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诙谐文学之新
【摘 要】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中的诙谐文学涉及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折射出晚清的时代风貌。四大小说杂志的诙谐文学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们在内容手法上继承了传统的诙谐文学，又进入了诙谐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在观念、内容各方面进行了革新，是文学史上不能忽略的研究对象。
【关 键 词】诙谐文学；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吴趼人；梁启超
【作者单位】刘洋风，扬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5.023
在西洋文化的冲击下，晚清时期报刊飞速发展，诙谐文学得以进入创作高峰期。早期《申报》在新闻中偶尔也夹些笑谈、笑柄等谐谑型文字。李伯元在1897年创办的《游戏报》同样刊登着部分“滑稽玩世之文”。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特地开辟“杂俎”一栏，内容自由灵活常有谐趣，还在第五号刊登了诙谐类文字《小慧解颐录》。而被并称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 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在近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启风气的地位，对当时的同类刊物有很大影响，更使诙谐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诙谐文学究其实质不是单一的文学体裁或样式，而是散布在各种文学样式中，通过讽刺、隐喻、戏谑等方式达到政治和教育的目的或进行游戏娱乐的文学。从传统来看，诙谐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大家熟悉的揠苗助长等先秦经史典籍中的故事，都属于诙谐文学。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对诙谐文学的评价虽然一貫不高，但其创作数量也不少，在民间甚至士林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力。本文中研究的诙谐文学则特指笑话、寓言等篇幅较为简短的诙谐文学，不包括长篇小说。《新小说》（1902年）共24期，专门开辟“杂记”“考试新笑话”“游戏文章”等栏目收录诙谐文学[1]。《绣像小说》（1903年）虽未有栏目专门刊登诙谐文学，但其小说中不乏谐趣因素。《月月小说》（1906年）共24期，专门刊登诙谐文学的栏目有 “俏皮话”“解颐语”“西笑林”等[2]。《小说林》（1907年）共12期，开辟专栏“西笑林”[3]。刊登诙谐文学能吸引读者，使杂志有一定的娱乐性，也可以借此针砭时弊，劝谕世人，达到批判警示效果。这些诙谐文学继承了传统诙谐文学中讽喻教化和谐谑设趣的传统，同时也在观念、内容和语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
一、新观念
人们历来肯定诙谐文学的娱乐功能，部分肯定它的教化功能，但是从没有把它提高到能够改良社会的高度。晚清时期知识分子面临着文化变革压力，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把小说由茶余饭后的消遣提升到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利器。吴趼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笑话小说”的概念。“笑话小说”这一概念，把诙谐文学中的重要分支——笑话和小说结合起来，拔高笑话的地位，指出笑话具有改良社会的作用，显示了创作和改良笑话文体的决心。观念的根本革新也使得吴趼人对诙谐文学的趣味性提出明确要求，他旗帜鲜明地批判“淫词、恶谑”等低级趣味的笑话。虽然古代诙谐文学并非都是鄙俚不文，但是刻薄嘲笑他人生理、心理缺陷等委实不少，甚至有“不亵不笑”之说。笑话小说则看重笑话批判时事、开启明智的作用。
不过，吴趼人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也没有得到创作上的呼应，因而没能使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诙谐文学创作彻底贯彻他的笑话小说主张。吴趼人在《月月小说》中的诙谐文学写作心态和《新小说》中的有着明显不同。在《新小说》里，吴趼人响应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并努力贯彻。而在《月月小说》中，吴趼人自述“余平生喜为诡恢之言”，强调的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对以往散落在各报刊的旧作引以为憾，借担任《月月小说》总编的机会整理发表，因而改良社会和提倡新意识新趣味的压力不大，俏皮话的写作也就更为自由一些。这背后是《新小说》和《月月小说》经营宗旨的差异。《新小说》的经营宗旨重在新民，“一切淫猥鄙俚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摒”[4]，强调杂志的政治教育作用。《月月小说》则强调：“本社集语怪之家，文写花馆，怀奇之客，语穿明珠，亦注意于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而已矣。”[5]《月月小说》虽然也提到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但更注重小说的文学性和娱乐性，政治性减弱的趋势已很明显。到《小说林》，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里指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传统过于轻视小说，贬低了小说的价值，忽略了小说影响社会的能力，阻碍了小说的发展；而之后又把小说看得太重，过于强调小说的政治作用，压抑了小说的艺术性，同样不利于小说的发展。这一观点的提出可以看作小说界革命的开始，也是对笑话小说概念的反思。何况《小说林》作为自负盈亏的杂志，总要考虑杂志的销量和读者的接受程度，娱乐性的增加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诙谐文学的作者大多数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奠定了深厚的根基，又吸收了相当的新学。他们在自我认知和意识形态上，对传统文化有着程度不同的批判和反思，致力于文化传播，是报人和职业撰稿人。以吴趼人、周桂笙为例，写作既是他们的理念和主张的诉求，也是他们谋生的方式。笑话小说的主张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还是使得当时的诙谐文学创作表现出不同于传统诙谐文学的新意识。
二、新内容
时代不同，文学内容自然不同。晚清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保皇派、改良派、排满派等都在试图寻找适合中国的道路，科举被取消，新学堂林立，报纸等近代传媒盛行，火车、蒸汽船、电器等大量舶来品来到中国，这些都使晚清诙谐文学内容发生了变化。
以科举笑话为例，《新小说》第一期上刊登了“考试新笑话”三则。第一则讲的是以八股负盛名的考生参加山西院试，策论题目是“文艺复兴与路德新教最有关系，能言其故与”，该考生大谈了一通毫不相干的路闰先生，出场后颇为自得，同辈皆夸他联络之巧，点题之醒。第二则内容是某考生参加某省科试，该考生是八股名家，改考策论后胸无点墨，向友人借《新民丛报》一份，夹带入场。试题问“近来泰西机器盛行，其利益云何等”，该生便说西国各种机器皆好，可惜无印字机器云云。第三则内容是某考生参加某学堂招生考试，试题为“泰西最近世史，每称拿破仑时代梅特涅时代，能言其故与”。该生答题时说拿破仑和梅特涅是一母所生，阅卷者大为诧异，该生拿出自己夹带的《新民丛报》第十七号与之争辩，老师只得一笑置之。
这三则笑话放在《新小说》第一期不是偶然的。1901年，清政府下诏改变科举考试方法，1902年至1904年间举行的两科乡试与两科会试在内容上废除了八股文，改以策论为重点。1905年科举考试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改科举，废八股，考策论，设学堂，这些都成了关乎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这三则笑话中的主人公恰恰是当时三类知识分子的代表。第一则笑话中的考生对考试的变化一无所知，按过去考八股的经验，写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答案，洋洋自得，周围的人还大加称赞。这个考生和他身边的士子拥有传统的知识结构，对科举的变化一无所知，对当时的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更無从知晓。第二则笑话中的考生已经知道了考试的变化，但是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只好胡乱作答。第三则笑话中的考生参加的是学堂的招生考试，当时的学堂还是新事物，既然是报考学堂，那就意味着已经开始放弃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准备到新式学堂接受教育。但此人只会生搬硬套，竟把梅特涅与拿破仑都当作罗兰夫人的儿子。这三个主人公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缩影，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是为了“新一国之民”，时代转折中的知识分子自然被寄予厚望，故而《新小说》在第一期发表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笑话，嘲弄那些故步自封、对西学不求甚解的旧式知识分子，希望人们能够摆脱原有的局限，努力开拓视野，学有所用，拯救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这三则笑话没有署名，但作为《新小说》第一期的内容，即使不是梁启超自己所写，也一定是他全文审阅的，他在表达对知识分子期待的同时，不忘宣传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
不过新式学堂的创办，并不意味着人们旧有思想观念的完全转变。不少人依然保持着迂腐的观念，按照培养旧式官僚的办法培养学生，《新小说》的诙谐文学对此进行了嘲讽，如“德寿笑话”（《新小说》第8期）中的主人公德寿。随着科举考试的取消，科举笑话逐渐消失了。吴趼人在《新小说》第22期（1905年11月）发表了一则题为“神号鬼哭”的笑话，写他听到科举取消的消息后，叹息说“神鬼当号”，表达了他对科举考试的嘲讽，为科举笑话画上句号。
从晚清四大小说杂志诙谐文学的人物设置来看，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古代诙谐文学中被讽喻的对象通常是士子、官员、守财奴、庸医、吹牛皮者、悍妇等。而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这些人物类型依然存在，只是身份与行为有所变化。古代受到嘲笑的是国子监学生，四大小说杂志里受到讽刺的则是新式学堂里的学生。古代诙谐文学中官员贪财扰民，四大小说杂志笑话中官员不仅贪财扰民，还崇洋媚外。除了这些旧有的人物类型，还有一些新的人物类型，如火车站站长、办洋务者、顽固党人等，这些都是社会生活变迁带来的新人物形象。另外，以异国人物作为主人公的诙谐文学也逐渐增多，有“东事拾遗”，有专门译自西方的“西笑林”等。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诙谐文学在情节设置上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以讽刺守财奴这一题材为例。冯梦龙在《广笑府》中讲述过一个吝啬鬼，溪水大涨时不舍得出渡钱，自己涉水而上，结果水流湍急，被大水冲走的他性命难保，儿子在岸旁雇船夫救人，船夫开价一钱，儿子只愿出5分，讨价还价良久。吝啬鬼垂死之际，对儿子大声呼喊：“我儿我儿，五分便救，一钱莫救。”而《月月小说》15期也刊登了一则吝啬鬼的笑话，讲述某甲本窭人子忽发巨财，而素性多疑，所居室保有火险，每夜必手自关门下钥，其钥为外洋上等货。且钥匙仅有一枚，甲自佩之，无间风雨寒暑，必躬必亲，盖既恐外贼之入，复恐内贼之出也。人或谓之曰：“子防贼可谓周备矣，其如火烛何”。甲曰：“我保有火险，何妨。”人又诘之曰：“子不俱烧煞耶。”甲狂笑曰：“我已保了人寿险，纵然烧煞我，没了性命，那赔钱总可以到手也，怕他甚么。”
同样是爱财胜过爱命的吝啬鬼，为了省钱，一个不惧溺死，一个不惧火烧，但是某甲有外洋上等货的锁，有火险，有人寿险，显示爱钱胜命的情节自然也就不尽相同了。吴趼人对窭人子巨富后的谨慎描写得极为细致，日常事必躬亲，有人点出火灾风险后，又佐以人寿险，层层递进，最后为性命没了钱可以到手而狂笑。与《广笑府》中的吝啬鬼相比，这则笑话更为精明，也更有血有肉。再如“守财虏之子”（《月月小说》第12期）一则，讲守财奴之子吝啬而不通事务，指望洋钱也能有雌雄之别而生小洋钱。“洋钱”这样具有时代特色的物品就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另外，晚清的诙谐文学里还增加了翻译自西方笑话的“西笑林”，内容也与古代笑话迥然不同。
三、新语言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诙谐文学都是采用文言文写作的，但是现代汉语的语句也进入写作中，甚至还比较流行，如“人寿险”“留学”等词。以“婚姻不自由之结果”（《新小说》第14期）为例看其语言变化。
某女校女生徒某，在家并未受家庭教育。及入校后，思想自由，言论独立。悔其长者不以才择婿，而以利尚。嫁于商贾之子。终身耻之。某尝戏之曰“不自由吾宁死”。故女生徒益恨其良人性鲁。谋东游三神山，以脱市侩之腐败气象。会其谋为良人所阻，未果。遂遁归宁。虽没世不忘其良人之鞭已而阻己志也。噫，岂非婚姻不自由之结果乎，虽然前此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曷为独于此焉书，书不胜书，故将一书以警为亲之干涉者而已矣，其余从同同。
这则笑话总体表述是相当雅驯的，其中“婚姻不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独立”等现代汉语的语句已经出现。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提出语言变革的主张，梁启超就指出，文学进化的关键之处是“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4]，并认为各国文学史发展都遵循这样的轨迹。周桂笙在“解颐语”前言中则指出文学翻译的困难，在西方文化里的口语并不俗，翻译成汉语则非常俗，原因是“文言向未合并之故耳”（《月月小说》第7期），他意识到文言文给文学翻译带来的不便，提出言文一致的主张，这些都对后来大势所趋的白话文运动有所预示。
总之，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诙谐文学对传统诙谐文学的继承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在观念、趣味、内容、语言上具有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新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这种新因素恰恰是晚清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蜕变过程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梁启超. 新小说[J]. 日本横滨、上海新小说社：广智书局发行，1902年11月—1906年7月.
[2]庆祺，吴趼人，许伏民. 月月小说[J].上海：月月小说社、乐群书局、群学社图书发行所发行，1906年11月—1909年1月.
[3]徐念慈，黄人. 小说林[J]. 上海：小说林宏文馆有限合资会社，1907年3月—1908年10月.
[4]新民丛报[N].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四号.
[5]月月小说（第三号《发刊词》）[J].
【关 键 词】诙谐文学；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吴趼人；梁启超
【作者单位】刘洋风，扬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5.023
在西洋文化的冲击下，晚清时期报刊飞速发展，诙谐文学得以进入创作高峰期。早期《申报》在新闻中偶尔也夹些笑谈、笑柄等谐谑型文字。李伯元在1897年创办的《游戏报》同样刊登着部分“滑稽玩世之文”。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特地开辟“杂俎”一栏，内容自由灵活常有谐趣，还在第五号刊登了诙谐类文字《小慧解颐录》。而被并称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 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在近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启风气的地位，对当时的同类刊物有很大影响，更使诙谐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诙谐文学究其实质不是单一的文学体裁或样式，而是散布在各种文学样式中，通过讽刺、隐喻、戏谑等方式达到政治和教育的目的或进行游戏娱乐的文学。从传统来看，诙谐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大家熟悉的揠苗助长等先秦经史典籍中的故事，都属于诙谐文学。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对诙谐文学的评价虽然一貫不高，但其创作数量也不少，在民间甚至士林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力。本文中研究的诙谐文学则特指笑话、寓言等篇幅较为简短的诙谐文学，不包括长篇小说。《新小说》（1902年）共24期，专门开辟“杂记”“考试新笑话”“游戏文章”等栏目收录诙谐文学[1]。《绣像小说》（1903年）虽未有栏目专门刊登诙谐文学，但其小说中不乏谐趣因素。《月月小说》（1906年）共24期，专门刊登诙谐文学的栏目有 “俏皮话”“解颐语”“西笑林”等[2]。《小说林》（1907年）共12期，开辟专栏“西笑林”[3]。刊登诙谐文学能吸引读者，使杂志有一定的娱乐性，也可以借此针砭时弊，劝谕世人，达到批判警示效果。这些诙谐文学继承了传统诙谐文学中讽喻教化和谐谑设趣的传统，同时也在观念、内容和语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
一、新观念
人们历来肯定诙谐文学的娱乐功能，部分肯定它的教化功能，但是从没有把它提高到能够改良社会的高度。晚清时期知识分子面临着文化变革压力，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把小说由茶余饭后的消遣提升到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利器。吴趼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笑话小说”的概念。“笑话小说”这一概念，把诙谐文学中的重要分支——笑话和小说结合起来，拔高笑话的地位，指出笑话具有改良社会的作用，显示了创作和改良笑话文体的决心。观念的根本革新也使得吴趼人对诙谐文学的趣味性提出明确要求，他旗帜鲜明地批判“淫词、恶谑”等低级趣味的笑话。虽然古代诙谐文学并非都是鄙俚不文，但是刻薄嘲笑他人生理、心理缺陷等委实不少，甚至有“不亵不笑”之说。笑话小说则看重笑话批判时事、开启明智的作用。
不过，吴趼人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也没有得到创作上的呼应，因而没能使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诙谐文学创作彻底贯彻他的笑话小说主张。吴趼人在《月月小说》中的诙谐文学写作心态和《新小说》中的有着明显不同。在《新小说》里，吴趼人响应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并努力贯彻。而在《月月小说》中，吴趼人自述“余平生喜为诡恢之言”，强调的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对以往散落在各报刊的旧作引以为憾，借担任《月月小说》总编的机会整理发表，因而改良社会和提倡新意识新趣味的压力不大，俏皮话的写作也就更为自由一些。这背后是《新小说》和《月月小说》经营宗旨的差异。《新小说》的经营宗旨重在新民，“一切淫猥鄙俚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摒”[4]，强调杂志的政治教育作用。《月月小说》则强调：“本社集语怪之家，文写花馆，怀奇之客，语穿明珠，亦注意于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而已矣。”[5]《月月小说》虽然也提到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但更注重小说的文学性和娱乐性，政治性减弱的趋势已很明显。到《小说林》，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里指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传统过于轻视小说，贬低了小说的价值，忽略了小说影响社会的能力，阻碍了小说的发展；而之后又把小说看得太重，过于强调小说的政治作用，压抑了小说的艺术性，同样不利于小说的发展。这一观点的提出可以看作小说界革命的开始，也是对笑话小说概念的反思。何况《小说林》作为自负盈亏的杂志，总要考虑杂志的销量和读者的接受程度，娱乐性的增加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诙谐文学的作者大多数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奠定了深厚的根基，又吸收了相当的新学。他们在自我认知和意识形态上，对传统文化有着程度不同的批判和反思，致力于文化传播，是报人和职业撰稿人。以吴趼人、周桂笙为例，写作既是他们的理念和主张的诉求，也是他们谋生的方式。笑话小说的主张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还是使得当时的诙谐文学创作表现出不同于传统诙谐文学的新意识。
二、新内容
时代不同，文学内容自然不同。晚清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保皇派、改良派、排满派等都在试图寻找适合中国的道路，科举被取消，新学堂林立，报纸等近代传媒盛行，火车、蒸汽船、电器等大量舶来品来到中国，这些都使晚清诙谐文学内容发生了变化。
以科举笑话为例，《新小说》第一期上刊登了“考试新笑话”三则。第一则讲的是以八股负盛名的考生参加山西院试，策论题目是“文艺复兴与路德新教最有关系，能言其故与”，该考生大谈了一通毫不相干的路闰先生，出场后颇为自得，同辈皆夸他联络之巧，点题之醒。第二则内容是某考生参加某省科试，该考生是八股名家，改考策论后胸无点墨，向友人借《新民丛报》一份，夹带入场。试题问“近来泰西机器盛行，其利益云何等”，该生便说西国各种机器皆好，可惜无印字机器云云。第三则内容是某考生参加某学堂招生考试，试题为“泰西最近世史，每称拿破仑时代梅特涅时代，能言其故与”。该生答题时说拿破仑和梅特涅是一母所生，阅卷者大为诧异，该生拿出自己夹带的《新民丛报》第十七号与之争辩，老师只得一笑置之。
这三则笑话放在《新小说》第一期不是偶然的。1901年，清政府下诏改变科举考试方法，1902年至1904年间举行的两科乡试与两科会试在内容上废除了八股文，改以策论为重点。1905年科举考试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改科举，废八股，考策论，设学堂，这些都成了关乎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这三则笑话中的主人公恰恰是当时三类知识分子的代表。第一则笑话中的考生对考试的变化一无所知，按过去考八股的经验，写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答案，洋洋自得，周围的人还大加称赞。这个考生和他身边的士子拥有传统的知识结构，对科举的变化一无所知，对当时的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更無从知晓。第二则笑话中的考生已经知道了考试的变化，但是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只好胡乱作答。第三则笑话中的考生参加的是学堂的招生考试，当时的学堂还是新事物，既然是报考学堂，那就意味着已经开始放弃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准备到新式学堂接受教育。但此人只会生搬硬套，竟把梅特涅与拿破仑都当作罗兰夫人的儿子。这三个主人公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缩影，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是为了“新一国之民”，时代转折中的知识分子自然被寄予厚望，故而《新小说》在第一期发表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笑话，嘲弄那些故步自封、对西学不求甚解的旧式知识分子，希望人们能够摆脱原有的局限，努力开拓视野，学有所用，拯救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这三则笑话没有署名，但作为《新小说》第一期的内容，即使不是梁启超自己所写，也一定是他全文审阅的，他在表达对知识分子期待的同时，不忘宣传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
不过新式学堂的创办，并不意味着人们旧有思想观念的完全转变。不少人依然保持着迂腐的观念，按照培养旧式官僚的办法培养学生，《新小说》的诙谐文学对此进行了嘲讽，如“德寿笑话”（《新小说》第8期）中的主人公德寿。随着科举考试的取消，科举笑话逐渐消失了。吴趼人在《新小说》第22期（1905年11月）发表了一则题为“神号鬼哭”的笑话，写他听到科举取消的消息后，叹息说“神鬼当号”，表达了他对科举考试的嘲讽，为科举笑话画上句号。
从晚清四大小说杂志诙谐文学的人物设置来看，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古代诙谐文学中被讽喻的对象通常是士子、官员、守财奴、庸医、吹牛皮者、悍妇等。而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这些人物类型依然存在，只是身份与行为有所变化。古代受到嘲笑的是国子监学生，四大小说杂志里受到讽刺的则是新式学堂里的学生。古代诙谐文学中官员贪财扰民，四大小说杂志笑话中官员不仅贪财扰民，还崇洋媚外。除了这些旧有的人物类型，还有一些新的人物类型，如火车站站长、办洋务者、顽固党人等，这些都是社会生活变迁带来的新人物形象。另外，以异国人物作为主人公的诙谐文学也逐渐增多，有“东事拾遗”，有专门译自西方的“西笑林”等。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诙谐文学在情节设置上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以讽刺守财奴这一题材为例。冯梦龙在《广笑府》中讲述过一个吝啬鬼，溪水大涨时不舍得出渡钱，自己涉水而上，结果水流湍急，被大水冲走的他性命难保，儿子在岸旁雇船夫救人，船夫开价一钱，儿子只愿出5分，讨价还价良久。吝啬鬼垂死之际，对儿子大声呼喊：“我儿我儿，五分便救，一钱莫救。”而《月月小说》15期也刊登了一则吝啬鬼的笑话，讲述某甲本窭人子忽发巨财，而素性多疑，所居室保有火险，每夜必手自关门下钥，其钥为外洋上等货。且钥匙仅有一枚，甲自佩之，无间风雨寒暑，必躬必亲，盖既恐外贼之入，复恐内贼之出也。人或谓之曰：“子防贼可谓周备矣，其如火烛何”。甲曰：“我保有火险，何妨。”人又诘之曰：“子不俱烧煞耶。”甲狂笑曰：“我已保了人寿险，纵然烧煞我，没了性命，那赔钱总可以到手也，怕他甚么。”
同样是爱财胜过爱命的吝啬鬼，为了省钱，一个不惧溺死，一个不惧火烧，但是某甲有外洋上等货的锁，有火险，有人寿险，显示爱钱胜命的情节自然也就不尽相同了。吴趼人对窭人子巨富后的谨慎描写得极为细致，日常事必躬亲，有人点出火灾风险后，又佐以人寿险，层层递进，最后为性命没了钱可以到手而狂笑。与《广笑府》中的吝啬鬼相比，这则笑话更为精明，也更有血有肉。再如“守财虏之子”（《月月小说》第12期）一则，讲守财奴之子吝啬而不通事务，指望洋钱也能有雌雄之别而生小洋钱。“洋钱”这样具有时代特色的物品就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另外，晚清的诙谐文学里还增加了翻译自西方笑话的“西笑林”，内容也与古代笑话迥然不同。
三、新语言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诙谐文学都是采用文言文写作的，但是现代汉语的语句也进入写作中，甚至还比较流行，如“人寿险”“留学”等词。以“婚姻不自由之结果”（《新小说》第14期）为例看其语言变化。
某女校女生徒某，在家并未受家庭教育。及入校后，思想自由，言论独立。悔其长者不以才择婿，而以利尚。嫁于商贾之子。终身耻之。某尝戏之曰“不自由吾宁死”。故女生徒益恨其良人性鲁。谋东游三神山，以脱市侩之腐败气象。会其谋为良人所阻，未果。遂遁归宁。虽没世不忘其良人之鞭已而阻己志也。噫，岂非婚姻不自由之结果乎，虽然前此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曷为独于此焉书，书不胜书，故将一书以警为亲之干涉者而已矣，其余从同同。
这则笑话总体表述是相当雅驯的，其中“婚姻不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独立”等现代汉语的语句已经出现。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提出语言变革的主张，梁启超就指出，文学进化的关键之处是“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4]，并认为各国文学史发展都遵循这样的轨迹。周桂笙在“解颐语”前言中则指出文学翻译的困难，在西方文化里的口语并不俗，翻译成汉语则非常俗，原因是“文言向未合并之故耳”（《月月小说》第7期），他意识到文言文给文学翻译带来的不便，提出言文一致的主张，这些都对后来大势所趋的白话文运动有所预示。
总之，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诙谐文学对传统诙谐文学的继承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在观念、趣味、内容、语言上具有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新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这种新因素恰恰是晚清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蜕变过程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梁启超. 新小说[J]. 日本横滨、上海新小说社：广智书局发行，1902年11月—1906年7月.
[2]庆祺，吴趼人，许伏民. 月月小说[J].上海：月月小说社、乐群书局、群学社图书发行所发行，1906年11月—1909年1月.
[3]徐念慈，黄人. 小说林[J]. 上海：小说林宏文馆有限合资会社，1907年3月—1908年10月.
[4]新民丛报[N].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四号.
[5]月月小说（第三号《发刊词》）[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