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涛的曲折人生

    杜尚儒+杨晓荣

    

    

    革命时期，在对敌斗争的特殊战场上，他两陷囹圄，却始终保持了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节和斗争意志。

    建国初期，他与薄一波一起将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报告党中央，使这些大贪官依法受到严惩。

    在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等职务期间，他带领当地群众共渡难关，促进了西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陕北榆林中学校园里，一条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路，提醒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这里曾走出一位让他们引以为荣的校友和学长。

    他就是刘澜涛。

    2010年11月5日，纪念刘澜涛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在讲话中指出，刘澜涛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风范，是留给世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功勋卓著，德馨品高。”这八个字，是王刚代表中央对刘澜涛辉煌一生的高度概括。

    热血青年 名动陕北

    1910年11月7日，刘澜涛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县城的一户穷苦人家，初名刘振芳。刘澜涛在家为次子，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三弟、四弟及妹妹。

    由于祖父和大伯早逝，刘澜涛的父母不仅要养活全家，还要抚养刘澜涛的三叔、四叔，日子过得很紧巴，有时不得不靠借债度日。

    有一年，因为还不起债，债主告到官府，刘澜涛的父亲被抓起来打得无法走路。幼年时的刘澜涛经常要帮家里捡柴拾粪，冬天有时会帮母亲做饭，也借此偎在灶房取暖。因为家贫，刘澜涛兄弟三人只能盖一床被子，而且只有盖的，没有铺的。

    10岁时，刘澜涛开始进入小学读书。1925年，刘澜涛正在读高小三年级，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当时绥德师范有位叫王懋廷的中共负责人到米脂县向学生演讲，还与15岁的刘澜涛进行了交谈。刘澜涛很受启发，决心离开家乡，到更广阔的天地为劳苦大众做事情。这年下半年，刘澜涛北上榆林，利用“官费”学习机会，考入培养初级小学教员的单级师范学校（今榆林中学前身）。第二年，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刘澜涛在晚年回忆说：“在榆林上学时，因为和同学的关系好，经常得到他们的接济，其中有原一机部副部长白坚同志。贫困的生活对早期参加革命，痛恨国民党军阀，是个基本的启发。所以16岁就离家出走参加革命了。”在榆林单级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刘澜涛勤俭刻苦，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第一名。

    从榆林单级师范学校毕业后，1927年，刘澜涛又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该校校长李子洲是陕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教员中有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被陕北军阀井岳秀查封，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秘密进行。下半年，刘澜涛回到家乡，进入新成立的米脂三民主义第二中学（简称三民二中），做共青团的工作。

    1928年5月5日，为抗议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屠杀民众的暴行，刘澜涛组织三民二中的数百名学生，按照事先计划，同时从教室冲出，打着彩旗标语走向街头。在县城中心的广场上，刘澜涛挥动着拳头，向集会的人们演说，号召抵制日货，反对侵略，同时揭露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当天，激愤的学生和群众痛打了县警察局局长，又砸了当地一家土豪劣绅开的银坊，县长吓得躲了起来……

    当时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还有马文瑞、张雄飞、常黎夫等，据他们回忆说，这次游行示威，声势之大，前所未有，震动了整个陕北。

    投身革命 身陷囹圄

    米脂县大规模的群众斗争震动了当局，刘澜涛因此受到通缉，其化名刘鸿飞，被组织调往靖边县，先后任县团工委书记、三边（定边、靖边、安边）特派员，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团工作。同年9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陕北特委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在陕北清涧、榆林、绥德一带开展地下工作。

    1930年10月，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绥德合龙山秘密举行。由于刘志丹在赴会途中被敌人发觉，敌人开始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当时，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会议决定尽快举行暴动，并要将陕北特委的驻地迁至榆林。情况紧急，身为特委秘书长的刘澜涛与张德生提前离会，负责到榆林为特委寻找新的工作地点，并筹备暴动。

    不料，当他们来到无定河边时，被几个正在盘查的国民党士兵扣住了。国民党兵不由分说，一定要将刘澜涛和张德生带到绥德去邀功。原来，敌人在探听到刘志丹的行踪后，准备在渡口抓一起来开会的张资平和赵伯平，却错把刘澜涛和张德生当成了上司要他们抓捕的人。

    刘澜涛当时身上带着重要的会议文件，他见此情景，首先想到的是保守党的秘密。在渡河时，刘澜涛一边和敌人聊天套近乎，一边悄悄地在背后将文件撕碎丢进河里。当文件全部被销毁，刘澜涛才稍稍松了口气。

    但是，刘澜涛和张德生还是被关押了起来。若干年后，刘澜涛回忆说，在他第一次走进监狱的时候，他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那就是：即使死，也不能出卖组织。

    党组织了解到他们并没有暴露身份，立即组织营救。经过工作，案子由同情革命的国民党县长高望之审理，很快查清刘澜涛和张德生不是点名要抓的人。据常黎夫“文革”期间在西安回忆，为了让国民党尽早释放刘澜涛和张德生，组织上还编造了一个“桃色”谎言：派绥德师范一名叫杜岚的进步女学生，带上一对绣花枕头和张德生在狱中写的假情书，“证明”刘澜涛只是与张德生同路去绥德探亲而已。高望之将刘澜涛和张德生训导了一番之后，于1931年2月（春节前夕）释放了他们。

    1993年，刘澜涛在深圳与已经移居澳门的杜岚重逢时，表示非常感激这位学妹，要不是她当年的“义举”，自己也难以从监狱成功脱身。

    北上京津 再入监牢

    1931年3月，组织决定调刘澜涛到中共河北省委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离开陕西到外地工作。不久，河北省委从天津迁至北平，刘澜涛随即赶赴北平，与时任省委秘书长的郭亚先取得了联系。刘澜涛被安排在河北省委下属的互济会担任秘书。

    当时河北省委经费困难，食宿都要干部们自己解决。刘澜涛后来回忆说，家境贫寒，没有接济，初到北平时，人生地不熟，既要开展地下工作，又要为生计四处奔波，处境非常困难。但就在这时，中共河北省委遭到重创，省委13名主要领导被捕，省委书记徐兰芝叛变。

    刘澜涛得知消息后，立即决定离开北平。他计划混上火车，逃往太原后再作打算。但没有想到，他的直接上级郭亚先已经叛变，正带着一群宪兵在等候他。他当场被捕，后被判刑六年，关进了有名的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又称“北平军人反省院”，位于昔日北平西安门草岚子胡同，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北方白区的党组织遭到灾难性破坏，平、津地区先后有300多名党员被捕，这些党员大多被关押在这里。

    在狱中，部分党员成立了党支部，领导难友与敌人开展斗争。孔祥祯、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胡锡奎、赵镈、张友清等人先后担任过支部干事。1934年12月9日，刘澜涛组织难友宣布绝食，要求狱方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允许看公开发行的报刊书籍等等，迫使狱方派出高级代表谈判，答应了难友们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并取消了病号和体质虚弱的政治犯戴脚镣的规定，一般政治犯改为戴三斤重的小号脚镣。而此前，监狱内所有难友都带脚镣，大号12斤，中号6斤，小号3斤，政治犯戴中号。

    1935年，敌人认定狱中有中共的秘密组织，派高级特务伪装成被捕的党员进入监狱，掌握了党组织的部分情况。刘澜涛与薄一波、殷鉴、安子文、杨献珍等12名共产党“要犯”被改判死刑，集中关押。刘澜涛回忆说，这12名党员都是狱中的骨干，他们在等待死刑执行的过程中，已经安排好了牺牲后的一切工作，甚至商定了临行前喊什么口号。后来，因《何梅协定》签订，时局变化，国民党宪兵特务团仓促撤退，他们才得以幸存。

    正如毛泽东后来对刘澜涛所说的那样，监狱也是一所共产主义大学校。狱中的杨献珍、殷鉴等人是留过洋的，理论水平很高，他们把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外文著作翻译过来，一页一页地学习讨论，有的文章甚至比监狱外面翻译得还要早。

    刘澜涛虽身陷囹圄，但并没有沉沦和绝望，反而学到了更多的马列主义理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愈加坚定。狱方数次表示，只要他在一份写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即可“自首”出狱，但都被他拒绝了。

    延安岁月 边区佳话

    1936年，刘少奇化名胡服，被派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当时白区急需大批干部，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使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党员干部免遭杀害，刘少奇同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的提议，经张闻天（时任中央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批准，给狱中党支部写信，指示狱中党员可以履行监狱的规定手续出狱，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

    狱中党支部（时薄一波为书记、刘澜涛任宣传委员、殷鉴是学习委员）怀疑来信的可靠性，经过研究，决定不传达，不执行。半个月后，北方局通过秘密通道给狱中送来了第二封信，信中指出，如果仍然拒不执行党的指示，你们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信中还保证中央对此事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接着，狱中又通过另外的渠道收到第三封同样内容的信。经过反复确认和激烈讨论，狱中党支部决定执行中央指示，分批出狱。

    据刘澜涛回忆，从1936年8月31日起，凡是能够出狱的党员分九批出狱。当时在狱中有组织关系按照中央指示出狱的有52人，加上因病“保外就医”的4人和利用监狱“大赦”减刑出狱的3人，共计61人。此事后来在“文革”中被诬为“六十一人案”。

    出狱后，刘澜涛化名刘振汉，被派往绥东抗日前线—兴和县（今属内蒙古），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

    1937年6月，组织批准刘澜涛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他奔赴延安的路途中，“七七”事变爆发了。

    许多年之后，刘澜涛还清楚地记得7月18日这一天，在延安东门外广场召开的大会上，他作为来自平津前线的代表，为参加聚会群众做报告。就在这次大会上，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他的报告，还与他亲切握手。

    同年8月的一天，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找刘澜涛谈话，认为他在陕北工作有经验，希望他能到陕甘宁边区来工作。刘澜涛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当时，郭洪涛任边区党委书记，张国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高岗为边区保安司令，李坚贞任妇委书记。刘澜涛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并主管边区党委机关刊物《党的工作》。毛泽东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就是最早在这本刊物上发表的。

    这年冬天，刘澜涛与李坚贞的秘书、毕业于榆林女子师范学校的陕北府谷女子刘素菲相识。第二年11月两人在延安结婚。由于此前刘澜涛已接受调遣，出任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书记（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婚燕尔的刘澜涛与刘素菲双双骑上战马，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边区一时传为佳话。

    深入敌后 初现才干

    1941年，中央北方分局改为晋察冀分局，刘澜涛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协助彭真、聂荣臻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斗争，多次粉碎日军的“扫荡”，逐渐形成了晋、察、冀、热、辽纵横数千里、人口达4000万的巩固的敌后根据地。毛泽东曾称赞晋察冀边区为“抗日模范根据地”，著名的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壮士都发生在这里。

    在晋察冀，刘澜涛开始全面参加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从抗战到解放，他在这块根据地一干就是11年，组织才华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抗战胜利后，刘少奇、朱德带领中央“工委”、毛泽东带领中央“前委”先后从陕北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西柏坡的重大行动，都是由刘澜涛负责组织和周密安排的。

    1947年，刘澜涛曾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与先期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朱德总司令同住一个院子，一同在食堂吃饭，朝夕相处，关系密切。不久，在朱德领导下，聂荣臻与刘澜涛等共商夺取石家庄的计划，经毛泽东回电批准，后成功攻克石家庄。此役被朱德称为我军“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建国前夕，中央决定薄一波、聂荣臻、刘澜涛分别担任华北局第一、二、三书记（刘少奇不再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局率先进驻北平。进城后，聂荣臻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央军委，薄一波主抓中央财经工作，华北局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刘澜涛负责。

    随着战事的推进，各大战区干部配备不足，与此同时，新解放的城市中却有大量失学、失业青年和贫苦知识分子，他们向往革命或希望找到职业，参加工作。1949年2月，在部队进入北平后，刘澜涛即在华北局办起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并担任校长。同年7月，12000名学员结业，有力地充实了各大野战军和地方的干部队伍。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作法和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将刘澜涛的报告批给了各中央局、分局和野战军前委，批语中说道：“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文件本身也是写得好的。”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包括天津分校）一直办到1951年冬才结束，该校与原华北大学一起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954年，刘澜涛兼任校长的华北局党校与马列学院合并成为中央高级党校。

    主政华北 奉调西北

    建国后，刘澜涛继续担任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华北军区副政委，同时还担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1951年，刘澜涛与薄一波等人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后经党中央批准，将此二人枪毙。此案成为建国初期最有影响的惩治腐败案。

    1954年，华北局撤消后，刘澜涛被调到中央，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邓小平为秘书长）、政务院华北地区工作部部长，协助邓小平工作。第二年，中央成立监察委员会，刘澜涛任副书记，协助董必武书记主持日常工作。

    1956年，刘澜涛出席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近7年时间。

    1960年，中共西北局成立，刘澜涛奉调离京出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据刘澜涛的警卫秘书方长德介绍：“刘澜涛在西北局每年有约半年时间到外地开会和到各省区考察调研。陕西省9个地区，刘老到过8个，惟一没有到过的是刘老的家乡榆林地区（原计划最后去，因“文革”开始，未能实现）。陕西省98个县，刘老到过61个县。”

    一些上了岁数的人还能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刘澜涛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国家重大活动的报道中。然而，1966年之后，他的名字渐渐从报端消失，突然有一天再看到他的名字时，竟然成为了被批判和批斗的对象。《揭透批臭刘澜涛》，就是这一时期陕西当地党报某版的通栏头条标题。原因是，当年在草岚子监狱一同坐过牢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被诬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1967年，刘澜涛的父母相继去世。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刘澜涛的爱人刘素菲（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任等职）在西安被“造反派”和“中央专案小组”迫害致死。刘澜涛则时常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牌子接受批斗。

    有人做过统计，从1966年11月中旬被“造反派”抓去，到1968年1月，14个月里，刘澜涛遭受大大小小的批斗会达1000多次，平均每天挨批3次以上，创下了“文革”期间挨批的全国纪录。

    1968年1月3日，中央专案组用专机将刘澜涛秘密押送到北京。从此，刘澜涛在北京的监狱被囚禁了8年。这一时期，刘澜涛为自己取了个笔名“皓翁”，写了大量的古体诗。这些诗作后被辑入诗函集，其中一首为：“昔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千古公道在，丹心复何忧。”

    流放安庆 终获平反

    1975年2月，一场重病之后，刘澜涛忍不住提笔给中央写了封长信，将满腹的话说给组织听。

    这封信交出去后，过了三个月，同年5月28日，刘澜涛在北京的监禁生涯终于结束。但等待他的却是流放，有关方面的通知规定，刘澜涛必须立刻离京，前往安徽省安庆市，不准和家属告别。刘澜涛于当日写下“解禁”一诗：一九七五五二八，今朝幸得幽禁罢。借问鳏翁归何处？神州何处不为家。（最后一句原为“党为吾娘神州家”，后经作者修订。）

    据刘澜涛的长子刘冀阜回忆，父亲被流放到安庆后，“反应很迟钝，就连说话都要想一阵子”。有一天，他拉着父亲进了电影院，电影院里放的是《东方红》。望着银幕上一个个熟悉的身影，父亲忽然泪流满面，说：“好久没有看到他们喽！”

    但是，刘澜涛遭受的迫害并没有结束。1975年6月20日，“中央专案小组”派人到安庆，在刘澜涛的住处传达中央“开除刘澜涛党籍”的决定。刘澜涛气愤之极：“声明出狱是中央的决定，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来人不听申辩，称“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并命令“永远不得返回北京”。听到这是来自毛主席的指示，65岁的刘澜涛跌坐在床上，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先后辞世，刘澜涛被勒令不许戴黑纱、不许去灵堂悼念。他悲愤交加，重病多日，哀叹：“呜呼！永无拜晤之日矣！”

    同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次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冲破重重阻力，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由于一些人强调“六十一人案”是“文革”初期的案子，经过了毛泽东批定，不能随便翻案，因此不肯积极配合。直到1978年12月16日，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刘澜涛也随之得到平反，恢复党籍。

    翌年，刘澜涛出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当选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接着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兼任政协秘书长、党组书记。1982年2月，已72岁的刘澜涛向邓小平、胡耀邦写信要求辞去一线职务。9月，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0年后，刘澜涛从这个职位上引退，辞去一切政务工作。

    退下来的刘澜涛时常对秘书说：“无论是陕西的还是河北的老乡，只要需要咱们出力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我们都要尽最大的力量，人民对我是有功的啊……”

    鞠躬尽瘁 风范永存

    1997年5月27日，87岁高龄的刘澜涛给中央提交了最后一份报告，报告建议他的后事从简、从快处理，不通知外地亲友，不设灵堂，不搞送别仪式，遗体交医院解剖研究后尽快火化。其中最后一条这样写到：“将我和我的夫人刘素菲同志的骨灰一起撒放在树下。骨灰撒放地点不留任何痕迹，不设任何标志。”

    6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病房看望刘澜涛，并对刘澜涛讲，你的精神很好，你给中央的报告收到了，对您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表示敬意。

    这年9月，刘澜涛作为特邀代表，抱病出席了中共十五大开幕式。

    1997年12月31日上午10时44分，刘澜涛心脏停止跳动，安然去世。这正是30年前其夫人刘素菲离世的同月、同日、几乎同一时刻。

    7天后，刘澜涛的亲人们举行了个简单的仪式，将他和夫人刘素菲的骨灰一起撒放在常青树下，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不设一石，不设一瓦……

    刘澜涛虽然已经离去很多年，在他的故乡米脂县，甚至已很难找到他的故居，但这里的人们都没有忘记他的故事。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参考了《刘澜涛生平纪事》、《走近中国高层政要》、《马文瑞与西北革命》等资料，特此说明。另，本文所用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文作者拍摄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