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益州名画录》浅析西蜀绘画繁荣的原因

    

    

    摘 要：《益州名画录》又名《成都名画记》，由北宋黄休复编撰。该书是一部记述唐、五代至宋初，以西蜀寺院壁画创作为主要内容的地区性画史。成书年代是北宋真宗时期的景德初年（1004—1007）。该书以列传体形式记载了自孙位至邱文晓等58位画家的小传及壁画作品，全书分三卷，按“逸、神、妙、能”四格编排。

    关键词：《益州名画录》;寺院壁画;西蜀;绘画

    五代时期，西蜀绘画异常繁盛，上接唐风下启北宋，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研究西蜀绘画的地区性画史却很少。《益州名画录》是黄休复本人亲身采访所得，是作者依靠寻访壁画遗迹来积累编写史籍的资料。因此，书中对这一时期寺院壁画的名目、内容、年代、配列、构图、绘画特点等方面的记载，较为翔实可靠。书中记述的画家，大都是西蜀画院的宫廷画家。书中介绍这些作者时，也涉及画院的有关制度、升迁招录、社会地位、职位待遇、师承关系、绘画创作、艺术流派等，因此，《益州名画录》也是研究五代西蜀地区画院绘画活动及其对宋初画院的影响等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

    唐代中后期，中原地区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经济不景气。而四川地处西南腹地，盆地沃野千里，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在唐代素有“扬一益二”的美称。并且四川在战乱中受到的直接破坏少，政治和社会环境较为稳定，经济和文化得以持续上升。早在远古时期，巴蜀人民就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文化。在中原发生战争之际，中原文化传入四川，得以保存和发扬。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创新，促进了四川文化艺术的繁荣。后来，经发展创新后的中原文化又传入中原，影响着中原地区。宋人李畋在《<益州名画录>序》中称：“谓唐二帝播越及诸侯作镇之秋，是时画艺之杰出者，游从而来。”《益州名画录》所著画家并不全是蜀地画家，其中17人是唐末战乱之际入蜀的。唐中后期画家流寓西蜀是其繁荣的直接原因。

    如图1所示，《益州名画录》共记录58人，四川本地41人，外地画家17人，其中长安画家8人。卢楞伽、赵公祐、张腾、常粲、吕峣、竹虔、刁光胤、赵德玄来自长安，孙位来自东越（今绍兴市）。腾昌祐是吴人，张洵为南海人（广东佛山），贯休为婺州金溪人，范琼、陈皓、彭坚、张南本、辛澄出处不详。

    《益州名画录》中入蜀的17位画家中在玄宗时期入蜀的有1人，敬宗时期1人，文宗时期4人，懿宗时期1人，僖宗时期6人，昭宗时期2人，德宗时期1人，五代时期1人。由此可见，安史之乱以后，和唐僖宗时期入蜀的画家最多。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避乱入蜀，也吸引了不少外地画家避乱。如卢楞伽是“京兆人，明皇帝驻跸之日，自汴入蜀”，“至德二载起大圣慈寺，乾元初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颜真卿题，时称二绝”，而后又留在了四川，并且“嘉名高誉，播诸蜀川”。由此可见，卢楞伽对巴蜀之地的绘画有一定影响。公元880年，唐僖宗为避黄巢之乱，入蜀。随驾人员中有很多画家，如吕峣、竹虔为翰林待诏，腾昌祐为文学从事随驾，唐僖宗在蜀地居住达4年之久。随之而来的画家还有很多，如自称会稽山人的孙位，他是《益州名画录》中唯一的逸格画家，攻画人物，擅长画水。“神禅道士常与往还，豪贵相请，礼有少慢，纵赠千金，难留一笔，维好事者时得其画焉。”张南本攻画佛像人物、龙王神鬼，画火无人可及。南海人张洵，攻画山水，落第久居长安。晚唐唐僖宗的避乱，让四川地区又一次成为画家的云集地。

    17位外地画家中擅画佛道人物的有14人，花鸟画家有两人，山水画家一人。其中，孙位与赵德玄二人不专一科。《益州名画录》中山水画家4人，花鸟画家6人，佛道人物画家48人。由此可见，道释人物画在唐末五代西蜀绘画中占主导地位，这与四川佛教兴盛有很大关系。中原地区长期遭受战乱，生产受到破坏，寺庙多毁坏，加上武宗会昌灭佛，北方佛寺衰落，大批僧侣来川避乱，四川佛教迅速发展。寺庙为吸引信徒，请画师绘制壁画。众多寺院不仅养活了僧人，也养活了画家。范琼、陈皓、彭坚三人居蜀城三十余年，手笔不辍图画寺院壁画，可见寺院之众，壁画之盛。这种现象带来收入，也带来竞争，指引着画家去提高自身的技术。如大中年府主杜相公惊起净众等寺门屋，请陈皓、彭坚各画天王一堵，各令一客将伴之，以幔幕遮蔽，不令相见，欲验谁之强弱。结果是二公笔力相似，观者莫能升降。这一时期西蜀出现了独立的花鸟壁画，比如天复年（901—904）流寓居蜀的刁光胤。“大圣慈寺炽盛光院明僧房窗旁小壁四堵，画《四时雀竹》。广政中黄居案重妆《雀蝶》精奇转甚。三学院大厅小壁《花雀》两堵，光胤画，时年已耋矣。”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在壁画中本处于道释教化的附庸地位的花鸟已渐次独立，变为无功利的美术了。

    这些避乱入蜀的画家都各怀绝技，画艺精绝，他们授徒传艺，给西蜀绘画带来了生机。如杜齯龟师常粲，丘余庆师腾昌祐，石硌、麻居礼师张南本，黄荃、孔嵩师刁光胤。二人有“孔嵩升堂，黄荃入室”之喻，这主要得力于黄荃广益多师，先后從师于腾昌祐、刁光胤、李升、孙位等，“所以黄荃兼有众体之妙”，终成一代大师。《益州名画录》中也有一些是流寓入蜀画家的传人，他们通过家学传承将画艺传下去，如赵公祐、赵温其、赵德齐祖孙三代，常粲、常重胤父子二人。更加可贵的是，随着大批画师入蜀，一些稀世名迹亦流入四川。据《益州名画录》载：赵德玄入蜀时携有“梁隋及唐百本画，或自摸搦，或是粉本，或是墨迹，无非秘府散逸者，本相传在蜀，信后学之幸”。两帝幸蜀，画家入川是西蜀绘画繁盛起来的直接原因。这些画家通过家学传承，师徒传授，形成了西蜀的画家群，将中原技法在蜀地留存下来。正是因为这些入蜀画师，西蜀绘画才会发展兴盛起来。

    为何中原画风会在西蜀盛行？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上面说的画家入蜀，不仅带来技艺，也带来了一些名迹粉本，给西蜀人学唐画奠定了基础。第二，建立前蜀后蜀政权的统治者王建、孟知祥都为中原人士，而且他们及其他们的继任者都雅好文艺，尊重文人，对文化教育和绘画创作十分重视。据《十国春秋》载：“王建虽目不知书，而好与儒生谈论，颇解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流寓西蜀的士族无疑增厚了西蜀的文化氛围。第三，那时的西蜀文化氛围是轻松、愉快的。由于统治者多是武人，顾眼前而不虑后，他们的后代也纵情声色，惟务侈靡。人们开始更注重日常生活中的兴致，着重对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

    王、孟先后称帝西蜀，皆沿唐制设翰林院。唐代中后期宫廷设专职（翰林待诏）礼遇画家，后流行于五代，西蜀、南唐两个朝代尤为突出。此时的画家以绘画本行直接服务于宫廷，面呈于皇帝。这一时期画家的社会地位与唐中前期相比，已有显著的提高，这归功于开元初设置的待诏之所翰林院及其中官职翰林待诏。《益州名画录》中被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的就有16人。如黄荃，先事王蜀为翰林待诏，后事孟蜀。“授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鱼袋”，累迁至“内供奉，朝议大夫，检校少府少监，上柱国”。再加之优厚的待遇和丰富的图画资料以及统治者定期的研讨考核，促进了前后蜀绘画的发展。

    这一时期西蜀的画院画家的作品也可以流向市场，自由买卖。如江南商人入蜀买杜家父子的佛像罗汉，荆湖商人买阮惟德画的称为“川样美人”的仕女图，黄筌父子的画也流入市场。这种交流无疑大大推动了当时的绘画发展。安史之乱、黄巢起义期间，唐玄宗、唐僖宗相继入蜀避乱，同时动乱地区特别是京师的众多画家两次跟随天子入蜀，这两个历史事件不仅促进了社会财富和劳动力的大量南迁，还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四川的扩散，繁荣了西蜀的绘画。前后蜀统治的58年时间里，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另外，统治者的支持也为蜀地绘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西蜀画风进一步形成。

    五代嬗递，十国割据，虽然其间战争频繁，但绘画活动仍十分兴盛。成都地处西南腹地，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唐末二帝幸蜀，大批画师入川，统治者雅好文艺，创立画院。加之经济繁荣，收藏兴盛，西蜀绘画得到大发展。成都成为五代时期重要的绘画中心，在人物花鸟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对五代绘画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 黄休复.益州名画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 黄瑞欣.五代时期西蜀绘画的发展与演变[J].郑州大学学报，2003，36（4）.

    [3] 刘振宇.五代西蜀绘画繁荣原因探析[J].成都文物，2001（3）：66-70.

    作者简介：朱雯琦（1994—），女，安徽池州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2017级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