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兼修，夯实学术出版新价值

    刘渝+张君成+何凯

    

    

    

    作为大学出版社中的翘楚，人民大学出版社向来以优质的学术出版著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严谨的治学态度，广为读者称道。最近两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发展迅速，在社长李永强的带领下，成功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理论著作，在社会上引起积极反响。同时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在图书策划、数字出版等方面积极探索，希冀寻求出一条适合未来发展的道路。

    出版广角：2013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学术著作、优秀教材和大众图书。例如，《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典藏本）》《看法与说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10卷）》都在学术界有着很深的影响。学术精品出版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请李社长谈谈当今这种积淀的价值和难点。

    李永强：人民大学出版社始终坚持实施精品战略，树立“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出版理念，建社近60年来，不断涵养学术出版品牌，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塑造品牌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长期坚守的事业，是一批扎实肯干的员工默默耕耘的结果。建社初期，为适应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的发展，人民大学出版社积极组织原创教材出版。其中，由李秀林教授等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宋涛教授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胡华教授等编写的《中共党史》等发行量都达上百万册。20世纪90年代初，人民大学出版社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着力引进国外经管类经典著作，组织出版了以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科学译丛”，掀起了我国汉译国外经济学名著的第二次浪潮；以罗宾斯的《管理学》为代表的“工商管理经典译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管理学的发展。经过近60年的发展，人民大学出版社成为国内少数几家囊括“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等所有国家级出版奖项的出版社。目前，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物共获省部级以上奖项400余种，在高校出版社中名列前茅。

    这些积累下来的出版成果成就了人民大学出版社今天的学术品牌价值。与此同时，学术品牌也为人民大学出版社赢得了作者的信赖和读者的口碑。近年来，人民大学出版社承担了一批诸如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等的我国重点出版工程；出版了如李瑞环同志《看法与说法》等一批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著作；出版了如陈雨露教授《大金融论纲》这类优秀的原创学术精品；推出了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等一系列引进版前沿译丛。这些图书的出版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品牌建设，获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当前传统大学出版社进行的市场化经营中，精品学术出版工作受到了经济效益的挑战。这是目前学术品牌建设的难点所在。不可否认，基础性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是缺乏市场容量的，会给出版社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但大学出版社本身从学校学科建设出发，必然要承担一定的出版工作。此外，作为学术型出版机构，大学出版社有责任为传播优秀的学术成果提供出版资源。因此，就出版社品牌建设而言，要做好经营性与公益性的平衡。出版社要有深远的眼光和社会责任意识，发现、支持优秀学术成果的出版工作，为我国学术积累、学术创新做好应尽之责。

    出版广角：数字出版在出版业内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面对教育改革的浪潮，高校出版社在教育资源上有着其他出版社无法比拟的优势，人民大学出版社是否也在数字出版方面，结合教育资源优势有所斩获呢？这几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出版方面有没有什么重点发展的方向？

    李永强：当前，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出版社如何将自己的内容资源优势延伸到数字出版领域，已经成为关系自己生存发展的一个紧迫课题。做好主业，是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根本。探寻数字出版道路，寻求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齐头并进、和谐共生的发展局面，占领未来新技术高点和先机，争取新的竞争优势和盈利模式，是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未来。目前，人民大学出版社努力把数字出版思维贯穿于选题策划、编辑加工、营销发行、售后服务的全流程。抓住核心重点，投入人力财力物力，组建中国人民大学数字出版有限公司，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其重点定位为教育内容、学术内容、专业内容的集成者、供应商、服务商。近年来，人民大学出版社积极针对数字出版进行创意策划，努力提升数字化内容资源的核心竞争力，强化数字版权意识，针对不同产品特色，实行差异化的内容数字化开发策略，积极探索教材、大众图书和学术图书的网络数字化营销模式。2014年，我社要以数字化教材平台建设项目带动数字化教学平台的建设，大力发展数字教材的出版业务。

    出版广角：在图书市场化的今天，面对各方面的冲击，人民大学出版社是如何应对转型的呢？在坚持学术出版的同时，有没有考虑过扩大出版途径，成为出版“航母”？还是只专注学术领域出版，放弃多元化发展的路径呢？

    李永强：在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着眼于人文社会科学出版领域，把学术出版作为品牌建设的核心价值，以教材精品建设为核心，以学术著作与大众图书产品研发为外延，形成“一体两翼”的企业发展总体部署与发展方向。这是我们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发展战略。然而，新技术带来的媒介生态变化日新月异，图书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也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此外，出版产业自身的市场化转型与变革也敦促着传统出版单位与时俱进，以变革创新求发展进取。因此，人民大学出版社近年来，除专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的主业外，同时积极探索出版业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比如，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12年组建了数字出版公司——北京人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数字出版的研究和开拓工作。

    出版广角：2013年，在中国企业品牌竞争力指数（CBI）工作小组会议上，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单体出版社中获得第一名。目前人民大学出版社已连续多年在“中国图书推广计划”单体出版社年度综合评比中名列前茅。请李社长谈谈人民大学出版社“走出去”工作的情况，以及学术出版应该如何探索“走出去”的道路。

    李永强：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国际优秀的出版机构合作，不断把人民大学和中国学术界最优秀的学术著作推向海外。经过几代人大出版人的共同努力，目前，每年版权输出百余种图书，输出语种涉及繁体字版、英文、韩文、日文、波兰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等，合作伙伴遍及全世界多个国家。人民大学出版社已连续多年在“中国图书推广计划”单体出版社年度综合评比中名列第一或第二名，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形成了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方面的特色与优势。

    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工作经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走出去”选题进行前期的宏观设计，把“走出去”内容的选题作为图书策划的一个重要方向。结合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部署，在图书的选题策划阶段，人民大学出版社就把“走出去”内容的选题作为图书策划的一个重要方向，围绕可以“走出去”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进行宏观选题设计和出版资源的整合，通过系统规划，有效地介绍当代中国的客观现状与文化成就。比如我们策划出版了一系列介绍和解释当代中国国情、经验和成就的图书，如《大国的责任》《中国的抉择》等。这些图书在进行选题策划时，就把图书的外文版权输出作为一个重点策划目标，在主题的遴选、作者的确定、体例编排、写作方式等方面都从有利于这些图书“走出去”的角度进行部署，中文版图书编辑出版的同时，就开始英文版的翻译工作，同步联络各语种版本的版权输出。目前这系列图书已经有英文、俄文、韩文、日文、波兰文、土耳其文等多个语种的版本实现了版权输出。第二，紧扣国际出版业“数字出版”的发展脉搏，力争纸质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同步输出。随着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出版业转型，人民大学出版社不断探寻版权输出向数字领域延伸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鼓励数字内容加工、存储、传输、阅读等技术的研发，积极应对数字化所带来的挑战。近年来，人民大学出版社数字版权输出数量有了明显上升，多家外国出版社将我社的授权图书的电子书通过网络、软件等多元渠道介绍到世界各地，加速了中国学术文化向世界的推介及与世界的融合。第三， 构建多层次的合作伙伴网络与国际出版平台，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近年来，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全球著名的大型教育出版集团、教育机构的出版部门建立了稳固深入的“走出去”图书出版合作关系。比如，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培生教育集团合作，出版了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 用哲学》等诸多当代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著作。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大量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类图书。

    总之，人民大学出版社通过多年来的摸索和实践，确立了“中国人文社科类高端学术著作”走出去的方向。在“走出去”领域中高举“中国学术图书”旗帜，特别是把介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成就的学术著作介绍到海外，逐渐形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国际化的品牌影响力。

    出版广角：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应该如何扬长避短，摸索自己的特色道路呢？

    李永强：前面讲述的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在“走出去”工作中的一些成功的案例和经验。实施学术出版“走出去”战略，是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建设出版强国、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学术界逐步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必要手段。中国图书“走出去”，不单单是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口号，而且应通过出版物构建的思想文化传播平台，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把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奋斗成果展示给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图书“走出去”要展现中国图书独有的特色与魅力，促进外国对中国的深入了解，提高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具体到出版社而言，就是要结合自身出版品牌特色，寻找中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寻找优秀的翻译媒介，寻找有影响力的国外出版机构，把能代表中华文化水准的优秀、有创意、有文化积淀的学术著作推介到海外市场，最大限度地“向世界说明中国”。

    出版广角：作为出版社，图书的出版和销售除了市场意义上的实现销售价值，其本身的意义还在于实现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书香致远、阅读修身。青年一代已经处在有学术价值、文化传承价值的阅读边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哪些建议？

    李永强：阅读不仅仅是提升个人修养必不可少的行为习惯，也是推动一个国家文明建设特别重要的路径。倡导阅读、重视书籍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目前，我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还低于世界文化强国的阅读水平，青少年的阅读兴趣不高，阅读时间被大量的网络游戏挤占，阅读状况并不乐观。另外，各地文化发展不均衡，全民阅读的基础还十分薄弱。因此，从政策层面保障全民阅读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改善阅读现状，需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国家应从法制方面保障“全民阅读”的有效推进。2013年，国家启动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立法工作，这对全民阅读工作的统一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这部法律可以尽快出台。其次，政府应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图书馆建设、针对社会人员的社区图书馆建设、针对落后地区的农家书屋建设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最后，国家还应积极营造全民阅读的社会文化氛围，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介组织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活动，激发民众的阅读兴趣。

    作为出版单位，我们将积极配合国家在倡导“全民阅读”过程中的各项活动，出版精品好书，引领社会风尚，组织各种形式的读书会，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性的读书活动等，为书香中国增添一脉书香。

    出版广角：您在担任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后，一直在强调“大运营”的概念，请问这种“大运营”指的是什么，这同时将为未来的出版发展带来怎样的转机？

    李永强：谈及大运营，就是立足于内容、立足于传统的出版产业，在面向全媒体出版的同时，放眼整个文化产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总体布局，这为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化过程中全媒体的拓展业务领域提供了理论支持。现代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媒体融合。广义的媒体融合是信息传输通道多元化下的新业务模式，也就是把图书、报纸、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及其他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媒体传播通道有效地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未来大型文化企业的发展趋势，将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机整合，这种整合体现在两个方面：技术的整合和经营方式的整合。出版行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传统行业，在做好图书出版主业的同时，视野要更开阔，目光要更长远，应树立全文化产业的大概念，积极拓展跨媒体平台的业务合作与联合，适应媒体发展规律，把握出版业产品升级转型的动向，在适当的时候整合资源，做成多媒体联营的内容产业和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