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大众在媒体功能上的认知对决
骆艺娴
摘要：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给人们提供了观察了解媒体的一种途径，它影响着社会大众对媒体功能的认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传媒业进入了娱乐化阶段，娱乐产业日渐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娱乐至死》的内容，更有助于人们认识当下中国传媒娱乐化的现象。
关键词：《娱乐至死》 媒体功能 认知对决
尼尔·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颇为畅销的电视文化批评著作《娱乐至死》，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此后中国传媒人开始了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娱乐至死》首次出版的年代，中国媒体还比较落后，当时的媒体人对其中的内容理解未免有些偏颇。然而，时隔三十多年后，波兹曼所批判的“娱乐”已经深度地介入中国观众的生活，关于娱乐的功能和意义，同样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精英对媒体文化功能的担忧与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说，《娱乐至死》是一部畅销书，或者说《娱乐至死》也是一种娱乐式的写法。第一章“媒介即隐喻”用几个生动的案例开篇，这些案例说明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都有一些城市成为美国精神的辉煌焦点。18世纪后期，波士顿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波士顿因此成为美国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很多美国人都从心底里成为波士顿人；19世纪大批移民将陌生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带到美国，纽约因此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20世纪早期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让芝加哥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然而，到了今天（即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视线投向了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这座城市成为了美国民族的性格和抱负的象征。波士顿时代的象征是民兵雕像，纽约时代的象征是自由女神像，芝加哥时代的象征是屠夫的雕像，而娱乐之城拉斯维加斯的标志是巨大的老虎机和歌舞女演员。沿着这个逻辑，波兹曼指出，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①在谈到美国文化日渐娱乐化的时候，波兹曼还不忘奚落一下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是“好莱坞演员”。波兹曼认为有两种方法能够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把文化变成监狱，一种是将文化变成娱乐至死的舞台。
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在电视的统治下，话语变得“无能而荒唐”。“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②波兹曼写作《娱乐至死》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真人秀之类的疯狂娱乐节目还没有出现，作者讨论的还是电视剧、新闻、广告、访谈、叙事等节目。通过对当时节目形态的逐一考察，波兹曼认为，“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儿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③电视的特性决定了电视台舍弃了思想，他们致力于提高表演艺术，通过娱乐来迎合观众的快感需求，娱乐成为“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④甚至新闻节目也是一种娱乐的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
波兹曼对电视娱乐功能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克制的批判，它显示的是精英对人类文化走向的担忧。波兹曼的担忧和焦虑不是个体现象，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担心是很多精英的共同选择。李普曼年轻时就热爱新闻事业，他喜爱现实世界的激情和魅力，他的辛勤工作让记者成为了一项“仅次于总统的职业”，很多美国人认为他的素养足以担任美国总统。然而，长期的新闻实务工作使李普曼对新闻与舆论有了悲观的看法，他认为新闻与真相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必须加以清楚地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⑤
大众在媒介化社会中娱乐化生存
在大众传媒的每一步发展中，都伴随着精英们对媒体功能异化的担忧。当电视刚刚出现的时候，一些学者认为电视是电子保姆，它没有电影那样具有艺术性。美国媒体的娱乐化是媒体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的，“在抱有新闻纯粹主义观点人看来，市场逻辑介入新闻工作的潮流，是一种玷污，一种亵渎。”⑥然而，市场是一种挡不住的力量，媒体的娱乐化成为一条不归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新闻业的娱乐化，社会新闻、地方新闻、体育新闻、厨艺节目等开始在电视中流行。进入九十年代后，真人秀节目登上了媒体舞台，随后老大哥、幸存者、美国偶像、极速前进等一大批電视真人秀节目，把美国娱乐节目推到了疯狂的境地。网络时代来临，娱乐化更是成为普通美国民众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实际上被演变成一次美国人的娱乐化盛宴。
精英的反思归反思，大众却在媒介化社会中更加常态化地用娱乐来改进自己的生活。其实，时间和空间本来没有意义，是人类自身给时空规定了意义。大众是饮食男女，开心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庸俗的，他们在每天的工作和交往中耗尽自己的精力，他们不再有力气去严肃认真研究政治、宗教、教育等这些并不关乎他们每日生活的内容。电视人用深入浅出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方式普及知识，不也是一种普度众生的方式吗？日本的NHK电视台，一直以他们的纪录片享誉世界。他们的纪录片画面精美、音乐悠扬，还经常找一些当红的娱乐明星来做旁白。这一切不正是波兹曼所嘲讽的作秀行为吗？诚然，这可能真的是一场电视台为了收视考虑而进行的作秀行为。但是，这种作秀难道毫无意义吗？日本民众因为这些便于观看、便于理解的纪录片，公民素养有所提高。这种作秀可能获得的多数是掌声，但是事实上，也确实有人愿意为之反思。一定有孩子因为这些纪录片发掘了自己的兴趣，并用自己的一生在相应的领域做出贡献。正是电视，将那些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结合起来。这难道不是一件充满意义的事吗？
“浅薄”是指责媒体娱乐化的又一理由，但“浅薄”难道就一定低级吗？在波兹曼的价值观里，“深刻”是优于“浅薄”的，因此他批判那些被“浅薄”剥夺了是非判断能力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更容易被奴役，在被电视包围的世界里已经失去了自由。然而，有些人选择娱乐，选择变得浅薄，这也是他们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娱乐至死》打着自由的旗号对自由意志进行了攻击。或许波兹曼认为人只有深刻的活着才有意义，但事实上，浅薄的人生有浅薄的乐趣。正如一个寓言故事里说的一样，一个每天日理万机的国王羡慕每天只知道打鱼的渔夫。我们的谚语里也有“傻人有傻福”这样的话。这些都说明，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并不因为他选择浅薄地活着而减轻。世界上的人永远是成比例分布的。永远有人选择“深刻”，有人选择“浅薄”，而正是因为人们不同的选择，使人与人之间有了区分。正是因为有浅薄的人的存在，才衬托出了智者的光芒。然而，人们选择低俗、浅薄、愚蠢的自由，却是最容易被道德优越者攻击、剥夺的。
一场永远不会有结果的认知对决
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中国传媒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成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传媒业的效益是落后的，媒体内容是严肃而粗陋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传媒业进入了娱乐化阶段，并且以不亚于西方传媒的劲头，将娱乐产业推向成熟的程度。《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一长串娱乐节目丰富了中国的屏幕，也让中国的老百姓享受到生活的快樂。“电视娱乐化节目作为大众文化繁荣的象征，使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平民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⑦
然而，娱乐节目的成长也带来了很多发展中的问题。近年，作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出台过“限娱令”“限广令”，主流媒体也曾对娱乐节目的乱象做出过尖锐的批评。2013年明星跳水节目流行，《人民日报》发表《唱歌是基本功，跳水是什么功？》对该类节目进行了批评。文章认为歌唱类选秀节目多少需要一些基本功，“尽管唱功只是秀场吸引力之一，评委的言行、选手的背景、现场的煽情更具效果，但选出来的歌手起码在演唱方面还能获得观众和专家的认可。”然而，“用跳水作秀，尤其是那些从来就没有登上过跳台的名人们忽然间被‘赶鸭子上架，其看点大概就在于丑态、惨相和一‘跳惊人。”评论最后得出结论，“娱乐是有底线的，只是这底线至今在很多人那里依然是一片空白。”⑧
目前，娱乐节目基本成为了电视台的摇钱树，娱乐节目是在管理部门的管束、主流媒体的批评中不断成长的。更有文章批评，在娱乐化的浪潮下媒体人成了狡诈的文化商人。“网络时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都驾驶着一辆‘欲望号街车，竞相追逐，无法慢下来，更无法停下来。”⑨主管部门的管理是认真的，主流媒体的批评也是认真的，但媒体斥巨资创办娱乐节目也是认真的。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接受信息的习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电子阅读、图像阅读、体验式阅读成为阅读的重要方式，娱乐更是成为普罗大众的主要生活方式。中国人曾经是不苟言笑的，现在的娱乐节目逗得大众笑一笑、乐一乐，也没什么不好。当然，人类的发展同样不可能由一群乌合之众来决定，精英会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会在社会的不同层面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或者说，精英和大众生活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们以各自的生存状态和历史使命，完成了对整个人类的构建。精英的理性和大众的感性，恰恰是一个社会合理性的来源，他们之间的相互制衡，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看，精英是在精英的范围内实行对“娱乐节目”的认知，大众在大众范围内实行对“娱乐节目”的认知，简单地将精英的认知与大众的认知对立起来，没有意义也毫无结果。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并没有将娱乐一棒打死，而是始终留有话语余地。如他认为电视内容是“垃圾”，但他又强调，“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⑩芸芸众生对一个时代基本生存方式是难以选择的，他们的生活是时代背景和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精英们则是一个社会有用的批判力量，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恰恰是社会创新的动力。“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是二者共同构成多元文化，共同对文化的丰富和繁荣做出贡献。没有精英文化或舍弃大众文化，文化都是不完整的。”波兹曼对于现代电视媒介带来的影响的反省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如果我们完全依赖于波兹曼的理论，大概也会陷入另一种危机之中吧。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
①②③④{10}[美]尼尔·波兹曼，章 艳译：《娱乐至死》，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102、105、106、18页。
⑤[美]沃尔特·李普曼，阎克文、江 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⑥[美]约翰·H·麦克马纳斯，张 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⑦陈佑荣：《电视娱乐化本位分析》，《荧屏内外》，2006（1）。
⑧陈 原：《唱歌是基本功 跳水是什么功？》，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502/c22219-21340706.html.
⑨白剑峰：《谁掏空了你的身体》，《人民日报》，2016/09/02。
摘要：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给人们提供了观察了解媒体的一种途径，它影响着社会大众对媒体功能的认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传媒业进入了娱乐化阶段，娱乐产业日渐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娱乐至死》的内容，更有助于人们认识当下中国传媒娱乐化的现象。
关键词：《娱乐至死》 媒体功能 认知对决
尼尔·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颇为畅销的电视文化批评著作《娱乐至死》，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此后中国传媒人开始了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娱乐至死》首次出版的年代，中国媒体还比较落后，当时的媒体人对其中的内容理解未免有些偏颇。然而，时隔三十多年后，波兹曼所批判的“娱乐”已经深度地介入中国观众的生活，关于娱乐的功能和意义，同样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精英对媒体文化功能的担忧与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说，《娱乐至死》是一部畅销书，或者说《娱乐至死》也是一种娱乐式的写法。第一章“媒介即隐喻”用几个生动的案例开篇，这些案例说明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都有一些城市成为美国精神的辉煌焦点。18世纪后期，波士顿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波士顿因此成为美国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很多美国人都从心底里成为波士顿人；19世纪大批移民将陌生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带到美国，纽约因此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20世纪早期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让芝加哥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然而，到了今天（即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视线投向了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这座城市成为了美国民族的性格和抱负的象征。波士顿时代的象征是民兵雕像，纽约时代的象征是自由女神像，芝加哥时代的象征是屠夫的雕像，而娱乐之城拉斯维加斯的标志是巨大的老虎机和歌舞女演员。沿着这个逻辑，波兹曼指出，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①在谈到美国文化日渐娱乐化的时候，波兹曼还不忘奚落一下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是“好莱坞演员”。波兹曼认为有两种方法能够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把文化变成监狱，一种是将文化变成娱乐至死的舞台。
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在电视的统治下，话语变得“无能而荒唐”。“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②波兹曼写作《娱乐至死》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真人秀之类的疯狂娱乐节目还没有出现，作者讨论的还是电视剧、新闻、广告、访谈、叙事等节目。通过对当时节目形态的逐一考察，波兹曼认为，“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儿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③电视的特性决定了电视台舍弃了思想，他们致力于提高表演艺术，通过娱乐来迎合观众的快感需求，娱乐成为“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④甚至新闻节目也是一种娱乐的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
波兹曼对电视娱乐功能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克制的批判，它显示的是精英对人类文化走向的担忧。波兹曼的担忧和焦虑不是个体现象，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担心是很多精英的共同选择。李普曼年轻时就热爱新闻事业，他喜爱现实世界的激情和魅力，他的辛勤工作让记者成为了一项“仅次于总统的职业”，很多美国人认为他的素养足以担任美国总统。然而，长期的新闻实务工作使李普曼对新闻与舆论有了悲观的看法，他认为新闻与真相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必须加以清楚地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⑤
大众在媒介化社会中娱乐化生存
在大众传媒的每一步发展中，都伴随着精英们对媒体功能异化的担忧。当电视刚刚出现的时候，一些学者认为电视是电子保姆，它没有电影那样具有艺术性。美国媒体的娱乐化是媒体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的，“在抱有新闻纯粹主义观点人看来，市场逻辑介入新闻工作的潮流，是一种玷污，一种亵渎。”⑥然而，市场是一种挡不住的力量，媒体的娱乐化成为一条不归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新闻业的娱乐化，社会新闻、地方新闻、体育新闻、厨艺节目等开始在电视中流行。进入九十年代后，真人秀节目登上了媒体舞台，随后老大哥、幸存者、美国偶像、极速前进等一大批電视真人秀节目，把美国娱乐节目推到了疯狂的境地。网络时代来临，娱乐化更是成为普通美国民众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实际上被演变成一次美国人的娱乐化盛宴。
精英的反思归反思，大众却在媒介化社会中更加常态化地用娱乐来改进自己的生活。其实，时间和空间本来没有意义，是人类自身给时空规定了意义。大众是饮食男女，开心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庸俗的，他们在每天的工作和交往中耗尽自己的精力，他们不再有力气去严肃认真研究政治、宗教、教育等这些并不关乎他们每日生活的内容。电视人用深入浅出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方式普及知识，不也是一种普度众生的方式吗？日本的NHK电视台，一直以他们的纪录片享誉世界。他们的纪录片画面精美、音乐悠扬，还经常找一些当红的娱乐明星来做旁白。这一切不正是波兹曼所嘲讽的作秀行为吗？诚然，这可能真的是一场电视台为了收视考虑而进行的作秀行为。但是，这种作秀难道毫无意义吗？日本民众因为这些便于观看、便于理解的纪录片，公民素养有所提高。这种作秀可能获得的多数是掌声，但是事实上，也确实有人愿意为之反思。一定有孩子因为这些纪录片发掘了自己的兴趣，并用自己的一生在相应的领域做出贡献。正是电视，将那些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结合起来。这难道不是一件充满意义的事吗？
“浅薄”是指责媒体娱乐化的又一理由，但“浅薄”难道就一定低级吗？在波兹曼的价值观里，“深刻”是优于“浅薄”的，因此他批判那些被“浅薄”剥夺了是非判断能力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更容易被奴役，在被电视包围的世界里已经失去了自由。然而，有些人选择娱乐，选择变得浅薄，这也是他们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娱乐至死》打着自由的旗号对自由意志进行了攻击。或许波兹曼认为人只有深刻的活着才有意义，但事实上，浅薄的人生有浅薄的乐趣。正如一个寓言故事里说的一样，一个每天日理万机的国王羡慕每天只知道打鱼的渔夫。我们的谚语里也有“傻人有傻福”这样的话。这些都说明，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并不因为他选择浅薄地活着而减轻。世界上的人永远是成比例分布的。永远有人选择“深刻”，有人选择“浅薄”，而正是因为人们不同的选择，使人与人之间有了区分。正是因为有浅薄的人的存在，才衬托出了智者的光芒。然而，人们选择低俗、浅薄、愚蠢的自由，却是最容易被道德优越者攻击、剥夺的。
一场永远不会有结果的认知对决
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中国传媒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成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传媒业的效益是落后的，媒体内容是严肃而粗陋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传媒业进入了娱乐化阶段，并且以不亚于西方传媒的劲头，将娱乐产业推向成熟的程度。《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一长串娱乐节目丰富了中国的屏幕，也让中国的老百姓享受到生活的快樂。“电视娱乐化节目作为大众文化繁荣的象征，使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平民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⑦
然而，娱乐节目的成长也带来了很多发展中的问题。近年，作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出台过“限娱令”“限广令”，主流媒体也曾对娱乐节目的乱象做出过尖锐的批评。2013年明星跳水节目流行，《人民日报》发表《唱歌是基本功，跳水是什么功？》对该类节目进行了批评。文章认为歌唱类选秀节目多少需要一些基本功，“尽管唱功只是秀场吸引力之一，评委的言行、选手的背景、现场的煽情更具效果，但选出来的歌手起码在演唱方面还能获得观众和专家的认可。”然而，“用跳水作秀，尤其是那些从来就没有登上过跳台的名人们忽然间被‘赶鸭子上架，其看点大概就在于丑态、惨相和一‘跳惊人。”评论最后得出结论，“娱乐是有底线的，只是这底线至今在很多人那里依然是一片空白。”⑧
目前，娱乐节目基本成为了电视台的摇钱树，娱乐节目是在管理部门的管束、主流媒体的批评中不断成长的。更有文章批评，在娱乐化的浪潮下媒体人成了狡诈的文化商人。“网络时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都驾驶着一辆‘欲望号街车，竞相追逐，无法慢下来，更无法停下来。”⑨主管部门的管理是认真的，主流媒体的批评也是认真的，但媒体斥巨资创办娱乐节目也是认真的。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接受信息的习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电子阅读、图像阅读、体验式阅读成为阅读的重要方式，娱乐更是成为普罗大众的主要生活方式。中国人曾经是不苟言笑的，现在的娱乐节目逗得大众笑一笑、乐一乐，也没什么不好。当然，人类的发展同样不可能由一群乌合之众来决定，精英会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会在社会的不同层面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或者说，精英和大众生活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们以各自的生存状态和历史使命，完成了对整个人类的构建。精英的理性和大众的感性，恰恰是一个社会合理性的来源，他们之间的相互制衡，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看，精英是在精英的范围内实行对“娱乐节目”的认知，大众在大众范围内实行对“娱乐节目”的认知，简单地将精英的认知与大众的认知对立起来，没有意义也毫无结果。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并没有将娱乐一棒打死，而是始终留有话语余地。如他认为电视内容是“垃圾”，但他又强调，“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⑩芸芸众生对一个时代基本生存方式是难以选择的，他们的生活是时代背景和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精英们则是一个社会有用的批判力量，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恰恰是社会创新的动力。“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是二者共同构成多元文化，共同对文化的丰富和繁荣做出贡献。没有精英文化或舍弃大众文化，文化都是不完整的。”波兹曼对于现代电视媒介带来的影响的反省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如果我们完全依赖于波兹曼的理论，大概也会陷入另一种危机之中吧。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
①②③④{10}[美]尼尔·波兹曼，章 艳译：《娱乐至死》，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102、105、106、18页。
⑤[美]沃尔特·李普曼，阎克文、江 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⑥[美]约翰·H·麦克马纳斯，张 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⑦陈佑荣：《电视娱乐化本位分析》，《荧屏内外》，2006（1）。
⑧陈 原：《唱歌是基本功 跳水是什么功？》，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502/c22219-21340706.html.
⑨白剑峰：《谁掏空了你的身体》，《人民日报》，2016/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