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的存在主义解读
万红芳 晋小涵
《当幸福来敲门》是好莱坞巨星威尔·史密斯2006年的一部叫座又较好的影片。该片由意大利擅长家庭题材和新现实主义风格的著名导演加布里尔·穆奇诺执导，延续了穆奇诺一贯的艺术特色。影片改编自美国百万富翁克里斯·加德纳的传记故事，烘托了追求“美国梦”和父子情深的主题。影片在中国上映以来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多数人将之看做是励志电影，中国学者就其文本、叙事、配乐、影视艺术的现实性均有论述。是什么使这部影片获得普遍认可？这其中不仅是因为故事的感人、主演的演技以及导演的高超处理方法，更在于它阐明了人生的存在意蕴。在研究安德烈·巴赞电影理论的写实主义主张时，金丹元等中国学者论证了巴赞理论中带有存在主义的痕迹，指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法国“新浪潮”电影，“就哲学基础分析，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将现实主义原则和创作手法与存在主义意识相互作用，使之糅合在一起”。[1]这为本文从存在主义角度研究纪实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提供了理论参考。
一、《当幸福来敲门》呈现的荒谬世界
虽然存在主义者的观点有许多争议，甚至互相否定，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主义集大成者萨特的代表作《恶心》完全否弃了生活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合理的因果秩序，显现了人被抛入到这个荒诞世界后的恐惧、孤寂，以及面对充满敌意的外在世界，既与之格格不入，又对其束手无策的惶惑。[2]
在《当幸福来敲门》中，也有不少未被理性主义所粉饰过的人类现实真相。如在片头人来人往的街头特写中，有一位华发老人正躺在人们奔走的脚下，生死未卜，却无人问津。克里斯在片中旁白自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28岁时才见父亲第一面。”当克里斯手提准备出售的骨密度扫描仪在街头与那个蓬发的嬉皮士流浪汉偶遇，嬉皮士把扫描仪叫做可以带他回到过去的“时间机器”。后来他又捡到一台克里斯在地铁不得不丢下的扫描仪并把它弄坏。当克里斯准备去证券大楼投简历时，他把扫描仪委托给街头卖唱的嬉皮女郎并递上一美元的酬谢，然而嬉皮女郎却携扫描仪逃走。当克里斯向看似朋友的Weigh索要14元欠款时，Weigh却以帮克里斯搬家为由将欠款抵消。当克里斯带儿子在救济所门外排队时，开豪车的富人却欢笑而过。凡此种种，不禁让人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家庭和人的心理面貌，人与人之间是疏离的，俨然“他人即地狱”一般。另外，在《当幸福来敲门》的镜头处理上，导演穆奇诺使用了大量DV跟拍镜头，即跟随主人公克里斯脚步移动的镜头，以更好地反映外在世界带给克里斯的恐慌心理。如为躲避讨要车费的出租车司机的追赶而向地铁奔跑，为追赶偷走骨密度扫描仪的嬉皮士而被行驶的车辆撞飞时等。摇晃震动的镜头伴随非洲鼓的声音展现了克里斯飘摇不定的生活处境、不安的心理和失控的情绪。
二、《当幸福来敲门》呈现的孤独个体
现代存在主义创始人克尔凯郭尔提出孤独个体的哲学概念，主张人对自身的孤独的领悟和体验，认识自我的存在；同时，孤独个体与公众集体区别或“间离”开来，后者由一个又一个孤独的个体组成；人体验自身的孤独更能明白与他人的关系，更能显示自己和他人的特性。[3]将勇于反抗的人描写为命定的孤独者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之一。加缪的小说《鼠疫》记载，当里厄医生开始隔离那些染病的病人时，病人对他深怀冷漠和敌意，病人的家人则与他争吵、对其叫骂。里厄医生始终陷入一种注定的孤独当中。他以先知先觉精神，同周围平常大众形成了尖锐、鲜明的对比。[4]
《当幸福来敲门》中的主人公克里斯自始至终是一个孤独者。影片中大量俯视的镜头有力地渲染了他的孤独和无助。他背着斜跨包，拎着骨密度扫描仪走在街头；他与儿子坐到地铁的尽头；他与儿子在地铁厕所过夜等都带给人以强烈的孤独感。他很认真地向妻子琳达诉说尝试股票经纪人的想法，却遭到妻子的不屑和嘲讽。妻子忍受不了四个月来每天工作16个小时维持生计的压力，又看不到未来而选择离开克里斯。克里斯没有朋友，又失去爱人，仅与5岁的儿子相依为命，但他心中之苦又怎能与年幼的孩子倾诉？出于对孩子的教育负责的态度，克里斯要求清扫工人擦去刻在幼儿园外墙上的污浊用语并修改“happiness”的拼写时，以及克里斯因为朱太给孩子们看成人电影而与她理论时，均未得到有效的呼应。如果说人与客观世界的隔膜呈现了荒诞的世界，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则加剧了人生的悲剧性。“有所谓”与“无所谓”的碰撞促成了无法摆脱的孤独。
三、《当幸福来敲门》中个体的自由选择
身处荒诞境遇中的主人公，“完全没有外在的允诺，也没有内在的羁绊；没有先验的好坏引导……注定只能按自己属于人的自由本性，做出自己的自由选择”。[5]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描写了西绪福斯吃力而又循环往复地推动巨石上山，而巨石总是滚落下来，寓意了人与世界的荒诞关系。同时，加缪又以西绪福斯获得循环往复地幸福感、微笑以对之，写出了人意识到荒诞并蔑视荒诞的主体精神，从此发出了存在主义式的追问人生意义的呐喊。[6]
对孤独的主人公而言，“重要的不是驻足于对已然客观处境的无尽思考，而是诉诸于主观精神的积极行动”。[7]于是，我们看到克里斯没有因为28岁才见父亲第一面而抱怨，而是自小就下决心要对自己孩子好好负起责任。无论自己的处境多么无助与绝望，克里斯毅然扛起做一个好父亲的责任。他尽力不让儿子受到残酷现实的干扰，努力将艰难生计转化为轻松的游戏。在走投无路时，克里斯不得不带儿子在地铁站里的洗手间过夜，他对儿子的一句“我们通过时光机，到达古代了，有个山洞可以住进去”饱含着拳拳爱子之心。儿子多次对克里斯表达“你是个好爸爸”印证了父子深情。
在风雨飘摇的夜里，克里斯质疑托马斯·杰弗逊如何知道幸福自己会来敲门的判断，他疑惑也许幸福只能不停追寻却追不到。然而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他依然选择了追求之路。在得到一位证券经纪人的两条经验暗示——处理好数字和处理好人际关系之后，克里斯准备二次创业。他记得小时候一星期就能看完一本数学书，深信自己的数学功底。在接到证券公司的面试通知时，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他全凭大脑记忆一连串电话号码和时间足以印证这一点。为了能使自己在一摞申请表中脱颖而出，克里斯寻找机会与证券公司主管Jay Twistle接近。克里斯等到了与Jay Twistle一同搭车的机会。在车上，克里斯短时间内帮助Jay Twistle整理好了魔方使之无比惊讶而对获得面试机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面试时，克里斯带着满身油漆和在警局过了一夜的窘态，靠着机智与幽默为自己解了围又征服了面试官。当得知实习期间没有薪酬时，克里斯犹豫了。但为了不让力荐他的Jay Twistle难堪，克里斯选择了接受。实习期间，克里斯选择给实力最强的潜在顾客，管理退休基金的首席执行官 Walter Ribbon 打电话并约到见面的机会。但因帮助实习培训师挪车和交通堵塞的原因，克里斯错失良机同时违章停车又被罚款。克里斯没有抱怨亦没有放弃。他带着儿子主动到Ribbon家里致歉还巧妙地获得与Ribbon在父子共同观看球赛的机会。在球场的包厢里，克里斯得以认识更多的人并成为潜在客户。最终克里斯以最出色的表现获得证券公司的录用从而走上体面富足的职业之路。当公司主管当面对他宣布录用的消息时，克里斯感觉“这个时刻，这个短暂的时刻叫做幸福”。此刻，获得经济富有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那些背着西服、行李，奔波于证券公司、幼儿园、救济所之间同时又追回被偷走的骨密度扫描仪并把它们卖掉的经历更弥足珍贵。因为这些积极的行动印证了克里斯的主体精神，即，“如果有问题我不知道，我会说我不知道，但我会找到答案”。克里斯找到了幸福的答案。
在陪儿子打篮球时，克里斯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你有梦想的话，就去保护它。那些自己没有成才的人会说你也不能成才。你想要什么，就去努力得到它。”这如其说是对儿子成长的激励，不如说是克里斯自由意志的显现。他以积极的实践向儿子传授了选择人生何种意义和何种价值的生存准则。
存在主义有否定性的命题，但更多的是肯定性的命题。萨特“价值只是由于被挑选上了”[8]的论断，是对人道主义的尊重和对人的固有能力的认可。存在主义把自我选择、自我创造、自由地发展自己看成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关键。[9]存在主义哲学不会因为萨特、加缪的去世而成为历史，因为它使人致力于在“规律的碎片”里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以人的自由行为赋予世界人生以意义。人在短暂一生中，痛苦、斗争、死亡是无法摆脱的，它使人处于“边缘状态”。人要在这种“边缘状态”来临之际不茫然的唯一办法是学会哲学思维。萨特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论述，张扬一种直面人生、同时又超越现实人生的主观精神选择。[10]这种选择应该是依靠生存的勇气和生命的智慧并朝向自由与幸福的。这也是《当幸福来敲门》带给我们的当下体悟。
参考文献：
[1]金开元，曹琼，顾昉冉.巴赞理论与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电影美学的关系及其当下意义[J].电影艺术，2009（2）.
[2][4][5][6][7][10]曾艳兵.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95，317，318，309，297，286.
[3]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75.
[8]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1.
[9]董小玉.自由观·异化观·价值观——萨特存在主义哲学观中人道主义探索[J].探索，2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