大地分流了受众，直白而老套的节目名称，已经很难在众多同质化的节目中脱颖而出。
二、压抑、封闭的调解环境。大多数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都有一个固定的调解环境，也就是调解室。这个调解室通常会设在演播室，被打造成明亮安静的会客室风格，或者简约舒适的心理咨询室风格。沙发、茶几、桌椅，再加上相对单一的灯光和背景，营造出一种非常正式、专业，但同时也略显压抑、拘束的氛围。即使不是在演播室调解，节目组也会在室外营造出一个户外的调解室，如贵州大众生活频道的《调解大篷车》，直接把车布置成调解室，再开到室外进行调解。这实际上还是在封闭而压抑的环境中和当事人进行对话。
三、低俗、琐碎的选题。大部分调解类电视节目的选题立足于婚姻家庭，而婚姻家庭矛盾离不开“出轨”“小三”这样的关键词。从全国电视观众的文化程度构成看，中国低学历观众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观众比例高达36.1%，小学文化程度观众比例为26.5%。①而调解类电视节目的目标收视群体的文化程度主要就集中在低学历群体中。观众的审美情趣决定了他们喜爱的节目内容。夫妻矛盾、亲人反目这样低俗、琐碎的选题，几乎是调解类电视节目的主打，甚至有些节目不惜抛出恶俗选题来吸引受众目光，如去年刚被叫停的《新老娘舅》就是此类的极端代表。调解类电视节目把焦点放在“抓奸”“小三”这样的边缘化词语上，不仅降低了节目格调，也弱化了节目原本调解和普法的目的，节目的价值导向也就发生了变化。高学历的观众不愿意“同流合污”，久而久之，原本獵奇的观众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四、专家型的主持人或调解嘉宾。在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中，一定有一个或者一群专家型主持人（或者是调解嘉宾），他们要么是情感专家，要么是法律顾问，要么是心理咨询师或者是人民调解员。总之一定要让前来调解的当事人感到专业，感到信服。对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而言，调解结果的成败似乎决定着这档节目的强与弱，口碑好与不好。这种评判标准下，自然要求节目的主创人员越专业越好，似乎不专业就无法显示出调解节目的正式和威信。而专业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专家型调解嘉宾无法满足专业和电视化的表达，有时候为了专业，可能需要牺牲更多。
五、过分看重收视率，忽视了外部环境变化。收视率固然是电视节目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收视率不是衡量一档节目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在这个网络高度发达，传播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的时代，网络点击量和留言量同样是衡量节目好坏的标准。就从网络点击量上说，《四大名助》的网络点击量显然远远超过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因为它不仅迎合了电视机前的受众，也迎合了网络端更年轻、更娱乐化的受众。
《四大名助》的突围创新
一、新奇的节目名称。《四大名助》首先是在节目的命名上就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打破了以往那种“以强烈的带有感清色彩的字眼冲击观众的视觉，开门见山地道出节目内容”的模式。利用“四大名著”的谐音特点以及“助”的主体和对象的不确定性引发观众的好奇心和联想，激发了观众内心潜在的观看欲望。在“互联网+”、新媒体浪潮愈演愈烈的今天，将在移动终端上通过网络收看电视节目的广大年轻群体作为节目的核心受众才是明智的选择。而“四大名助”的名称正好消除了广大年轻群体对传统调解类电视节目的抵触心理。
二、轻松、幽默的氛围营造。电视节目通过电视或其他媒介传送到观众的面前，除了满足多种信息需求外，审美欣赏、娱乐也是人们欣赏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一点上，《四大名助》显然营造出了和传统调解类电视节目截然不同的氛围。《四大名助》节目总基调为轻松、幽默、温馨，场景设计也以这个为总出发点。在整个场景设计上，以抽象的设计手法来表现这种氛围，场景中整体的造型是一个城堡的形象，突出形式感和幽默感。在场景中强调造型的组合，元素虽多但不繁琐和凌乱，丰富的色彩和明亮的灯光营造出了一个活泼开放的空间。尤其在调解室的设计上，《四大名助》更是别出心裁。主持人区域和苦恼者区域设置在一起，并且摒弃了桌椅，大家全都光脚坐在地上，苦恼者就坐在主持人的中间，整体营造出一种家庭式的轻松、温馨感，时不时调解对象还被从观众席叫上来一起坐着。这完全打破了以往调解双方矛盾对立的局面，也改变了以往调解嘉宾和主持人高高在上的距离感。
三、多样化、趣味性的选题。以往的调解类电视节目选题往往集中在夫妻矛盾、亲子矛盾上，因为这种关系情感冲突最为强烈。但《四大名助》的选题更多样，矛盾双方不再总是夫妻和父子，而是扩展到了一般好友、同事关系、室友之间，各种各样的新奇烦恼都会在节目中出现。节目选取的不再是煽情的情感故事，而是更加生活化、有趣味的选题。如女儿“状告”妈妈做菜太难吃还强迫家人吃她做的菜；男友“状告”女友疯狂追星以至于走火入魔；下属“状告”上级总爱在公司里跟同事们“恶作剧”；妻子“状告”丈夫太懒，甚至自己怀孕即将生产之际还被在病床旁陪伴的懒惰丈夫要求喂他吃零食。这些内容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也增加了节目的立体感和多元化。
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琐碎家事的选题，《四大名助》也能另辟蹊径，选取一种娱乐化的表达方式，令调解类电视节目焕发了新的活力。比如2016年12月8日，《蛮横妻子霸道驭夫，丈夫哭诉家庭暴力》的节目。按照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家暴的选题通常是哭哭啼啼的妻子和备受抨击的丈夫。可《四大名助》却反其道而行之，选取了一个遭受家庭暴力的丈夫为当事人，现场哭诉妻子的蛮横无理，演播室的表达也丝毫没有煽情的内容。身为东北壮汉的丈夫的哭诉呈现了一种搞笑的反差萌，年轻靓丽的妻子即使当场“家暴”驭夫，也没有触碰观众底线，反倒显得率真可爱，节目现场观众始终笑声不断，表情包频出。节目使用的背景音乐和字幕包装也都是明亮欢快的，使得《四大名助》一下就从其他沉重的调解类电视节目中脱颖而出，变得时尚起来。
四、去专业化的主持人、调解嘉宾。《四大名助》的主持人由孟非、尉迟琳嘉、谢依霖和一名随机嘉宾组成（有郭德纲、姜振宇等人）。可以说，节目的固定班底里，没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尉迟琳嘉和谢依霖甚至连传统意义上的主持人都算不上，完全就是综艺咖。正是这样非专业的团队，才能在调解时嘻嘻哈哈，说出最贴近普通观众的心声，并且保持节目笑料不断。
不但是从定位上去专业化，主持人在包装和形象上也着力去专业化，《四大名助》的主持人造型，服饰上选用较单一素雅的颜色，在服饰的样式上选用居家式的。在主持的过程中为了彰显轻松、幽默、温馨这一主题氛围，有时主持人是光脚来主持的，让苦恼者能一下就放松下来，有置身于家一样的感觉。②
五、对受众的精准定位。《四大名助》能在网络取得高点击量，绝不仅仅因为它启用了几个综艺咖的主持人，而是一开始就对观众进行了精准定位，进而制作了一档老少咸宜、適合网民的调解类电视节目。节目里既有让年轻人和老人都有共鸣的代沟问题，也有谁都能插上话的工作话题。总之，《四大名助》不但能留住传统调解类电视节目的“老观众”，还能开拓以前没有的新群体。重要的是，它不仅能霸占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能把网络端的受众一网打尽，自然能在网络时代占有一席之地。
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已经十几年未有突破，《四大名助》的出现，或许对调解类电视节目来说，是一个反思和借鉴。在互联网时代，传播主体和传播方式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一味守着过去的收视荣耀而不思变革，随时都有被淘汰的风险。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从激烈的竞争中突围而出。
（作者单位：江西广播电视台）栏目责编：吉 庆
注释：①陈若愚主编：《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14）》，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②魏松云：《以〈四大名助〉为例探讨社交服务类节目电视场景设计》，《大众文艺》，2016（19）。
摘要：2016年初，东方卫视推出社交服务类节目《四大名助》。开播仅半年，就凭借CSM524+0.791%的高收视率和3.11%的市场占有率成为省级卫视晚间节目收视之冠。不仅在众多模式雷同的调解类电视节目中脱颖而出，而且让老旧的调解类电视节目焕发了新的光彩。本文通过对《四大名助》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研究，试图找到在新的传播环境下，调解类电视节目的突围创新之路。
关键词：调解类电视节目 四大名助 创新
《四大名助》于2016年1月7日起每周四晚在东方卫视播出，至今已多次获得同时段收视率的第一名，网络点击量和关注度也居高不下，观众的平均年龄要比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年轻很多。尽管节目从一开始就打出了社交服务类节目的宗旨，从包装到场景设计，看起来都明快得不像一档严肃的电视节目，但毫无疑问，其内核还是一档调解类谈话节目，宗旨还是调解每期“烦恼者”和“制造烦恼者”之间的矛盾。同样是调解矛盾，为何《四大名助》能够如此迅速地抢占市场，获得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呢？或许，我们可以先从以往的调解类电视节目开始，说道说道。
调解类电视节目的传统套路
一、直白、老套的节目名称。传统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节目名称多用带有明显情感色彩的字眼，如《爱情保卫战》《情动八点》等；或是直接使用“调解”一词，如《调解面对面》《第三调解室》等。这样定名的思路背后，隐藏的是制作人试图以直白语意引发受众共鸣的心理。这种节目名称在互联网浪潮和移动终端还未席卷而来之前，的确可以直白地吸引到目标受众。毕竟长期以来，调解类电视节目的收视群体，都定位在广大中老年人的身上。直抒胸臆的节目名称正好可以吸引他们的目光。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层出不穷的创意型节目极大地分流了受众，直白而老套的节目名称，已经很难在众多同质化的节目中脱颖而出。
二、压抑、封闭的调解环境。大多数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都有一个固定的调解环境，也就是调解室。这个调解室通常会设在演播室，被打造成明亮安静的会客室风格，或者简约舒适的心理咨询室风格。沙发、茶几、桌椅，再加上相对单一的灯光和背景，营造出一种非常正式、专业，但同时也略显压抑、拘束的氛围。即使不是在演播室调解，节目组也会在室外营造出一个户外的调解室，如贵州大众生活频道的《调解大篷车》，直接把车布置成调解室，再开到室外进行调解。这实际上还是在封闭而压抑的环境中和当事人进行对话。
三、低俗、琐碎的选题。大部分调解类电视节目的选题立足于婚姻家庭，而婚姻家庭矛盾离不开“出轨”“小三”这样的关键词。从全国电视观众的文化程度构成看，中国低学历观众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观众比例高达36.1%，小学文化程度观众比例为26.5%。①而调解类电视节目的目标收视群体的文化程度主要就集中在低学历群体中。观众的审美情趣决定了他们喜爱的节目内容。夫妻矛盾、亲人反目这样低俗、琐碎的选题，几乎是调解类电视节目的主打，甚至有些节目不惜抛出恶俗选题来吸引受众目光，如去年刚被叫停的《新老娘舅》就是此类的极端代表。调解类电视节目把焦点放在“抓奸”“小三”这样的边缘化词语上，不仅降低了节目格调，也弱化了节目原本调解和普法的目的，节目的价值导向也就发生了变化。高学历的观众不愿意“同流合污”，久而久之，原本獵奇的观众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四、专家型的主持人或调解嘉宾。在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中，一定有一个或者一群专家型主持人（或者是调解嘉宾），他们要么是情感专家，要么是法律顾问，要么是心理咨询师或者是人民调解员。总之一定要让前来调解的当事人感到专业，感到信服。对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而言，调解结果的成败似乎决定着这档节目的强与弱，口碑好与不好。这种评判标准下，自然要求节目的主创人员越专业越好，似乎不专业就无法显示出调解节目的正式和威信。而专业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专家型调解嘉宾无法满足专业和电视化的表达，有时候为了专业，可能需要牺牲更多。
五、过分看重收视率，忽视了外部环境变化。收视率固然是电视节目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收视率不是衡量一档节目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在这个网络高度发达，传播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的时代，网络点击量和留言量同样是衡量节目好坏的标准。就从网络点击量上说，《四大名助》的网络点击量显然远远超过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因为它不仅迎合了电视机前的受众，也迎合了网络端更年轻、更娱乐化的受众。
《四大名助》的突围创新
一、新奇的节目名称。《四大名助》首先是在节目的命名上就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打破了以往那种“以强烈的带有感清色彩的字眼冲击观众的视觉，开门见山地道出节目内容”的模式。利用“四大名著”的谐音特点以及“助”的主体和对象的不确定性引发观众的好奇心和联想，激发了观众内心潜在的观看欲望。在“互联网+”、新媒体浪潮愈演愈烈的今天，将在移动终端上通过网络收看电视节目的广大年轻群体作为节目的核心受众才是明智的选择。而“四大名助”的名称正好消除了广大年轻群体对传统调解类电视节目的抵触心理。
二、轻松、幽默的氛围营造。电视节目通过电视或其他媒介传送到观众的面前，除了满足多种信息需求外，审美欣赏、娱乐也是人们欣赏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一点上，《四大名助》显然营造出了和传统调解类电视节目截然不同的氛围。《四大名助》节目总基调为轻松、幽默、温馨，场景设计也以这个为总出发点。在整个场景设计上，以抽象的设计手法来表现这种氛围，场景中整体的造型是一个城堡的形象，突出形式感和幽默感。在场景中强调造型的组合，元素虽多但不繁琐和凌乱，丰富的色彩和明亮的灯光营造出了一个活泼开放的空间。尤其在调解室的设计上，《四大名助》更是别出心裁。主持人区域和苦恼者区域设置在一起，并且摒弃了桌椅，大家全都光脚坐在地上，苦恼者就坐在主持人的中间，整体营造出一种家庭式的轻松、温馨感，时不时调解对象还被从观众席叫上来一起坐着。这完全打破了以往调解双方矛盾对立的局面，也改变了以往调解嘉宾和主持人高高在上的距离感。
三、多样化、趣味性的选题。以往的调解类电视节目选题往往集中在夫妻矛盾、亲子矛盾上，因为这种关系情感冲突最为强烈。但《四大名助》的选题更多样，矛盾双方不再总是夫妻和父子，而是扩展到了一般好友、同事关系、室友之间，各种各样的新奇烦恼都会在节目中出现。节目选取的不再是煽情的情感故事，而是更加生活化、有趣味的选题。如女儿“状告”妈妈做菜太难吃还强迫家人吃她做的菜；男友“状告”女友疯狂追星以至于走火入魔；下属“状告”上级总爱在公司里跟同事们“恶作剧”；妻子“状告”丈夫太懒，甚至自己怀孕即将生产之际还被在病床旁陪伴的懒惰丈夫要求喂他吃零食。这些内容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也增加了节目的立体感和多元化。
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琐碎家事的选题，《四大名助》也能另辟蹊径，选取一种娱乐化的表达方式，令调解类电视节目焕发了新的活力。比如2016年12月8日，《蛮横妻子霸道驭夫，丈夫哭诉家庭暴力》的节目。按照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家暴的选题通常是哭哭啼啼的妻子和备受抨击的丈夫。可《四大名助》却反其道而行之，选取了一个遭受家庭暴力的丈夫为当事人，现场哭诉妻子的蛮横无理，演播室的表达也丝毫没有煽情的内容。身为东北壮汉的丈夫的哭诉呈现了一种搞笑的反差萌，年轻靓丽的妻子即使当场“家暴”驭夫，也没有触碰观众底线，反倒显得率真可爱，节目现场观众始终笑声不断，表情包频出。节目使用的背景音乐和字幕包装也都是明亮欢快的，使得《四大名助》一下就从其他沉重的调解类电视节目中脱颖而出，变得时尚起来。
四、去专业化的主持人、调解嘉宾。《四大名助》的主持人由孟非、尉迟琳嘉、谢依霖和一名随机嘉宾组成（有郭德纲、姜振宇等人）。可以说，节目的固定班底里，没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尉迟琳嘉和谢依霖甚至连传统意义上的主持人都算不上，完全就是综艺咖。正是这样非专业的团队，才能在调解时嘻嘻哈哈，说出最贴近普通观众的心声，并且保持节目笑料不断。
不但是从定位上去专业化，主持人在包装和形象上也着力去专业化，《四大名助》的主持人造型，服饰上选用较单一素雅的颜色，在服饰的样式上选用居家式的。在主持的过程中为了彰显轻松、幽默、温馨这一主题氛围，有时主持人是光脚来主持的，让苦恼者能一下就放松下来，有置身于家一样的感觉。②
五、对受众的精准定位。《四大名助》能在网络取得高点击量，绝不仅仅因为它启用了几个综艺咖的主持人，而是一开始就对观众进行了精准定位，进而制作了一档老少咸宜、適合网民的调解类电视节目。节目里既有让年轻人和老人都有共鸣的代沟问题，也有谁都能插上话的工作话题。总之，《四大名助》不但能留住传统调解类电视节目的“老观众”，还能开拓以前没有的新群体。重要的是，它不仅能霸占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能把网络端的受众一网打尽，自然能在网络时代占有一席之地。
传统的调解类电视节目已经十几年未有突破，《四大名助》的出现，或许对调解类电视节目来说，是一个反思和借鉴。在互联网时代，传播主体和传播方式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一味守着过去的收视荣耀而不思变革，随时都有被淘汰的风险。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从激烈的竞争中突围而出。
（作者单位：江西广播电视台）栏目责编：吉 庆
注释：①陈若愚主编：《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14）》，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②魏松云：《以〈四大名助〉为例探讨社交服务类节目电视场景设计》，《大众文艺》，201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