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
王璇
海明威在文学史上是一位别具一格的文学家，他精湛的写作能力使他获得了在文学界重量级的奖项——诺贝尔文学奖，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撼动，他对现代文学的开创功不可没，他引领了一群现代风短篇小说作家的产生。海明威的写作风格十分突出，非常有标志性，他的语言风格简练动人，这种用简练动人的语言营造出的情境，给读者更加生动、更加入味的感受。与辞藻华丽、篇幅巨大的小说相比，海明威的小说抛弃了那些繁琐的描述、偏僻的词汇，用最简练动人的话语讲述自己的故事，文字中呈现出立体的画面，让读者与故事融为一体，艺术感强烈。
一、 保留原著精神
海明威作品中最动人的部分便是对书中主人公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的描写。他是十分崇尚英雄主义的一个人，着力对男性身上独特的气质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读者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那些生活中英雄身上的顽强、坚韧以及作为英雄的孤独。他的作品中充满着正义的精神，振奋人心，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打动众多读者以及诺贝尔评委会的原因。要想将海明威的作品翻拍成一部成功的电影，就必须延续书中的原著精神，将这种坚毅果敢的英雄精神在电影中进一步弘扬。因此，海明威及电影制片公司华纳公司于1958年合力拍摄了《老人与海》，原著精神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展现。
《老人与海》在叙事方式上，与传统的小说戏剧明显不同。首先是小说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四面无人的大海，主要故事情节就是对圣地亚哥在海上的漂流生活的记叙，没有和他发生关联的人物，也鲜有对白，唯一与他有对手戏的还是一条没有表演力的大马林鱼，这对电影的改编形成了巨大的挑战。[1]电影制作人方面决定在叙事上更多的尊重原著，不再往剧情里添加原著中没有的人物和具有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其他人物的添加，会减少主人公圣地亚哥的孤独感，这对表现人物精神和个人特征是毫无作用，甚至会影响电影中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因此，电影制作者决定不再往电影中添加新的人物和情节，将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细致入微地刻画这位与自然斗争的英雄。在小说中，背景的单一以及人物的单一很难让一部电影出彩，然而其中的精神正因为处于这样一个苦闷无人的场景才能表现的淋漓尽致。圣地亚哥在大海上与一条大马林鱼搏斗了三天三夜，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取得胜利，他在整个搏斗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非常动人心弦，震撼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小说中的老人圣地亚哥是海明威在古巴结识的一位渔夫，但是在海明威将他写入小说中后，他的出身地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为了自己的梦想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历经千辛万苦也要坚持下去的伟大精神，足以自成一派，无论他是美国人还是古巴人，都不会影响圣地亚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圣地亚哥在电影中的塑造者是斯宾塞·屈塞，他扮演着一位体型瘦弱、满身沧桑却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养家的老人，虽然他的身体瘦弱，但他在他那强大的意志力的支撑下，在那样孤独的环境中度过了整整84天。在与大马林鱼进行搏斗时所展现出的强大的意志力也十分具有感染力。
在小说中作者为圣地亚哥安排了大量的内心独白，将这位传奇老人的精神世界、心路历程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但是电影中对老人的安排不可能是一直自说自话，这种方式过于平淡，使整部电影的基调过于沉闷，于是电影制作者将小说中圣地亚哥的内心独白以诗歌朗诵的形式呈现在观众的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配以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将小说中晦涩隐蔽的部分直白地展现出来，有助于没有读过小说的观众明晰故事脉络，也有助于之前读过的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虽然这部电影在市场上的收入惨淡，但从艺术方面来讲，它是一部十分忠于原著的电影代表作。
二、 合理删减原著内容
海明威的作品大多是长篇小说，内容极为丰富，在对海明威的作品进行电影改编时，要做出合理的删减，没有办法完全将小说中的内容无一遗漏的展现给观众，只能有所取舍，将小说中的代表情节片段展现出来。所以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票房的收成，还在于观众观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是否愿意回去找到这本小说捧读一番。
然而在对小说进行删减时要再三比较和推敲，如何在去掉部分内容之后使得电影的叙事结构依旧流畅。[2]有一位导演亨利·金在拍摄海明威的作品《太阳照常升起》时这样说过：“海明威的行文风格和我曾经改编过的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有一定的共同之处。”所以他在拍摄海明威的小说时，依旧采用了大刀阔斧式的删减。这种做法让小说中的许多精彩之处没了踪影，也让整部电影的叙事结构不够流畅。电影删减了一个极富意义的镜头，那是当杰克·巴恩斯第一次遇见乔吉特时，乔吉特对巴恩斯说过这么一句话：“谁都病了，我也病了。”在原著中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利于交代清后文的发展方向。他们在出租车上尽情的亲吻，互诉衷肠，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巴恩斯陷入了不得已放弃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的绝境，他因参军打仗受伤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过着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他爱她的妻子博莱特，所以他伸手亲自将她推向了别人的怀抱。这对巴恩斯来说是十分耻辱的也是十分心酸的，从此可以看出，妓女乔吉特所说的那句“谁都病了”有着深深的指喻性。从《太阳照常升起》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海明威对战争的态度，他描述了战争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的毁灭，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和痛苦不止是肉体方面还有精神方面。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很多，他们每天患得患失，互相猜忌，他们不想对别人付出爱，也可能是不会爱。这是战争让他们患上的“病”。海明威在小说中很明显地流露出对这一代的同情，他们彷徨在世界上，没有信仰。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巴恩斯同一个名叫比尔的作家一起去郊外散心，那时乡村里的人正在举行一个打着宗教名号的驱魔仪式，但他们对此却熟视无睹，大谈特谈着自己的话题，他们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同时也放弃了对自身救赎的机会。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自我，然而这一理念在电影中却被删去了，失去了与前文的联系。
而在海明威的另一部小说《战地钟声》中，导演对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增添，使得剧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3]小说中爱吹牛的吉普赛人和耿直的主人公之间有一段奇妙的对话，主人公说吉普赛人都爱吹牛，经常夸大事实，而吉普赛人则表明了自己是有能力完成自己所说的事的。而在电影的后半部分，吉普赛人真的做到了他说的事情，这种巧妙的情节设计让电影情节更加丰满，更加具有逻辑性。
三、 展示原著的晦涩部分
海明威的行文风格十分有特色，他比较喜欢说一半藏一半，看不看得懂完全在于读者是否真正认真细致地揣摩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这也让改编的难度增加了。[4]电影制作者必须将海明威文字叙述中的内在情感剖析出来，让整部电影中所诉在的人物、所拍摄的画面都是丰满的，有寓意的。但是在剖析的过程中又不能太过直白，这会让观众失去了猜的乐趣，显得平淡乏味。有关于对显露的处理就得把握好剖析原著的度，既不能晦涩难懂，也不能太过表面化，文字的魅力本就在于透过表面看到隐匿在后面的深刻含义，电影不能丧失这种魅力。电影在表达这种感情时通常喜欢使用蒙太奇的手法来处理画面，观众在电影的发展下，逐渐体会到了导演的用心良苦。
这种手法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有很经典的展现，巴恩斯在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与斗牛士甜甜蜜蜜时，极度嫉妒的巴恩斯憋了一肚子的气，此时的电影镜头转换十分频繁，四周的物体好像全都冲向巴恩斯了，在这种逼近中，突然间屏幕上出现了一摊红色的像血一样的东西，就当观众们都以为被嫉妒冲昏头脑的巴恩斯上前宰了斗牛士的时候，镜头突然一转，呈现出巴恩斯的全景，他只是将红酒泼在了斗牛士的照片上。此时观众在为巴恩斯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为这个面对失去心爱的人却无力回天的男人感到忧伤，巴恩斯的情绪此时很容易感染观影者。观众在观影时情绪的大起大落更容易投入进剧情当中，这也大大增加了电影的感染力。这种手法的运用，让电影更加精彩，能有效地调动起观众的情绪，为整部电影加分。
结语
总而言之，想将文学作品通过电影的方式完全还原是不可能的，电影人在此方面一直在努力，然而文学作品一经创作出来，就有其特定的叙事风格以及故事脉络，其中的一些写作方法并不适用于电影的拍摄，所以在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上进行电影的拍摄，和原著有些出入是很正常的，那些对原著十分忠实的读者可能对电影有些无法接受，就连海明威本人对他的作品改编成的电影也很不满意，但是电影对他的作品是一种新的诠释方式，将其中动人之处展现给更多的人，给更多的人以人生启示。
参考文献：
[1]郭钟安，何志钧.论文学改编影视过程中的审美转换[J].视听，2015（12）：16-18.
[2]杨真真.“遗憾”的艺术--从小说、戏曲到电影、电视[J].戏剧之家，2015（11）：242-245.
[3]刘正阳.浅淡影视艺术与文学的关系[J].科技视界，2015（21）：121.
[4]孙媛，庄君.话语场域视角下现代文学电影改编的意义生成[J].戏剧之家，2015（18）：127-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