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华塔村出土的背屏式佛像造像因素分析
张保珍
摘 要：通过对太原市华塔村出土的背屏式佛像造像因素分析，确定其制作年代为北齐，是并州本地造像传统与河北曲阳、山东青州造像系统结合的产物。除此之外，更显示出并州造像与南朝造像之间的复杂关联。
关键词：华塔造像；曲阳造像；青州造像
1954年春，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太原市华塔村东北一带发现了古庙遗址，在距地表2米深处掘得两处1立方米的砖瓦墟坑，清理出佛教造像12件，随后又在向东12里处发现了另一佛像窖藏坑，清理出佛像及残件18件。佛像出土时敷金挂彩，部分造像背后有彩绘图像存留，是难得的佛教美术研究资料，①其规模与数量虽然无法与青州、曲阳等地窖藏佛像相比，但对研究北朝晚期并州境内的造像活动意义重大。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除简报外尚无专门论及这批造像的文章，为方便叙述，以下将这批佛像统称为“华塔造像”。
华塔造像所用材料不相一致，计有青石、砂石和白石，以青石居多。表现形式既有单尊圆雕，又有背屏式组合，多数造像皆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表现题材方面，依据主尊特征分为佛和菩萨两种，弟子、力士、飞天及护法狮、博山炉等多作为背屏式造像的装饰出现。除东魏和武定三年（545）郭妙姿造像有明确纪年外，②其余皆为无铭文造像和残件，现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背屏式佛像进行造像因素分析（图1）。
佛像全高46厘米，主尊佛像结跏趺坐于圆形仰莲台座，肉髻低平光滑，面相圆润，表情和悦，躯体宽厚健壮，内着双层僧祇支，外披袈裟领口下垂呈“U”型，且胸部系结，下摆止于台座边沿，左手作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两侧分别侍立四弟子和二菩萨。舟型背光两侧浮雕供养天人，顶部饰以宝塔。长方形基座正面以高浮雕形式表现童子托博山炉、护法狮和力士像，两身供养僧人跪坐于博山炉两侧，力士头部因作圆雕表现已经损毁。佛像衣纹圆转流畅，刀痕劲健锐利，雕刻技法娴熟，肌肤裸露处全部贴金，衣饰背光用赭红、石绿诸色装点，整体保存较为完好。相关造像因素分析如下：
一、主尊佛像
（一）无纹低平肉髻
佛教经典中不见关于无纹肉髻的记载，古代印度两大造像中心的健陀罗和秣菟罗亦未有实物资料出现。汉地无纹肉髻较早见于河西地区的石窟造像，北魏道武帝平凉州后，成为“平城模式”造像的流行发式之一而风靡中原北方地区，时间上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中叶，但其时肉髻多呈半球突起状，与发髻区别明显，同为华塔所出之东魏武定三年（545）郭妙姿造像可视为这一造像风格的余续。北齐时期，以邺城和晋阳为中心的中原北方造像中，出现并流行一种发髻融合为一的无纹低平肉髻，大到河北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小到各地单体佛造像，都显示出这一新式样的蓬勃生机，入隋以后，又逐渐退出佛像表现领域。
（二）“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
主尊佛像袈裟右领襟敷搭于左肩外侧，左领襟呈舌状外露，深领下垂呈“U”形（图2）。这种披着方式与印度造像中领口紧小的“通肩式”佛衣明显相异，是为“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③并州境内此类佛衣虽未大范围出现，但也并非孤例，出土于太原市晋阳古城遗址的一件汉白玉背屏式佛立像，主尊即着此类佛衣。④另外，现藏山西博物院的一件背屏式佛立像除佛衣类型一致外，胸部尚留有带结（图3）。并州以外，北齐年间安阳小南海中窟东、西壁主尊立佛亦着此服，并隐约可见东壁主尊胸腹部系带结，位于西魏、北周境内的麦积山、莫高窟也均有发现。需要指出的是，这类佛衣在北朝后期的中原北方地区造像中并不是主流样式。
现存较早的“褒衣博带演化式”纪年像例为成都西安路梁大同十一年（545）释迦、多宝造像碑。以四川造像风格源于南朝都城建康而言，“褒衣博帶演化式”佛衣主要流布于长江流域，向北影响到青州地区，同期北方围绕东魏、北齐政治中心的响堂山、天龙山、安阳诸石窟寺出现的佛衣多为“敷搭双肩下垂式”，两种不同样式形成对峙局面。⑤青州东魏至北齐，“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佛像右领襟敷搭于左肩，领口低垂，多数造像留有胸部带结，后一阶段佛衣领口向后收紧呈小圆领状，胸部不见带结，佛衣更趋单薄贴体，外形上更接近“通肩式”佛衣。另外，华塔造像以双沟阴线雕刻衣纹的手法多见于同期曲阳造像，而四川佛像多以阴刻单线或仿泥条贴塑表现衣纹，青州则盛行衣纹少刻或不刻的域外新做法。由此可以判断，华塔造像在佛衣样式上吸收了青州前一阶段的风格特征，而其根源在南朝建康，雕刻手法上又与曲阳保持一致，虽然二者孰早孰晚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华塔造像为代表的并州地区与其他地区造像活动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是交互的、复杂的。
二、背屏
（一）飞天
今新疆境内的龟兹石窟及代表凉州模式的河西诸窟中，飞天已是较为常见的表现题材，其体型粗短，动态僵硬，躯干与双腿呈直角，帔帛刻画少有飘动感，这种注重写实的飞天造型一直延续到云冈一、二期造像。南朝刘宋初年，南方地区开始流行一种南式飞天，这种飞天造型具备飘扬夸张的天衣及图案化的莲花形外观，刻画上注重线条的流畅，且常与“天莲花”及“变化生”同时出现，寓示由“天莲花”向“变化生”到“天人”的轮回过程。⑥早期南式飞天由双膝处向后弯曲，足部被天衣掩盖。公元五世纪末以后，南式飞天造型逐渐演化为由腹部开始向后弯曲，时间上一直延续至北朝晚期，空间上则广泛出现于北朝境内的佛教造像及陵墓壁画中，并向东波及到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境内。隋唐时期，南式天人像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表现双足的写实性飞天，形体多由胸部开始向后转折，呈现“秾丽丰肥”的民族风格特征。
（二）佛塔
华塔造像背屏顶端以浮雕形式表现正侧面单层复钵式佛塔，塔基以莲花衬托。这种造型样式与古代印度佛塔及北方早期佛塔有着本质区别，却类似于稍晚的云冈二期造像及随后的云冈三期和龙门石窟造像，如云冈第11窟、14窟，龙门莲花洞内左壁龛、普泰洞内右壁及726龛内小龛。北朝后期，在背屏式造像顶部装饰宝塔的手法多见于青州造像，其他以河北邺城、曲阳等地白石造像最为代表。有学者认为青州这种装饰纹样源于北魏以来中原地区的佛塔样式，而其布局位置则主要受到了北朝晚期邺城地区佛像的影响。⑦
实际上，北魏以来中原地区的佛塔塔龛内多表现说法佛及二佛并坐题材，着重表现法华信仰。且背屏顶端装饰宝塔的做法在南朝萧梁时期已大量出现，如四川地区的天监十年（511）王州子造释迦像、中大通二年（530）比丘晃藏造释迦像和大同十一年（545）张元造释迦多宝像，而青州北魏晚期的背屏式造像顶端尚流行表现飞天簇拥飞龙，如正光六年（525）张宝珠造像碑、太昌元年（532）比丘尼惠照造像碑和临朐明道寺出土的普泰年间造像碑。由此不难看出，华塔造像背屏顶端的佛塔装饰其渊源更有可能是南朝，而非单纯受青州造像影响。
三、基座
华塔造像为长方形连体式基座，除正面雕刻莲花化生托博山炉、护法狮及力士像外，其余三面皆为素面。以表现内容和雕刻手法而言，华塔造像与河北曲阳白石造像有诸多相似之处，如长方形实体基座，剔地浮雕表现手法及分层刻画图像的表现形式，这些特点以天保六年（555）李神景兄弟等造无量寿佛坐像、天保八年（557）张延造思维菩萨像及天统四年（568）刘遵伯造西方三圣像尤为突出，特别是北齐河清元年度等造双弥勒像，⑧力士头部伸出作圆雕形式，背屏顶部出现单层覆钵式宝塔，题材内容与布局设计和华塔造像如出一辙。由曲阳纪年佛像造型风格判断，华塔造像基座的题材内容与雕刻形式应出现在北齐时期，隋唐以后，则由原来的方形和长方形演变为须弥座。
四、结语
华塔背屏式佛像的肉髻造型为北朝后期中原北方地区所特有，而袈裟样式和飞天形象则首现于南朝造像，随后向北辐射至青州、曲阳等地。背屏顶端装饰宝塔的做法亦较早见于南朝造像，数量上以青州地区最为集中，曲阳次之。长方形基座正面浮雕童子托博山炉、护法狮、力士像的做法虽然在四川南朝造像中已经出现，但造型特征与雕刻手法更显示出与北齐时期曲阳造像的高度一致性。另外，曲阳彩绘佛像多出现在北齐晚期至隋，以墨与朱砂最为常见，而华塔造像除皮肤贴金外多以赭红和石绿装点，似显示出并州地区独特的审美风尚。总体而言，华塔背屏式佛像应为北齐作品，⑨是并州本地造像传统与河北曲阳、山东青州造像系统结合的产物。除此之外，更显示出并州造像与南朝造像之间的复杂关联。
注释：
①解廷琦等.太原市郊古墓、古寺庙遗址清理简报[J].考古通讯，1955（04）：57-58.
②史巖先生在其著录中有“东魏兴和二年（540）释迦像”，此像与郭妙姿造像风格高度一致，且出土时间皆为1954年，因未有明确依据而未作断言。见：史岩.中国雕塑史图录（图750）[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
③费泳.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J].敦煌研究，2002，（02）：77-80.
④李爱国.太原市晋阳古城遗址出土北朝汉白玉石造像[J].文物，2001，（05）：90-91.
⑤费泳.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J].敦煌研究，2002，（02）：77-80.
⑥[日]吉村怜著、卞立强译，南朝天人像对北朝以及周围诸国的传播[J].载天人诞生图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⑦唐仲明.青州造像所见佛塔之样式、渊源与功能初探[J].中原文物，2007，（04）：81-86.
⑧程纪中.河北藁城县发现一批北齐石造像[J].考古，1980，（03）：242.
⑨早期曾有著作误作唐代。见：山西省博物院编.山西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华[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冯贺军.曲阳白石造像研究[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2]费泳.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佛衣样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
作者单位：
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