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刘景儒

    刘振彪

    

    1991年4月，习仲勋和刘景儒久别重逢，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眼里饱含泪水。习仲勋动情地对刘景儒说：“咱俩同年出生，是两头牛，你四月，我九月，你还是我三哥哩！谁是黄牛？谁是水牛？我看你就是黄牛，一头爱国爱家的老黄牛。”

    我父亲刘景儒，字子珍，乳名庆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刘志丹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刘景范的胞弟。

    1913年5月15日（农历四月初十），父亲出生于陕西保安县金鼎乡（今志丹县金鼎镇）楼子沟村。1934年3月参加革命，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在原延安市（今宝塔区）政协离休，1995年1月8日在延安逝世，享年82岁。

    父亲和习仲勋是很要好的革命同志和朋友，他俩同年等岁，相交十分融洽，时常称兄道弟亲密无间。父亲生前非常敬重习叔叔，说他足智多谋、平易近人、心胸开阔、聪颖豁达，是位平生难以忘怀的人。

    虎口遇救

    1933年前，由于大伯刘志丹、二伯刘景范出门在外闹革命，创建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父亲一直在家乡楼子沟看家务农，同时帮红军传递情报、为兵工厂筹资等，并照顾几个年幼的弟妹。这期间，他陆续结识了来家乡找大伯开会、联络及修养避难的谢子长、阎宏彦、习仲勋、高岗、马锡五、张秀山、张策、王子宜、曹力如、王世泰、李力果等一些陕甘边、陕北革命领导人，为他们站岗放哨、送水送饭、带路做向导。

    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是习仲勋。习叔叔性格非常和善亲切，称我的祖父为“干大”（干爹、义父的意思），对伯父伯母总是以兄嫂相称，最爱吃的就是我家的软糜子燕麦炒面和鸡汤剁荞面。1991年，他在深圳和我父母见面时，说起往事依然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1934年3月，在大伯和二伯的影响下，父亲征得我祖父允许，就近参加红军保安游击队，参与了攻打旦八寨子等数次战斗。但时隔不久，国民党向刚刚建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初具规模的南梁苏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

    那年5月上旬，国民党仇良民团的一个骑兵营和谭世麟的地方保安部队占据南梁后，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且逼近楼子沟，要活捉刘志丹家人。父亲被游击队派回家乡，保护家人立即转移躲避。敌人抓不到家人，就穷凶极恶地抄了我们的家院，丧尽天良地挖了我们家的祖坟，把我老太、祖母（刘志丹的祖父母和母亲）的尸骨挖出，灭绝人性地挫骨扬灰，惨不忍睹。

    父亲和祖父领着全家老小十余口人东躲西藏，敌人悬赏1000大洋捉拿刘志丹家人无果，残忍地杀害了7位从事革命活动的刘志丹的亲戚。面对疯狂的敌人，我们一家人决定分头躲避，父亲保护祖父避难到三边及内蒙草地，继祖母和大伯母、二伯母领着家中几个尚年幼的娃娃就近钻梢林、住山洞、投亲戚，分头躲藏。

    习仲勋叔叔听到刘志丹家人的处境后，非常着急，立即派人四处寻找，终于在数月后，将祖父、继祖母、大伯母及父亲等一家人顺利接到失而复得的南梁根据地，安排在高庄湾住下来。父亲安顿好虎口脱险的家人，即与习仲勋叔叔告别，返回保安游击队。

    “干大还好吧？”

    1935年4月，国民党马鸿宾部35师重兵包围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时任陕甘边区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叔叔亲自下令从游击队调父亲返回到南梁根据地，负责保护红军干部家属转移，政府机关也分头转移，并约定在甘泉桥镇一带会合。

    父亲带领的这支七、八十人的转移队伍中，有杨培胜、刘安堂、刘约三、张明科等人的家属和刘志丹的家人。经过数天翻山越岭，艰难跋涉，与敌人周旋，转移队伍终于安全抵达会合点。

    习仲勋叔叔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就问：“干大还好吧？”父亲苦笑着回答：“好什么，还不是一样受罪受累。”习叔叔看望大家后，非常热情地说：“都辛苦了，安全出来就好。”他随即让父亲把全家老少安排到洛河川苍沟马大爷家，说那里很安全，吃住都不是问题。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7月，父亲再次接到边区政府习仲勋叔叔的命令，告别刚组建时间不长的西川游击队的战友们，带领一百多人的边区干部家属转移队伍（番号六大队）向东行进，辗转几百里行至横山县的青阳岔。

    敌人一路尾随，追到了距他们不远的仓房梁，情况十分危急。父亲当天下午赶到石湾街找到边区政府，汇报了转移的紧急情况。第二天，边区政府派人从子洲县的马蹄沟赶过来，接走了我的祖父、继祖母及其他干部家属。

    父亲和母亲带着孩子继续转移到黄河边的西林峪，乘边区被服厂的船过了黄河。在黄河东岸，他们再次见到了习叔叔。习叔叔对父亲关切地说：“目前形势紧张，斗争很残酷，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国民党像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待全国解放，就有好日子过了。”

    “文革”劫难

    1952年2月，父亲接到志丹县奥海清县长的信，要他即刻返回志丹县工作，父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1957年，父亲在陕西省商贸干校学习。翌年9月，已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叔叔从北京赴西北考察来到西安，父亲去看望习叔叔，习叔叔对父亲的工作关怀备至，要父亲留在省会西安工作，但父亲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还是留在家乡工作的好。”

    上世纪60年代，父亲在志丹县商业系统工作。十年动乱期间，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二伯父）因《刘志丹》小说的牵连，被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定为“习、贾、刘”反党集团，经受残酷的批斗和折磨，贾拓夫伯伯于1967年5月被迫害致死，刘景范二伯父被逮捕，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七年之久，习仲勋叔叔也被公安“监护”长达八年。1974年，二伯父因在狱中被百般摧残身患重病，大伯母同桂荣（刘志丹夫人）赴京探监后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保外就医，由周恩来总理转给主席。主席阅信后于12月27日对小说《刘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至此，二伯父被释放，习仲勋叔叔被解除“监护”。

    在志丹县，父亲被定为“习、贾、刘”反党集团成员刘景范伸向志丹地区的黑爪牙，被无情打击、批斗、迫害一年后，于1968年12月被捕入狱长达三年六个月，在狱中受到非人的折磨摧残，1972年6月被释放，1978年6月平反昭雪。

    1978年12月，父亲赴北京参加龚逢春同志的追悼会，习仲勋叔叔热情接见了他，两人一起吃饭，并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习叔叔知道父亲喜欢抽烟，在父亲临返回陕北时还特意送来两条特制的香烟。父亲不舍得抽，家中来客人时才拿出招待。在父亲看来，这不单是两条香烟，这是习叔叔对他的一份情谊！

    晚年的牵挂

    1991年4月，习叔叔在得知父母亲在深圳刘晓林妹妹家里小住时，立刻派秘书接父母亲和妹妹到他居住的兰园。习叔叔在门口亲自迎接父亲，两位老人久别重逢，一见面就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眼里饱含泪水。会见时，习叔叔动情地对父亲说：“咱俩同年出生，是两头牛，你四月，我九月，你还是我三哥哩！谁是黄牛？谁是水牛？我看你就是黄牛，一头爱国爱家的老黄牛。”

    两位老人不时回忆着战争年代的艰辛和各个时期的境遇，以及家长里短的往事，不时发出阵阵感叹和爽朗的笑声。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让在坐的妹妹感动不已。

    是年5月23日，习仲勋和齐心夫妇托秘书带给我父母亲一篓增城荔枝，并附信一封：“有朋自五羊城来，带给我一些增城荔枝，名为三月（阳历5月）鲜，很好吃，先送上一点尝尝鲜……祝两位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千万珍重！”8月初，得知妹妹要回陕北看望父母，习叔叔又让妹妹给我父母亲捎去巧克力糖等物，如今盛放糖果的盒子还存放在妹妹家里。

    1995年1月8日，父亲因病在延安逝世，习仲勋叔叔、齐心婶婶委托陕西省委通过延安地委向父亲敬献了花圈，对我母亲及家人表示亲切的慰问。

    1998年10月，是习叔叔85岁寿辰，妹妹刘晓林受邀参加了老人的生日宴会。席间，习叔叔拉着妹妹的手，问起爸爸过世后家里方方面面的情况，对妹妹语重心长地嘱咐：“孩子，你爸爸走了，他的一生比较坎坷，是个对革命有贡献的人。你妈妈还健在，她也是参加革命较早的一位妇女干部，1938年18岁就担任志丹县委妇联副主任，不简单啊！战争年代以及‘文革动乱和你爸爸同样受过罪。你告诉你的几个哥哥、弟弟，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你妈妈的生活，让她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2013年5月，是父亲刘景儒诞辰100周年。5月19日，由我主编、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难忘的记忆》一书在圣地延安举行了发行仪式。书中有父亲亲自撰写的“我的八十二年”，还有和习仲勋叔叔在一起的照片……这本书不仅是为了纪念父亲平凡、坎坷且不失光辉的一生，也是为了使平凡的父亲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叔叔在战争年代缔结的革命情谊和无私奋斗精神发扬光大，教育后人。

    （作者系刘景儒的三子，延安地电系统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