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古代影响史的《文心雕龙》影响评述
【摘 要】 《文心雕龙》是我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是中国古代伟大的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作为一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在史学上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对文学的影响。在古代文学理论中，它对我国古代文学传统建构的影响微乎其微，尤其是明代之前地位一般，并不为人所看重。为了给《文心雕龙》一个客观的历史定位，文章基于古代影响史，对它的性质进行反思，旨在还原《文心雕龙》的真实历史。
【关 键 词】刘勰；《文心雕龙》；古代文学；传统建构
【作者單位】谷利平，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2018川教厅人文社科项目 （18SB0068）；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基金项目 （C112017002）。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5.024
《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间，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定林寺撰写的，全书共10卷、50篇，包括四个重要方面。刘勰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文章的典范是经书，而文人需要学习的楷模是圣人。因此，他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进行了归结，兼采道家，归纳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在探索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特征，并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特征有较深的认识，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开创了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另外，《文心雕龙》还探索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创造，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论述了语言文学鉴赏的美学规律。
从今天文学理论研究的角度上来看，《文心雕龙》享誉甚高，是中国古代伟大的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但是当我们追溯《文心雕龙》对古代传统文学建构的影响时，把它还原到历史的古代文学传统建构上，我们发现，明代之前，《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理论的批评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尤其是对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大。由此，文章从《文心雕龙》影响史的角度考察，对其对我国古代文学传统建构的影响进行梳理。
一、齐梁时期：反响不大，传播范围极小
刘勰出身于京口，其祖父刘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出身庶族且早年丧父的刘勰，不可能自然进入仕途。而刘勰才华横溢、笃志好学，为了改变命运，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20岁左右时依附僧祐，为自己四处寻找可以晋升的靠山。齐梁时期，僧祐是当时著名的佛学大师，并且在政治上也享有特殊待遇，与齐梁一些主要执政者关系密切。而刘勰所寄居的定林寺，不仅名僧辈出，是当时钟山上一座名刹，还是权贵名流经常出没的场所。刘勰在定林寺十余年，他希望通过定林寺的特殊环境有朝一日能够“达则奉时以骋绩”。但是，他始终没有进入官场的机会，转而“穷则独善以垂文”，想通过著书立说来立身扬名。
现存唯一评价《文心雕龙》的材料就是《梁书·刘勰传》，根据其记载，刘勰的《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并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因此，刘勰想借助当时的文学领袖沈约而扬名，“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可惜《文心雕龙》只受到了沈约个人的赞赏，没有达到刘勰所期望的轰动效果，“约时贵盛，无自由达，乃负其书……”，并没有普遍地传播。也就是说，此书在士林反响不大。虽然《梁书》本传又记载了“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但是关于萧统与刘勰交往的情况，本传没有说明是《文心雕龙》的缘故，史书中也别无记载。已故山东大学教授牟世金认为他们“或尚在职，或已离去……或生离死别，或赐诗助财……”。他认为昭明“好士爱文，概非虚言”，但他认为刘勰与萧统可能由于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并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然刘勰，生无一言可志，别无一语相赠……”。
齐梁是一个文人集团递相转换的时代，整个文坛你方唱罢我登场，门阀制度森严，基本囊括了当时文坛的绝大部分精英。从目前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来看，从齐梁文人集团的各种活动中，我们很难觅到刘勰的身影[1]。齐梁时期，《文心雕龙》并不是丝毫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成书后也被征引过。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王利器先生曾说，“萧绎袭用了《文心雕龙》，的确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为何萧绎没有明说用刘氏之陈言，仅就一些文字进行了改动，原因却很难为人所知”。根据《隋书·牛弘传》中记载，萧绎之所以能够用刘勰之语，可能与他的藏书之富有关。凡此种种证明，《文心雕龙》的影响也并不是很深广，流行和传播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广泛。
二、隋唐时期：评价很高，征引极少
隋唐时期，尽管《文心雕龙》的一些思想与言论为人所袭用，但是在文学领域，时人对《文心雕龙》的关注不够，《文心雕龙》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为人征引较少，其征引更多体现在史学方面。比如，在《梁书·文学传下》和《南史·文学传》中，姚思廉和李延寿都突出了《文心雕龙》论古今文体之意，都置刘勰为一传之主。但是两人认为，《文心雕龙》并非单纯讨论文学意义的文体，是讨论各种文体的著作。在《晋书·艺术传》的序言中，唐太宗李世民暗用的 “真虽存矣，伪亦凭焉” 一语，出自《文心雕龙·正维篇》，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不大。在《南阳公集序》中，卢照邻也暗示了人们对《文心雕龙》褒贬不一，“近日刘勰《文心》、锺嵘《诗评》高谈不息，异议风气，人渐西氏……”，这说明了《文心雕龙》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现在学者认为唐代时期，刘勰风骨思想对文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比如，陈子昂的“汉魏风骨”论也只是说明唐代风骨的精神与刘勰相通，并不能说明这些观念就受到《文心雕龙》深刻的濡染，只能代表他们的精神有相似之处。一方面，在谈论风骨时，这些文人没有直接标注过刘勰或《文心雕龙》等字；另一方面，“风骨”一词最早是沈约在《宋书·武帝纪》中提出来的，并不是由刘勰提出的。因此， “风骨”一词来源于《文心雕龙》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像王昌龄的《诗格》等诗歌批评著作由于品格不高，虽然引用《文心雕龙》多一些，但影响也不大，当时的人们并不特别重视《文心雕龙》的思想[2]。
有人认为唐代时期，刘知己的《史通》对《文心雕龙》的评价很高，比如，《内篇·杂述》中的“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随后，刘知己则表明自己要学习刘勰等前贤纠正时弊、破除虚妄之事，“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实从框架到具体的叙述方式上，这只能说明在史学的某些精神上，《史通》与《文心雕龙》是相通的，也不足以说明《文心雕龙》影响到了《史通》。比如，卷十八《外篇·杂述下》与具体的史学观念关系并不大，仅仅用来说明历史的一个事实。此外，《史通》几乎没有暗用《文心雕龙》的内容，明言《文心雕龙》的只有两处。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对《史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唐初著名史学家颜师古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也不高，“刘轨思《文心雕龙》虽略晓其意”，把《文心雕龙》的作者都弄错了。
三、宋元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传播范围更为广泛
宋元时期，《文心雕龙》的传播范围扩大了，时人大量采撷《文心雕龙》。比如，宋代《玉海》《太平御览》各40条，《类要》《金石例》各10余条之多，这些对时人认识刘勰和《文心雕龙》提供了更多的视角。这从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九部宋元时期图书目录可窥见一斑。由此可见，宋元学者对刘勰和《文心雕龙》的理解与隋唐时期不太一样。比如，宋孙光宪在其《白莲集序》中曰：“风雅之风，孔圣之删备矣……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元钱惟善《文心雕龙序》也明确指出《文心雕龙》的反思精神。但是在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上，他们的评价又很低。比如，在《群斋读书志》中，晁公武著录的图书都是自家的藏本，但是他把《文心雕龙》写在家本上的跋语直接录入《群斋读书志》中的只有一条，并在《论说》篇中对其过分自负提出了委婉的批评。《群斋读书志》写道：“《文心雕龙》，右晋刘勰撰……”“今勰著书垂世，自谓：尝梦执丹漆器……” “是殊不知《书》有论道经邦之言也，其疏畧，殊过于王杜矣”，甚至将刘勰所属的朝代都弄错了 [3]。
两宋时期，《文心雕龙》也不常为人们所引用，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谈及《文心雕龙》或引用其语的现象也并不多。在《与王观复书三首》中，黄庭坚曾经谈到《文心雕龙·神思》 “南阳刘勰尝论文章之难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工”，意思是刘勰曾经论及作文之难说：“展开想象的翅膀在空中驰骋，容易奇妙；但落实到语言表达时，又很难工巧。”由于沈约、谢朓等为一代文坛领袖，时常好作奇特语句，因此，刘勰才有此议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是赞同好奇之论，而黄庭坚本人则有反对奇特语句使用的倾向，认为这是文病。在黄庭坚看来，因为他们时常作奇特语句，误引了当时的文学风气，所以，刘勰才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与王立之四贴》中，黄庭坚又说，“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曾读否”？在黄庭坚看来，《文心雕龙》的内容算不上什么真知灼见，它的看法“未极高”，印证了上一封书信中的观点，但也提出了应当阅读《文心雕龙》，“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可见，《文心雕龙》的地位在宋代有所提升。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上，关于《文心雕龙》的抨击之风占了主导倾向，讨论大多集中于刘勰《辨骚》对屈原及其赋作的评论上。在《证辨骚》中，张嵲不赞成刘勰的观点，“而勰考不精，遂谓班孟坚谓屈平离骚不合于左氏”。在《离骚新序下》中，晁补之对劉勰的评价较低，甚至认为其“文字卑陋不足言”。而在《高端叔墓志铭》中，楼钥也对刘勰关于骚学的阐述有异议，“尝谓《离骚》之学几亡矣……”。在讨论《离骚》时，林希逸指出“刘勰缀缉词章而不达比兴，其文可考也”，认为《文心雕龙》不能领会其真正的意旨，只是选取了屈赋的词章[4]。
宋代时期，征引《文心雕龙》最多的是《困学纪闻》，其作者是宋末学者王应麟。此文献共有十四处征引了《文心雕龙》，比如，卷十《地理》、卷十八《评诗》中都有。王应麟是宋末元初人，他如此多地征引《文心雕龙》，主要是为了他史地考证服务的，并着重于《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思想。这充分说明《文心雕龙》受重视度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王应麟是一个学者，文学成就并不是很高，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受重视的现象仍然是个别的。而在其他学者的讨论中，比如，吴曾在讨论“江山之助”一词时，虽然认可刘勰的思想，但是主要考证“江山之助”的来历和意义。再如，程大昌考证“马匹”中“匹”的意思时，说道：“因读刘勰《文心雕龙》，其说为长……”，这里引《指暇》之文来考证“马匹”之意的来源。由此可见，宋代时期，这些学者常常把《文心雕龙》作为史料进行考证，并不是从《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出发[5]。
元代征引《文心雕龙》的现象虽然存在，但由于统治时间较短，也只是集中于个别人的著作中。比如，在元至正本序中，钱惟善遵嘉兴郡守刘贞之嘱，对《文心雕龙》称誉甚高，但是这属于应景之作，不能反映真实情况，难免有夸饰的成分。由此可见，宋元时期，很多士人虽然认可了《文心雕龙》的某些文学思想，《文心雕龙》已经逐渐为士人所悉知，但是，士人引用《文心雕龙》者为数仍然不多，总体评价也不是很高。因此，《文心雕龙》影响也不是很大。
四、明清二代：认识不断深入，相关研究成果丰富
明清二代，人们对《文心雕龙》的认识不断深入，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兴盛期，对《文心雕龙》的注释、研究和评点相关成果颇为丰厚，还有对其进行刻印、校勘和训诂等。在明代的各图书目录中，对《文心雕龙》的归类有了创新，比如，杨士奇等的《文渊阁书目》、董其昌的《文瑞楼书目》等。一方面，在这些书目中，《文心雕龙》被归入子类，这说明其在明代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在这些书目中，《文心雕龙》首次被归入诗文评类，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批评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开始从文学大类中独立出来。比如，在《四友斋丛说》中，何良俊指出，“古之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刘勰《文心雕龙》……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这表明《文心雕龙》的内质使得明代学者对其评价逐渐趋于合理，逐步倾向于将刘勰视为文学评论家。
而清代学者则继承了明代学者的看法，将《文心雕龙》归入诗文评类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比如，《四库全书》把《文心雕龙》列为诗文评类首篇，《宋史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及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对《文心雕龙》都有所论及。而在评价上，清代学者也基本延续了明代学者的认识，《文心雕龙》的地位越来越稳定。比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云：“视《文心雕龙》为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大师的评价极大地促进了《文心雕龙》的传播。
|参考文献|
[1]吴中胜. 《文心雕龙》与中国叙事学的早期形态[J]. 江西社会科学，2015（8） .
[2]杨倩. 《文心雕龙》的公文写作理论及其价值[J]. 档案学通讯，2013（3） .
[3]琚静斋. 从《文心雕龙·诏策》看上古至魏晋时期诏策的变迁[J]. 档案学通讯，2013（4） .
[4]叶文举. 《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理论和创作影响异议——兼从古代影响史反观《文心雕龙》的性质[J]. 中华文化论坛，2014（2）.
[5]郭鹏. 《文心雕龙》关于文人群体性文学活动的相关意见简析[J]. 中国文化研究，2014（4） .
【关 键 词】刘勰；《文心雕龙》；古代文学；传统建构
【作者單位】谷利平，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2018川教厅人文社科项目 （18SB0068）；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基金项目 （C112017002）。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5.024
《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间，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定林寺撰写的，全书共10卷、50篇，包括四个重要方面。刘勰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文章的典范是经书，而文人需要学习的楷模是圣人。因此，他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进行了归结，兼采道家，归纳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在探索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特征，并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特征有较深的认识，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开创了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另外，《文心雕龙》还探索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创造，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论述了语言文学鉴赏的美学规律。
从今天文学理论研究的角度上来看，《文心雕龙》享誉甚高，是中国古代伟大的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但是当我们追溯《文心雕龙》对古代传统文学建构的影响时，把它还原到历史的古代文学传统建构上，我们发现，明代之前，《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理论的批评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尤其是对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大。由此，文章从《文心雕龙》影响史的角度考察，对其对我国古代文学传统建构的影响进行梳理。
一、齐梁时期：反响不大，传播范围极小
刘勰出身于京口，其祖父刘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出身庶族且早年丧父的刘勰，不可能自然进入仕途。而刘勰才华横溢、笃志好学，为了改变命运，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20岁左右时依附僧祐，为自己四处寻找可以晋升的靠山。齐梁时期，僧祐是当时著名的佛学大师，并且在政治上也享有特殊待遇，与齐梁一些主要执政者关系密切。而刘勰所寄居的定林寺，不仅名僧辈出，是当时钟山上一座名刹，还是权贵名流经常出没的场所。刘勰在定林寺十余年，他希望通过定林寺的特殊环境有朝一日能够“达则奉时以骋绩”。但是，他始终没有进入官场的机会，转而“穷则独善以垂文”，想通过著书立说来立身扬名。
现存唯一评价《文心雕龙》的材料就是《梁书·刘勰传》，根据其记载，刘勰的《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并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因此，刘勰想借助当时的文学领袖沈约而扬名，“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可惜《文心雕龙》只受到了沈约个人的赞赏，没有达到刘勰所期望的轰动效果，“约时贵盛，无自由达，乃负其书……”，并没有普遍地传播。也就是说，此书在士林反响不大。虽然《梁书》本传又记载了“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但是关于萧统与刘勰交往的情况，本传没有说明是《文心雕龙》的缘故，史书中也别无记载。已故山东大学教授牟世金认为他们“或尚在职，或已离去……或生离死别，或赐诗助财……”。他认为昭明“好士爱文，概非虚言”，但他认为刘勰与萧统可能由于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并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然刘勰，生无一言可志，别无一语相赠……”。
齐梁是一个文人集团递相转换的时代，整个文坛你方唱罢我登场，门阀制度森严，基本囊括了当时文坛的绝大部分精英。从目前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来看，从齐梁文人集团的各种活动中，我们很难觅到刘勰的身影[1]。齐梁时期，《文心雕龙》并不是丝毫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成书后也被征引过。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王利器先生曾说，“萧绎袭用了《文心雕龙》，的确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为何萧绎没有明说用刘氏之陈言，仅就一些文字进行了改动，原因却很难为人所知”。根据《隋书·牛弘传》中记载，萧绎之所以能够用刘勰之语，可能与他的藏书之富有关。凡此种种证明，《文心雕龙》的影响也并不是很深广，流行和传播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广泛。
二、隋唐时期：评价很高，征引极少
隋唐时期，尽管《文心雕龙》的一些思想与言论为人所袭用，但是在文学领域，时人对《文心雕龙》的关注不够，《文心雕龙》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为人征引较少，其征引更多体现在史学方面。比如，在《梁书·文学传下》和《南史·文学传》中，姚思廉和李延寿都突出了《文心雕龙》论古今文体之意，都置刘勰为一传之主。但是两人认为，《文心雕龙》并非单纯讨论文学意义的文体，是讨论各种文体的著作。在《晋书·艺术传》的序言中，唐太宗李世民暗用的 “真虽存矣，伪亦凭焉” 一语，出自《文心雕龙·正维篇》，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不大。在《南阳公集序》中，卢照邻也暗示了人们对《文心雕龙》褒贬不一，“近日刘勰《文心》、锺嵘《诗评》高谈不息，异议风气，人渐西氏……”，这说明了《文心雕龙》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现在学者认为唐代时期，刘勰风骨思想对文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比如，陈子昂的“汉魏风骨”论也只是说明唐代风骨的精神与刘勰相通，并不能说明这些观念就受到《文心雕龙》深刻的濡染，只能代表他们的精神有相似之处。一方面，在谈论风骨时，这些文人没有直接标注过刘勰或《文心雕龙》等字；另一方面，“风骨”一词最早是沈约在《宋书·武帝纪》中提出来的，并不是由刘勰提出的。因此， “风骨”一词来源于《文心雕龙》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像王昌龄的《诗格》等诗歌批评著作由于品格不高，虽然引用《文心雕龙》多一些，但影响也不大，当时的人们并不特别重视《文心雕龙》的思想[2]。
有人认为唐代时期，刘知己的《史通》对《文心雕龙》的评价很高，比如，《内篇·杂述》中的“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随后，刘知己则表明自己要学习刘勰等前贤纠正时弊、破除虚妄之事，“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实从框架到具体的叙述方式上，这只能说明在史学的某些精神上，《史通》与《文心雕龙》是相通的，也不足以说明《文心雕龙》影响到了《史通》。比如，卷十八《外篇·杂述下》与具体的史学观念关系并不大，仅仅用来说明历史的一个事实。此外，《史通》几乎没有暗用《文心雕龙》的内容，明言《文心雕龙》的只有两处。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对《史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唐初著名史学家颜师古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也不高，“刘轨思《文心雕龙》虽略晓其意”，把《文心雕龙》的作者都弄错了。
三、宋元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传播范围更为广泛
宋元时期，《文心雕龙》的传播范围扩大了，时人大量采撷《文心雕龙》。比如，宋代《玉海》《太平御览》各40条，《类要》《金石例》各10余条之多，这些对时人认识刘勰和《文心雕龙》提供了更多的视角。这从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九部宋元时期图书目录可窥见一斑。由此可见，宋元学者对刘勰和《文心雕龙》的理解与隋唐时期不太一样。比如，宋孙光宪在其《白莲集序》中曰：“风雅之风，孔圣之删备矣……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元钱惟善《文心雕龙序》也明确指出《文心雕龙》的反思精神。但是在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上，他们的评价又很低。比如，在《群斋读书志》中，晁公武著录的图书都是自家的藏本，但是他把《文心雕龙》写在家本上的跋语直接录入《群斋读书志》中的只有一条，并在《论说》篇中对其过分自负提出了委婉的批评。《群斋读书志》写道：“《文心雕龙》，右晋刘勰撰……”“今勰著书垂世，自谓：尝梦执丹漆器……” “是殊不知《书》有论道经邦之言也，其疏畧，殊过于王杜矣”，甚至将刘勰所属的朝代都弄错了 [3]。
两宋时期，《文心雕龙》也不常为人们所引用，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谈及《文心雕龙》或引用其语的现象也并不多。在《与王观复书三首》中，黄庭坚曾经谈到《文心雕龙·神思》 “南阳刘勰尝论文章之难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工”，意思是刘勰曾经论及作文之难说：“展开想象的翅膀在空中驰骋，容易奇妙；但落实到语言表达时，又很难工巧。”由于沈约、谢朓等为一代文坛领袖，时常好作奇特语句，因此，刘勰才有此议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是赞同好奇之论，而黄庭坚本人则有反对奇特语句使用的倾向，认为这是文病。在黄庭坚看来，因为他们时常作奇特语句，误引了当时的文学风气，所以，刘勰才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与王立之四贴》中，黄庭坚又说，“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曾读否”？在黄庭坚看来，《文心雕龙》的内容算不上什么真知灼见，它的看法“未极高”，印证了上一封书信中的观点，但也提出了应当阅读《文心雕龙》，“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可见，《文心雕龙》的地位在宋代有所提升。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上，关于《文心雕龙》的抨击之风占了主导倾向，讨论大多集中于刘勰《辨骚》对屈原及其赋作的评论上。在《证辨骚》中，张嵲不赞成刘勰的观点，“而勰考不精，遂谓班孟坚谓屈平离骚不合于左氏”。在《离骚新序下》中，晁补之对劉勰的评价较低，甚至认为其“文字卑陋不足言”。而在《高端叔墓志铭》中，楼钥也对刘勰关于骚学的阐述有异议，“尝谓《离骚》之学几亡矣……”。在讨论《离骚》时，林希逸指出“刘勰缀缉词章而不达比兴，其文可考也”，认为《文心雕龙》不能领会其真正的意旨，只是选取了屈赋的词章[4]。
宋代时期，征引《文心雕龙》最多的是《困学纪闻》，其作者是宋末学者王应麟。此文献共有十四处征引了《文心雕龙》，比如，卷十《地理》、卷十八《评诗》中都有。王应麟是宋末元初人，他如此多地征引《文心雕龙》，主要是为了他史地考证服务的，并着重于《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思想。这充分说明《文心雕龙》受重视度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王应麟是一个学者，文学成就并不是很高，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受重视的现象仍然是个别的。而在其他学者的讨论中，比如，吴曾在讨论“江山之助”一词时，虽然认可刘勰的思想，但是主要考证“江山之助”的来历和意义。再如，程大昌考证“马匹”中“匹”的意思时，说道：“因读刘勰《文心雕龙》，其说为长……”，这里引《指暇》之文来考证“马匹”之意的来源。由此可见，宋代时期，这些学者常常把《文心雕龙》作为史料进行考证，并不是从《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出发[5]。
元代征引《文心雕龙》的现象虽然存在，但由于统治时间较短，也只是集中于个别人的著作中。比如，在元至正本序中，钱惟善遵嘉兴郡守刘贞之嘱，对《文心雕龙》称誉甚高，但是这属于应景之作，不能反映真实情况，难免有夸饰的成分。由此可见，宋元时期，很多士人虽然认可了《文心雕龙》的某些文学思想，《文心雕龙》已经逐渐为士人所悉知，但是，士人引用《文心雕龙》者为数仍然不多，总体评价也不是很高。因此，《文心雕龙》影响也不是很大。
四、明清二代：认识不断深入，相关研究成果丰富
明清二代，人们对《文心雕龙》的认识不断深入，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兴盛期，对《文心雕龙》的注释、研究和评点相关成果颇为丰厚，还有对其进行刻印、校勘和训诂等。在明代的各图书目录中，对《文心雕龙》的归类有了创新，比如，杨士奇等的《文渊阁书目》、董其昌的《文瑞楼书目》等。一方面，在这些书目中，《文心雕龙》被归入子类，这说明其在明代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在这些书目中，《文心雕龙》首次被归入诗文评类，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批评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开始从文学大类中独立出来。比如，在《四友斋丛说》中，何良俊指出，“古之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刘勰《文心雕龙》……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这表明《文心雕龙》的内质使得明代学者对其评价逐渐趋于合理，逐步倾向于将刘勰视为文学评论家。
而清代学者则继承了明代学者的看法，将《文心雕龙》归入诗文评类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比如，《四库全书》把《文心雕龙》列为诗文评类首篇，《宋史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及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对《文心雕龙》都有所论及。而在评价上，清代学者也基本延续了明代学者的认识，《文心雕龙》的地位越来越稳定。比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云：“视《文心雕龙》为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大师的评价极大地促进了《文心雕龙》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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