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喜福会》中母女双重文化境遇中的自我追寻

    张尚周

    

    在20世纪末，移居美国的华裔作家谭恩美发表了她的首篇作品——《喜福会》。作品一经发布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而这位华裔作家也一度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1993年，以这部著作为原版的同名电影《喜福会》上映，在影视界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这部电影的作者具有着双重的文化身份，因此其不论是对华裔移民的生存状态描述还是对本土风情的刻画都显得较为形象。但是，这部电影走俏的原因还有其他因素，即受文化以及性别双重压制中的女性，在为实现自我时所付出的艰辛的经历，这些都勾起了大多数影视观众的心音。

    电影《喜福会》的原著谭恩美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某城市，祖籍中国广东台山，在早年时就已获得了语言学的硕士学位，是一位较为有名的美国华裔女小说家。而谭恩美的父母则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定居美国，因此谭恩美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美国文化陪伴了她的成长过程，但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父母的传承。非凡的生活经历以及体验为其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条件，从而也决定了《喜福会》这部经典电影作品所具有的独特风格。

    《喜福会》的上映不仅震动了美国影视界，且成为了美国当时颇具影响的影视作品之一，不但如此，这部电影的原作在当时的美国各大中学校还被定为必修科目。该电影由导演王颖执导，故事内容主要讲述了四位母亲和她们女儿的相关经历。而母亲们均为一代华裔移民，她们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并且英语说得很差，所以她们对当地的文化和生活还不能适应，有时还会产生抵制态度；而她们的女儿们则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英语实际上就是这些孩子的母语，因此女儿们对美国的教育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能接受，甚至找对象也选美国的本土人。母女的这些差异注定了她们间会形成一道无形的鸿沟，但在爱的作用下，彼此用包容填平了鸿沟，最终相互接受了对方。

    一、 双重文化境遇中的母女

    （一）文化身份的迷失

    电影《喜福会》通过作家的亲身体验真实地反映了华裔女性到达美国后的生活窘境。[1]电影中的几位母亲代表了中国早期移民美国的女性群体，她们均带着对生活以及爱情的期盼踏上这片土地，但是事与愿违，实际上美国社会只把华人看作少数民族，她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甚至会受到排斥，并且连交流用的语言也要用英语，在这种环境下她们已迷失了自我。加之她们多数在中国出生，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下成长起来，中国式的价值观念以及处事方法已在她们脑海里根深蒂固，因此她们即是人来到了美国，但思维方式会一直沿用中国传统思维进行处事甚至左右自身的行为。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冲突，这使得她们不能融入到美国本土生活的原因，从而形成了其生存状态处于流散的社会边缘。虽然她们通过各种努力找到了各自的生存方式，但因其思维方式的差异不能被美国文化完全接受，因此决定了她们的文化以及生活将长期处在社会的边缘部分。身处异国他乡的她们，为了生存，其已忘记自己了身份，在美国这片大陆上努力寻找着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生存位置，而语言的障碍也阻挡不了她们求生的欲望，她们用简单的英语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她们用中国式的处事方法处理问题，自身的文化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她们的文化身份在这里已遗失。

    （二）女性权利的丧失

    在《喜福会》这部影视作品中，深刻地展现了旧中国女性的境遇——在父权制度的压制下，一切逆来顺受，家庭是她的主宰，包括对婚姻的选配。周彩芹在影片中通过对龚林达这一角色的演绎，形象地再现了旧中国女性的悲惨处境——就因父母的一句承诺她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履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在无知的童年时代就在媒人和父母的撮合下制定了她的前程路线，她在婆家只是充当着繁衍后代的工具，而在娘家也不过是用来盈利的工具，她用一颗善良的心对待丈夫和婆婆，而换来的却是背叛和挨打，付出和获取严重失调；而电影中的另一人物，即许安梅的母亲，当遭遇到丈夫死亡后勇敢改嫁，但这种行为受到家庭的排斥，甚至社会大多数人的鄙视，根深蒂固的传统旧观念左右着大众的思维。导演用电影人物形象的呈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性处于从属的地位，女性相关的权利均被剥夺，她们的相关权利都会由男性进行行使，包括她们的命运也掌握在男性手中。而当她们到达美国以后，差异较大的异域文化又使她们常感压抑。双重的文化背景使她们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种族以及性别方面的压力。

    二、 双重文化境遇中母女的自我追寻

    （一）对女性话语的自我追寻

    由于该影视作品的作者成长环境是在美国，其思想被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潮所影响，所以谭恩美对女性权利的争取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而且是强烈的。在电影中通过对女性的逼真演绎，用人物的状态以及声音表达了女性对封建旧制度的不满。导演用对移民女性生活细节的刻画，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态度，同时也起到了对女性意识的唤醒作用，这种呼唤对身处双重文化环境的移民女性具有着积极的意义。另外，导演用琳达在清晨的哭声做铺垫，从而将移民女性的心声呈现出来，同时她也用这种哭号显示了自己的存在，而这种哭声也将自己处于休眠状态的心灵呼唤回来；也正是这种哭号使女儿安梅记忆深刻，而这种深刻的记忆使安梅产生了对自己人生的思考，而且这种呼唤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

    （二）女性价值的自我实现

    电影中的华裔女性追求的是男女平等、爱情自由以及拥有自我价值，在影片中对华裔女性的成功塑造，与读者的心灵刚好产生了共鸣。在电影中人物精美和女儿对待女儿对象的选择发生了分歧，对此当然精美的女儿会按照自己的选择执行，由于她们受到的西方文化决定了她们选择的结果，母亲的反对是不能改变她们的决定的，因此女儿还是和自己选择的对象结婚了。[2]但是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往往是千变万化的，正如女儿露丝那么执着的选择了特德，并与之结了婚，而婚后的生活却使她大失所望，原来顺意中的特德还是出色的，自信、执着；然而当逆境来袭时，特德的表现却是那样脆弱，完全失掉男性的刚性。为此露丝和特德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在补救无果的情况下两人用离婚进行了决断。对待这个问题母亲的态度大不如女儿露丝，露丝用新女性的思路和方式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其在勇敢承担的同时也勇敢的进行解脱。带着新女性的风范，当露丝发现自己的婚姻已失去了意义时，义无反顾地在离婚书上进行签字，而对财产的争取方面露丝也没有退让，通过电影中对露丝和特德的语言对白，能够发现露丝对离婚以及追求权力的决心和态度，正是这种坚定的态度使特德进行了退让，从而彰显了新女性的生活态度。能够直面失败婚姻的女性，在与男权抗争中自然也不会退让。电影中的丽娜同样在婚姻问题上出现了危机，其表现得依然是那样执着和勇敢，对丈夫她没有采取迁就和忍让态度，反而运用呐喊给予回复，以此显示自己的存在，以此捍卫自己的权利。从这部电影中可以看出，在美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女儿们，看待爱情和婚姻均表现出果断和大胆，自己的人生自己能够牢牢掌握，与母辈不同的是，其对爱情的追求是发自个人主体本身的意愿。由此可见，一个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是对自己失去信心。

    （三）华裔女性的蜕变

    《喜福会》这部电影中的女儿大多将母亲的脾气和个性进行了遗传，而母亲的经历激发了女儿们的人格力量以及对生活信念的追求，自觉进行自身性格的超越。如电影中对安梅母女形象的塑造：由于生活的折磨使母亲备受煎熬，结果自杀身亡，这件事对女儿安梅来说是终身难忘的，此事常会警示安梅。母亲的死对安梅打击很大，由此而使安梅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新的思考，其首先觉得自己应该坚强起来，从而避免走上母亲的老路，坚强的反抗也许是她实现自我的最好朋友。[3]同样的遭遇却有着不一样的选择，母女均遇到婚姻的挫折，而女儿的选择是勇敢逃离和反抗，其将女性的自我意识进行了提升；当女儿露丝处在婚姻的漩涡不能自拔的时候，是母亲帮助她找到了主体意识，让她点亮了对生活的希望，其也从母亲的身上找到了华裔民族那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电影将华裔女性那种执着以及热情表达出来，同时也将华裔女性对女儿那种真挚的爱刻画得活灵活现，正是这种血溶于水的情使母女相互包容、相互谅解，最终达到和解，信任为她们架起了桥梁。有了母亲的陪伴女儿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的行走就更加稳健，同时她们会从母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从而丰富自己、提升自己。通过几代华裔女性对父权等制度的抗争，使华裔女性对自我意识的提升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她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超越着自己的母辈。华裔女性在命运的轮回过程中进行着发展，由于她们不懈的努力才使得自身得到了进步，通过改造后的华裔女性充满着朝气，勇敢、顽强以及果断已赋予了她们，从华裔女性身上能够看到中国女性未来的希望。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电影《喜福会》华裔女性初到美国所受到的种族歧视以及性别压制进行演绎，展示了她们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在抗争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她们在不断追寻着自我、不断补充自我，而且能够看到她们的价值在不断提升。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华裔女性通过中西文化的渲染和撞击，使她们在逆境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而且使自己的文化成分得到完善，自我意识同样得到加强。

    参考文献：

    [1]刘昀.母女情深——论《喜福会》的故事环结构与母女关系主题[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13，19（6）：51-55.

    [2]石捷.小说《喜福会》及其电影改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13.

    [3]李哲.影像的观照 幸福的追寻——电影《喜福会》社群主题解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5）：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