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影响因素研究

    陈银飞 周志强

    

    摘 要：在文献分析及企业访谈的基础上，筛选出16个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采用Fuzzy DEMATEL方法，分析各因素间的因果关系，计算各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原因度和中心度，并在16个影响因素中识别出东道国制度环境、东道国政治稳定度、东道国招商引资政策、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工资水平、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7个关键影响因素。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关键影响因素;模糊集理论;DEMATEL

    中图分类号：F830.59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3-0057-03

    引言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仍存在投资额占比低，投资规模增长缓慢的问题。此外，“一带一路”覆盖区域横跨亚、欧、非大陆，沿线各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差异较大，部分国家存在体制不健全与政策不完善的情况，对这些国家进行投资将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本文系统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理清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识别出关键影响因素将有助于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规模，规避投资风险，进一步深化沿线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

    一、文献综述

    关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一些学者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重点分析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刘娟，2018）、文化、语言、政治或地理距离（Buckley et al.，2016;邸玉娜与由林青，2018）等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1-3]。而齐欣与张庆庆（2018）则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直接投资的影响[4]。

    另一些学者基于引力模型较全面地分析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张亚斌（2016）基于拓展引力模型研究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双边投资协定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税负水平、距离成本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5];黎绍凯与张广来（2018）的二阶段引力模型结果发现东道国自然资源、劳动力禀赋、市场规模、技术水平、政府稳定性、国家腐败程度、法律与秩序显著影响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6]。

    二、基于Fuzzy-DEMATEL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选取

    文章以现有文献为基础，对近年来国内外文献进行分析总结，从六个角度出发，搜集了1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在东道国政治环境方面选取东道国制度环境（C1）、东道国政治稳定度（C2）作为研究因素。在东道国政策环境方面选取东道国关税水平（C3）、东道国招商引资政策（C4）作为研究因素。在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方面选取东道国市场规模（C5）、东道国工资水平（C6）、东道国通货膨胀率（C7）、东道国资源禀赋（C8）作为研究因素。在東道国科技创新能力方面选取东道国人才储备（C9）、东道国科技创新水平（C10）作为研究因素。在东道国投资环境方面选取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C11）、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C12）作为研究因素。在东道国与投资国的关系方面选取东道国与投资国文化距离（C13）、东道国与投资国双边关系（C14）、东道国与投资国汇率（C15）、东道国与投资国贸易依存度（C16）作为研究因素。

    （二）DEMATEL方法

    DEMATEL是一种筛选主要要素，简化系统结构分析过程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能充分利用专家的经验和知识来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有效分析复杂系统诸多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其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一，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根据系统中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给各个因素打分，用得分的大小表示因素间影响程度的大小，根据打分结果生成直接影响矩阵A=[aij]。

    步骤四，矩阵T的行和ri表明i因素对系统中其他所有因素的综合影响值，称之为影响度（D）;矩阵T的列和cj表示j因素受到系统中其他所有因素给予的综合影响值，称之为被影响度（R）。i=j时，ri+cj表示i因素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称为中心度（D+R）。ri-cj称为原因度（D-R）。原因度小于0时，因素i为原因因素，原因度大于0时，因素i为结果因素。

    （三）模糊集理论

    对计算出的三角模糊数采用 Opricovic and Tzeng（2004）模糊数转化成准确数值的方法（Converting Fuzzy data into Crisp Scores，CFCS），对专家语言进行去模糊化。

    （四）分析结果

    本次研究邀请了20名专家学者和企业高管对16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利用基于模糊集理论的DEMATEL方法计算出各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结果汇总（如下表所示）。

    （五）基于计算结果的分析讨论

    通过DEMATEL分析可以发现，C1、C2、C3、C4、C7、C8、C13、C14、C15的原因度大于0，为原因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政治稳定度（C2）的影响度最大（2.3848），被影响度相对较小（1.1392），说明政治稳定度会显著影响系统中的其他因素，但自身很少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在系统中具有主动性，与之类似的因素还有东道国制度环境（C1）。东道国关税水平（C3）、资源禀赋（C8）、东道国与投资国文化距离（C13）东道国与投资国汇率（C15）的中心度都比较小，即这些因素在系统中相对独立。

    因素C5、C6、C9、C10、C11、C12、C16的原因度小于0为结果因素，其中东道国的工资水平（C6）拥有最大的被影响度（2.0779）和第四大影响度（1.5834），该因素受多种因素影响，同时又对系统中其他因素产生影响，与系统中其他因素关系密切。类似的因素还有东道国市场规模（C5）、科技创新水平（C14）、基础设施水平（C11）、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C12）。

    东道国政治稳定度（C2），该因素具有最大的影响度（2.3848）与较小的被影响度（1.1392），最大的原因度（1.2456）与第二大中心度（3.5240），在系统中有重要的作用;东道国工资水平（C6），该因素具有最大的被影响度（2.0779），第四大影响度（1.5834）以及最大的中心度（3.6613），在系统中有重要作用。类似的因素还有东道国制度环境（C1）、招商引资政策（C4）、市场规模（C5）、基础设施水平（C11）投资便利化水平（C12）。这些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都相对较高，与其他影响因素关系密切，且对系统影响较大，认定因素C1、C2、C4、C5、C6、C11、C12为关键因素。

    结语

    本文运用DEMATEL模型，结合模糊集理论，对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筛选，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到东道国政治环境、政策环境、宏观经济环境，科技创新能力、投资环境和东道国与投资国关系六个方面16个因素的共同影响，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影响系统。

    第二，不同因素对系统的影响程度，影响方式不同，其中东道国制度环境、政治稳定度、关税水平、招商引资政策、通货膨胀率、资源禀赋、东道国与投资国文化距离、东道国与投资国双边关系、东道国与投资国汇率9个因素为原因因素，在系统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具有主动性;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人才储备、科技创新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投资便利化水平、东道国与投资国贸易依存度7个因素为结果因素，主要受到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第三，在调查的16个因素中东道国制度环境、政治稳定度、招商引资政策、市场规模、工资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投资便利化水平7个因素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刘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4）.

    [2] ?Buckley P.J.，Yu P.，Liu Q，et al.The institutional influence on the location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Evidence from Chinas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16，（3）：425-448.

    [3] ?邸玉娜，由林青.中國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动因、距离因素与区位选择[J].中国软科学，2018，（2）：168-176.

    [4] ?齐欣，张庆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的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8，（7）：68-75.

    [5] ?张亚斌.“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9）：165-176.

    [6] ?黎绍凯，张广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布局与优化选择：兼顾投资动机与风险规避[J].经济问题探索，2018，（9）：111-124.

    Abstract：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nterprise interviews，the paper proposes 16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DI i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and use Fuzzy DEMATEL theory to analyze the causality among various factors and figure out four indicators of 16 factors，to find out seven key factors.Such as the system environment，the political stability，the investment policy，the market size，the wage level，the infrastructure level and the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level of the host country.

    Key words：FDI;key influencing factors;fuzzy set theory;DEMA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