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韩国医药企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王卓
摘要:韩国医药企业成功发展与儒家文化作用密不可分。儒家文化通过医药企业的人才选拔、教育职业培训、高层身体力行、内部文化运行、社会土壤影响药企文化。儒家文化对韩国医药企业的正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儒家文化对韩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优势和弊端给中国的医药发展很多的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儒家文化;韩国;医药企业文化;途径;评析
韩国医药企业发展非常迅速,主要药企的年生产能力已超过世界的30%。在传统的韩医领域,韩国药企占据了这30%份额的多数。而在尖端的生物医药领域,韩国医药企业正在以生物仿制药代工为途径,大力增强产能,成为世界生物医药的翘楚,其中赛尔群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单抗生产商。韩国医药企业的成功,一方面是追求创新的结果,但是另外一个原因,仍然是儒家文化赋予的正能量。本文主要总结儒家文化对韩国医药企业的影响,从而希望对中国的医药发展有所借鉴。
一、影响的施动主体
儒家文化对韩国医药企业的影响构成了结构关系,其中儒家文化是施动者,而韩国医药企业则是“受动者”。在这组结构关系中,儒家文化是一个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影响的全方位覆盖体,而韩国医药企业则是其中的小受体。
(一)医药企业文化的概念
韩医为主的处方药2008年以来一直占韩国整个药品市场的84%,处方药市场规模近6年年增长率都在12%以上。2008年,韩国药品市场价值为99亿美元,到2013年韩国药品市场价值达到151亿美元。较为知名的韩国药企主要有Dong-A、Dong-wha、Green GrossKorea、YounyJin、YuhanCorp,韩国LG生命科学有限公司、保宁制药株式会社、希杰有限公司、大熊制药株式会社、钟根堂、韩林制药株式会社、韩美药品株式会社等等。韩国的药企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部分,是指全体医药员工在长期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药企的文化具有企业文化的普遍特征,集中体现为理念形态文化、行为形态文化和物质形态文化的有机复合体。该复合体是药企在各种活动及其结果中,以自身的努力贯彻并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以文明精神和风格取胜的群体意识,并且表现为药企特有的人文风采和独特的社会风格模式。
(二)儒家文化的概念
孔子创建的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相述(继承)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仁政”,重视孝、忠等伦理道德教育。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孔子把“仁”作为行为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悌”等一套思想体系。
二、影响的手段路径
儒家文化要对韩国药企发生影响,需要借助一些手段和路径,否则谈不上影响。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的手段路径:
1. 人才选拔的途径。在药企选拔人才的时候,多采用考试的方式进行,被称为SSAT。在选拔的试题中,《礼记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现的频率很高。在测试的高分区域,韩医典籍中注重医德的名句都常出现在考核中。人才选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它能够促使员工重视儒家的品德。
2. 教育职业培训的途径。韩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在内部设置了职业训练中心。位于韩国首尔的医院,韩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医院是隶属于三星集团的三星首尔医院,秉承着三星集团的创业理念事业报国、人材第一、合理追求。三星首尔医院对新员工培训期间是四周,在韩国国内的医药行业内是最长的。韩国的药企和医院不仅高度重视对员工进行能力的培养,也十分重视儒家思想道德的教育。企业员工的培训资料中涉及大量的儒家道德伦理。例如儒家经典中的九思、九容就被长期作为员工的基本教养科目。
3. 高层领导身体力行带有示范的作用。在韩国的药企组织内部,其结构形式和三星等大公司的结构非常类似,都是权力高度集中,决策主导权严重倾向于高层领导,企业内部以权威性管理行为主要模式。由于韩国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模仿,加之韩医特殊的传统性,使得多数的韩国药企都将《论语》、《大学》、《礼记》等儒家经典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而这些药企的经营者都把自己的创业理念、创业之路与经营之路归结为践行儒家道德标准的结果。
4. 内部企业文化的运行具有道德生成的作用。韩国的药企内部家族共同体意识强烈,企业员工群体对企业的效忠程度高。同时企业内部的成员群体具有工作认真,任劳任怨的劳动意识。这些意识之间相互学习和模仿,构成了整个药企运行的文化范围。这种文化氛围对儒家文化的主导作用起到了生成、塑造的作用。
5. 社会的儒家文化影响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如果说企业是“小社会”,那么整个社会文化范围的“儒家化”则实现了企业之外对员工影响的“全覆盖”。韩国学者认为,“在韩国社会,儒教至今也仍然占据绝对的比重。儒教文化是纯韩国人式的思维方式、性格修养、行为规范的基准。即使在今天,儒教也仍然深深地扎根于韩国社会的基底”。
三、影响的效果评析
在西方社会学家那里,东亚社会缺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因而实现现代化转型乏力。然而韩国企业特别是药企的成功证明了儒家文化对于韩国药企的正面促进作用非常巨大。总的来说,儒家文化对韩国药企的正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负面影响则是次要的。
1. 儒家文化的正面影响。(1)政府主导的支持作用。世界经济史证实,在先进的发达国家已经牢牢占据世界市场份额和技术优势的状况下,政府在企业的创始阶段的“扶着走一段”非常关键。儒教传统色彩浓厚的官僚集权政治制度能够发挥集中国家资源的效果。(2)儒家文化内省、诚信和教育的特征使得韩国药企高度重视生产中“人的因素”。员工作为劳动者,其精神状态和是否诚信勤劳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李敦球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家族集团主义、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儒家文化在人际关系中重视和谐与诚信、儒家文化提倡个人道德修养的自律精神”等方面是儒学思想对韩国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的表现。朴昌根还将重视教育归纳“尚文主义价值观”的概念。(3)均富观念对企业员工的动力机制有促进作用。在企业积累原始资本的初期阶段,作为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的均富观念起着阻碍作用。但是如果企业一旦已经形成了优势,那么均富观念“在官僚威权体系体制下却可以由妨碍现代化的因素变为有益于现代化的因素”。(4)儒家道德能缓冲资本主义逐利的负面作用。无论是社会的快速发展,还是社会转型,都容易导致人文精神失落、价值理想颜废、物欲主义泛滥等众多难缠的“社会病”,儒家文化对于医治这些社会弊病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儒教的道德伦理是可以有效地拯救被科学主义的膨胀所‘工具化”。除了以上这些要素外,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主义、家长制都在药企的不同发展阶段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
儒家文化对韩国药企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韩国成为二战后首个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成功孕育出了全球排名考前的电子、生物制药企业,与儒家文化的正面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韩国曾经以惊人的高速度发展和迅速崛起,当然有其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战略,然而,弘扬传统儒家文化始终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当然,儒家文化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要素。
2. 儒家文化的负面影响。韩国药企注重儒家文化传统、注重家族管理与人脉关系、多渠道学习、强调共同体和集团主义、教育领先、“人才第一”,但是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一些负面影响。(1)家族管理使得员工有强烈的剥夺感。由于韩国药企注重家族管理,使得员工们有一种为某个家族服务的不适感。特别是随着民主制度的推行,家长制和家族管理越来越与民主观念发生抵牾。集团主义则无法凸显个人在企业中的作用,更是与世界主流的企业文化发生矛盾与心理冲突。(2)儒家文化中的“中庸取向价值观和保守倾向;强调人治,对制度建设不够重视;道德至上主义,束缚个性发展;宣扬贵义贱利,对发展经济有一定阻碍作用;文化观念带有模糊性、粗糙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对企业的影响表现在操作的不规范和动作的不标准;过于注重传统定义下的智慧,在现实面前往往显得空灵和玄虚;重视礼教、等级、身份,对企业创新不利”。在企业内部权力的顺从下以及各式各样培训、规训、训诫、教育、疲于人际关系,使得员工们自由权极为缩减。2006年2月,韩国媒体报道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中,韩国已经连续12年登上自杀率第1名的位置,其中忧郁症等精神方面的疾病是导致自杀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3)儒家文化自身的内部冲突。儒家文化注重家庭的价值,因而尽管企业塑造成“仿家庭”,但毕竟不是真实的家庭。据2016年1月23日《参考消息》报道,从朝鲜叛逃到韩国的医生经常无法在韩国医疗行业找到工作。难关之一是,在韩国作雇员做到俯首帖耳很不容易,相对社会的自由,他们更思念故乡和家庭。据统计,每年死亡的“脱北者”当中有15%是自杀,这相当于韩国自杀死亡率的三倍多。
四、影响的经验与启示
儒家文化对韩国药企发展的优势和弊端给中国的中医药发展很多的经验和启示。
1. 后起国家的政府启动优势。中国也是一个世界医药市场后发国家。中医药要抢占世界医药市场,首先在企业的初始阶段加以扶持。但是该扶持不宜伴随始终。在企业成长壮大后,要由政府主导改为政策性调控。
2. 企业内部的文化强调奉献、团结、诚信是药企保持的诀窍,但同时要对西方企业尊重创新的文化兼收并蓄。将儒家文化的追求稳定秩序和西方文化中的不断创新结合起来,挖掘儒家文化中“变则通吗,通则久”的思维为中国药企的壮大和发展服务。
3. 医药企业一方面要注重亲情化的管理,提高员工“以企为家”的感受,注重道德。但是另外一方面,儒家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提醒我们注意,员工作为劳动者拥有平等的状态有助于提高对企业的认知,单纯的服从型管理方式并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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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外媒:朝鲜脱北者自杀率高受不了在韩当下层人[N].参考消息,2016-01-23.
*本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2015年科研项目“中医与韩医辩证思维的哲学比较”资助。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医院中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