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在西部“失踪”的日子
余玮
在西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他隐姓埋名20多年,是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
他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却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以致有人开玩笑说,他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
1964年10月16日,西部戈壁上空腾起巨大蘑菇云,新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声东方巨响的背后是当时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呕心沥血的坚守与奋斗,其中就有一个传奇的名字—程开甲。
2014年1月10日,这位96岁高龄的科学巨匠登上了有“中国诺贝尔奖”之誉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证书。
留英博士学成回国
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开,即开转;甲,第一。程开甲的名字是祖父程敬斋取的,老人希望孙儿能够考取功名,为家争光。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在这种提倡创新的环境中,程开甲接受了6年“中西合璧”的基础教育。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陈建功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训练。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玻恩一生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黄昆、程开甲这4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后,程开甲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当研究员,拥有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然而,他最终选择了回国。
1950年盛夏,程开甲婉谢导师和朋友的好意,整理好行装,踏上归途。这年8月,他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程开甲被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
1960年夏的一天,已升任南京大学教授的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去干什么却不清楚。直至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接任副所长时方知被钱三强亲自“点将”参加我国核武器的研制。自此,叱咤学术界的程开甲“消失”了。
荒漠里的秘密使命
核试验是大规模、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试验,涉及到多种学科及各种试验方法和测试手段,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难的研究任务。
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仅有美、苏、英、法四国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进行过核试验,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原子弹研制初期,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的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研究。
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无数技术难关,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中央适时作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经钱三强推荐,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程开甲曾回忆道:“说起罗布泊核试验场,人们都会联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
1962年,程开甲参加制定朱光亚主持起草的我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等科学技术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第一种实验性产品的科学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计划纲要》,他依据国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空投建议,提出采用地面方式;主持制定《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及《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1963年,他前瞻性地谋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机构等。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腾起在戈壁荒漠上空,融入程开甲万千心血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周恩来接到这个好消息后,在电话里问:“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程开甲作出肯定的分析:“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数据推算,爆炸当量约几百万吨TNT,普通爆炸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
难得的是,自动控制系统在原子弹爆炸瞬间启动1700多台(套)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据有关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两弹一星”杰出代表
程开甲在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历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等。20多年中,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一线去。20世纪70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一天,施工正在进行,程开甲来到现场。在坑道口,工程队简要汇报了施工情况,防化部队汇报了剂量监测情况。因为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环境,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他进去。程开甲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最后,他不顾同志们的阻拦,穿上简陋的防护衣,毅然从主坑道进入,随后顶着昏暗的灯光钻进一条狭窄的通道,爬行十几米进入测试室。只见里面到处是石英石熔炼成的黑色玻璃体和破碎石块,原来预置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现场的同志们看到大科学家还到现场亲自调查研究,也受到极大的鼓舞。程开甲说,自己“深入虎穴”观察到地下核试验的许多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
1984年,程开甲被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但仍关注着核试验的方方面面和研究所的发展,并开展了抗辐加固的研究。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次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程开甲在北京寓所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32年前,他站在罗布泊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高塔旁的时候心里就想:“总有一天,全世界会全面禁止核试验,并彻底销毁核武器。”
在参加核试验的20多年里,隐姓埋名的程开甲没发表过一篇论文,以致有人开玩笑说,他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程开甲就用量子力学证明了“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此方程连狄拉克本人也未证明过;50年代,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六、七十年代,他的学术结论外界都很难看到,而是书写在了中国核研试的阵地上……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23位科学家受到表彰。当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将一枚象征荣誉和成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核司令”程开甲胸前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这些年来,程开甲获得了许多崇高荣誉。对于这些,程开甲有自己的诠释:“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