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可安好?

    陈小玮

    

    “我来晚了。”史正德每到一位烈士家,都会对年迈的烈士父母这样说。

    29年前,奔赴老山前线的史正德和他的战友们彼此间有一个承诺——如果我牺牲了,请你代我看望父母。

    谁能想到,践诺之行,一等就是29年。

    6根燃着的香烟,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仵润民烈士的墓碑顶端。这是曾在一个战场上浴血奋战的6位战友对他的一份心意。

    墓碑是水泥制作的,由陕西省扶风县政府立于1987年3月30日。

    “你被这小小土堆禁锢住了呀!”史正德上完香,用右手抚摸着仵润民烈士的墓碑说道。语气里是无限的沉痛与惋惜。

    2014年2月15日,史正德专程从甘肃武山赶到宝鸡。受宝鸡战友邢志强之约,他们于第二天看望417团牺牲在老山前线的三位烈士的家人,给每位烈士家送一块“老山英烈之家”的匾额。

    2月16日,是对越自卫反击战35周年。

    你是最后见到我哥的人?

    瘦小的晁中平将哥哥的战友迎进了自己在村里开的小商店。

    “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到家里来看看,我来晚了,二十多年才来一次。”史正德对晁周平的父亲说。

    晁周平的父亲听力不好,只是点头,从左到右环顾着儿子的战友。

    小商店最里头隔出的小房间有一张床,床尾摆放着晁周平的遗物和遗像。

    一本暗绿色封面的相册,塑封的膜大部分已脱落。相册是成都军区1986年春节赠送给参战人员的纪念品。翻开相册,里面有一张二寸照片,是晁周平参军不久照的,穿着新军装的他,笑得阳光灿烂。

    相册边上是晁周平的遗像,装在镜框里,有一本杂志那么大。头戴钢盔,一身军装的他,眉头微微皱着,眼神带着一丝忧郁。

    “当年我们上前线时,每个人都照了这么一张照片。”史正德指着照片对一屋子人说。

    记者在相册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翻拍的山口百惠的二寸照片。上世纪80年代,山口百惠主演的电视剧《血疑》正火。

    “看了网上的视频,我好几夜都睡不着。”晁中平对史正德说。

    晁中平看的视频,即搜狐网制作的《兄弟连—他们的战争》以及《兄弟连—血与骨》。这两个视频是以史正德网易博客的内容为素材,采访史正德以及他的战友制作的纪录片。

    27年过去了,哥哥究竟怎么牺牲的,晁中平一直不是十分清楚。

    “1987年的‘1·7拔点战斗时,发动攻击的4连伤亡惨重。你哥所在的8连担负运送烈士、伤员的任务。你哥两次冲上去,救下来了两个伤员,第三次冲上去时牺牲了。”史正德对晁中平说。

    “你哥牺牲的那一夜,我按我们家乡的风俗,给他守的夜,他是烈士中身体最完整的一个。”史正德这样安慰晁中平。

    “你是最后见到我哥的人?”晁中平得到肯定答复后,对父亲大声说,“史哥是最后见到我哥的人。”

    晁周平刚走的头两年,妈妈连续生病,住了七、八次院。想儿子的母亲天天哭,最后眼睛哭得看不见了。父亲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个不到10岁的妹妹。这个家就只能由15岁的晁中平撑着。

    有好几年,都没人来看一看。前年,晁中平找县民政局反应说:“不是我想要啥东西,有人来看看,说明还记得我哥是为国捐躯的,我父亲的心情也能好些。”

    在晁中平的讲述过程中,老父亲始终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这几年家里才好点,两年前盖了新房。”晁中平说。

    战友们将“老山英烈之家”的匾挂在新房的客厅里。

    “把日子过好!”分别时,史正德对晁中平叮嘱道。

    很多烈士家人的生活依然贫困

    2010年3月17日,史正德在网易开了一个名为“老山魂”的博客。

    他的第一篇博文,是1985年参战时写给妈妈的一封“遗书”—“我走了,妈妈”。当时这篇“遗书”是417团的范文,被很多战友传抄。

    在博客上贴出多年前的旧作,史正德一是思念已去世16年的母亲,二是怀念长眠在南疆红土地上的战友,三是想与共同经历战火洗礼的失联战友们取得联系。

    史正德通过各地的战友联系上了417团牺牲的61位烈士的家人,他自己也去看了不少烈士的家人,发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在当地能达到中等偏上水平的占10%到15%;20%到30%处于当地中等水平;几乎有一半处于当地中等水平之下,有一部分还处于困境当中。

    “起码烈士父母的生活状况应该比当地的平均生活标准略高一点吧?”当记者询问烈士父母生活状态的总体状态时,史正德这样反问道。

    在仵润民烈士家,他妹妹哭着对史正德说:“2004年,父亲生病要住院,家里穷得连500元的保命钱都拿不出来。”患有肺气肿的父亲去世时只有68岁,后事也是借钱办的。家里境况好转也是这两年的事。

    史正德给仵润民妈妈讲述儿子牺牲过程时,仵润民妈妈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只是有时会轻轻地发出一声“哦”。

    “16岁就走了。我有时候做梦,梦见他在河里凫水呢。”仵润民妈妈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

    战友们应妈妈的要求,将“老山英烈之家”的匾挂在她卧房的墙上。

    “今天我们看的这三家,已经算是生活状况比较好的。”史正德对记者说。

    旬阳战友发来李谋仁烈士家的照片,让史正德看了心酸不已。

    李谋仁牺牲时只有19岁。

    1986年4月28日,李谋仁坚守在距敌人不足80米的168高地2号哨位。他上阵地才十多天。

    在老山前线,4月28日是一个敏感日子。1984年的这一天,是我军收复老山阵地的日子,每到这一天,越军总有报复行动。

    奇怪的是,那天已经晚上10点多了,阵地上还是死一般的寂静。连长在电台里提醒李谋仁,“反常的情况说明,敌人可能有大的行动,一定要警惕。”

    大约凌晨一时多,3名越军特工从李谋仁的背后摸过来。趁他不备,用石头猛击他的头,将昏迷的李谋仁拖起就走。

    168阵地与敌人的164阵地只有80来米的距离。万一敌人拖着李谋仁向前猛跑几步,那后果不堪设想。连长焦急地下指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李谋仁。”

    史正德正在该连指挥所协助一线部队做战场政治思想工作。那时,他已经被调到团政治处当干事。他一把抢过用密码向上级报告情况的电台兵的送话器,冒着被处分的危险,用明语发出了“炮火覆盖164”的呼喊。

    被敌人拖行了10来米的李谋仁,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俘了。知道摆脱敌人无望,他拉响了挂在胸口的“光荣弹”。

    “李谋仁是我们团第一位牺牲的战友。”史正德在昏暗的猫耳洞里整理出他的英雄事迹,委托军工送团政治处,后来集团军为李谋仁追记了一等功。

    救助生活贫困的烈士父母

    去年,史正德委托当地战友到李谋仁家中找寻烈士的照片,并看望烈士父母。

    “老人的日子太凄惨了,我们难过得掉眼泪……”战友在电话里这样对史正德说。

    烈士的父母已年过七旬,房子还是多年以前盖的泥巴房子,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

    看着照片上烈士父母满脸沧桑的脸庞,想起李谋仁曾经说过的“只要我的死能给贫困的爸爸、妈妈换来晚年的幸福……”史正德的心里就一阵阵发酸。

    让史正德略感安慰的是,老人每人每月能领到500元的抚恤金。

    但是,史正德目前联系上的数十位烈士父母,基本上都与“低保”无缘。

    朱生祥的哥哥说,为给父母办低保,他跑了很多路,看了很多人的脸。“1995年以前,村上每年还给发50元或100元的慰问金,1995年之后就没有了。现在这几年连个画张都见不上。”他说。

    他说的“画张”,就是年画,以前逢年过节给烈属家发的慰问品之一。

    朱生祥的父亲在炕柜里找抚恤金的存折,拿出一个棕色的小皮包,是兰州军区给边防战士发的纪念袋。

    打开袋子,里边有一张名信片,是西北工业大学学生寄给前线战士的。明信片上这样写道:你们在前方英勇地战斗,无私地流血,是为了我们后方的安定,为了我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我衷心地感谢你们!

    20多年过去了,明信片的边缘已经折毛,但蓝色的钢笔字迹依旧清晰。

    史正德将李谋仁烈士父母状况在博客公布后,引起西安战友的关注。他们成立了关爱李谋仁父母行动小组,募集到50896.16元善款。

    关爱李谋仁烈士父母网络爱心行动,也引起旬阳县政府领导的关注,县民政部门派人对李谋仁父母居住的房子进行了修缮,并为李谋仁烈士父母办好了低保。李谋仁等6位烈士的陵墓,也已迁到正在修建的旬阳县烈士陵园当中。

    母亲焚烧儿子的烈士证书

    刘运是四川古蔺人,1986年5月26日入伍,生前是一营三连的战士。他入伍还不到一年,就为抢救战友牺牲了,年仅20岁。

    “他的立功事迹是我写的。”史正德对记者说。

    “我哥哥是417团的烈士,87年在老山牺牲,获得过三等功。我妈妈就一次性领到4000多元的抚恤金,直到1999年去世前都没有享受任何优抚政策,就因为她有600元的退休金。”这是刘运的弟弟刘聪在史正德博客上的留言。

    通过各种努力,史正德与刘聪联系上了。通过QQ聊天他了解到,伤透了心的母亲,将保存的刘运的各种证书,包括烈士证书一把火烧了,并流着泪对刘聪说,“以后不准子子孙孙参军”。

    刘运的父亲曾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后在四川古蔺县供销社工作,1980年因病去世,母亲一个人将5个孩子拉扯大。

    送儿子入伍不到一年,母亲再见到的只是一个冷冰冰的骨灰盒。从此,刘运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

    “打我懂事起,不记得母亲享受过烈士母亲的任何待遇,没有领过抚恤金,甚至我家门前都没挂过烈士家属的牌子。”刘聪的这番话刺痛着史正德的心。

    刘运母亲身体不好,患有肺病,需要长期服药。为了省钱,她不去医院,只找街上的土郎中看病。

    1999年10月的一天,刘运母亲在街边地摊买了一些药,吃过之后就去世了。母亲去世时,刘聪以及妹妹都在外面打工,母亲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无法想象一个母亲,在生命的尽头焚烧儿子的烈士证书,心中是多么痛苦,多么悲伤,多么绝望;我也无法想象一个曾经送丈夫和儿子上过战场的坚强女性,给小儿子留下今后再穷再累,都不准子子孙孙参军了的遗训,是多么无奈、多么违心、多么怨恨。”史正德在他的博文里这样写道。

    不被认可的烈士家属

    2013年4月28日,史正德终于实现到云南麻栗坡看望战友的愿望。

    在马卫东烈士墓碑前,史正德满脸泪水地说:“妈妈秋后就来看你了……”

    马卫东坚守的阵地叫松毛岭。1986年7月24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了,荣立三等功,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27年来,烈士的亲人从没来陵园祭奠过他。

    2012年,史正德和许多战友以及爱心人士,帮马占福、谢生海两位烈士的亲人实现到麻栗坡祭奠烈士后,就决定帮马卫东妈妈实现到麻栗坡祭奠儿子的心愿。

    麻栗坡烈士陵园规定:前来祭奠的烈士亲人,只有带着烈士证书,并由当地民政部门出具介绍信,可以报销差旅费,标准是硬座火车票。

    马卫东的妈妈杨凤珍和女儿在西宁生活,数次搬家,不慎将儿子的烈士证书及其他资料全部丢失。

    64岁的杨凤珍腿脚不好,她多次到民和县民政局要求补发烈士证书,但直至2013年7月份都没补办成。优属科的工作人员说,“民和县烈士英名录上没有马卫东的名字”。

    杨凤珍说,县烈士陵园英烈堂里挂着儿子的照片,这还不能证明儿子是烈士吗?没想到那位工作人员居然说,照片是杨凤珍自己放进去的。

    马卫东的父亲2012年去世,无法可想的杨凤珍只好找原核桃庄乡乡长王敬忠帮忙。当年马卫东参军是王敬忠送到县武装部的,儿子牺牲后的一切事务也是他经办的。

    王敬中还记得,从县民政局得到马卫东牺牲的消息后,他和烈士的叔叔马孟祥去循化县将杨凤珍夫妻接到了民和县,那时他们的工作调动到了循化县。三天后,在民和县招待所小会议室向烈士父母交接了烈士遗物,马卫东烈士的父亲马孟福在烈士阵亡通知书上签了字。“当时,县领导想为烈士举行追悼大会,但因宗教关系,烈士家属婉言谢绝了。只是同意将烈士遗像安放在民和县烈士陵园英烈堂。”王敬中说。

    按当时政策,烈士父母领取了4100元抚恤金,将其中500元捐赠与烈士生前上学的五方小学,剩余的钱在清真寺阿訇为烈士念经后捐给了当地清真寺。

    王敬中和杨凤珍一起到民和县民政局去查,没查到烈士的任何材料。他们又到县武装部,也没查到烈士的生前档案。王敬中让杨凤珍回家等消息,他来跑。王敬中找县民政局,优属科的人让他找省民政厅优属处。王敬中到省民政厅优属处,又让他去成都军区找,协调到最后,同意让烈士母亲写个申请,让王敬中写份证明。

    经过一番周折,2013年10月中旬,王敬中陪杨凤珍以及烈士的舅舅一行,从西宁启程去云南麻栗坡祭奠马卫东。一路在西安、昆明转车,各地战友以及爱心人士提供了诸多帮助和照顾。

    在博客中,史正德也不忘向民和县政府提前为烈士亲属支付祭奠费用表示感谢。

    刻骨铭心的一夜

    “告诉人们战争的真相,宣传英雄的付出,替战友诉说困境,为烈士亲人呼吁爱心。”将近4年过去了,史正德的博客有了诸多的功能。

    2012年,史正德的博客获得了网易名博之誉,网易给他的颁奖词是:“参加老山前线对越作战,接受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是他永远的骄傲和自豪。转业后,他在网易开设独家博客,用文字和照片还原战场真实面目,并为那些至今贫穷的战斗英雄和烈属们争取应得的待遇。”截至目前,史正德博客的点击量已达900多万。

    知道自己获奖后,史正德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当获悉一个又一个战友因生活所迫走上绝路的时候,我心痛的泪流满面;当看到一个又一个战友和烈士亲人残酷的生活现状时,我内疚的无以言表;当我走进那些长眠在荒山坡,连一块墓碑都没有的烈士墓地,以及听说烈士骨灰盒依然寄放在火葬场20多年还被收费时,我颤抖的无法自制……

    震惊世界的“1·7拔点”战斗前,“拔点战斗立功条例”是史正德起草的,其中有一条是“抓住俘虏者荣记一等功,奖励10000元”。

    “1·7拔点”战斗打响时,417团政治处三名干事参加了突击队,史正德是其中之一,他负责了解和熟悉英雄事迹,为报战斗英雄和一等功掌握第一手材料,另外负责清点人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数字对不上,战斗不结束。

    “1·7拔点”战斗进行得格外激烈,持续了10个多小时,直到双方将准备的炮弹消耗贻尽。

    打扫完战场,天色已晚,配属作战担负运送伤员和烈士遗体任务的导弹三连,在抢运了近百名伤员后,累得筋疲力尽,剩下的21位烈士遗体再无力送下去了。

    最后撤离的军医担心史正德一个人待在这离敌人不足200米的地方危险(极有可能被敌人特工“抓俘虏”),劝他一起撤离。

    “坦率的说,我也怕死,当突然接到调我去参战的命令时,我紧张的全身发抖,写遗书时,我泪水满面。”但这一刻,史正德别无选择,他的心愿是,按照家乡的风俗,为烈士守丧。

    这是令史正德刻骨铭心的一夜。

    那一夜,史正德一遍遍地呼唤着烈士的名字,期待有人能给他哪怕最微弱的回答;那一夜,他不停地轮番哼唱“血染的风采”,以及一等功臣郑武军烈士填词的“等到凯旋的那一天”;那一夜,他既期盼天快点亮,战友们能早点“回家”,又希望夜再长些,再长些,和他们能多待一会儿。

    2001年,史正德脱下了从17岁就穿上的军装,转业到甘肃武山县一家保险公司当了业务员。

    “从战场上下来后,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物质欲望了。”史正德觉得和牺牲的战友比,他已经多活了28年,和残疾的战友比,他还能自食其力,和下岗失业的战友比,他不是社会的边缘人。

    “20多年前,我独自一人陪伴21位牺牲的战友,在战场度过他们人间的最后一夜,使我的人生追求发生了彻底转变。现在,通过网络不断坚持传递爱心,就是我晚年最大的快乐。”史正德在结束采访时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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