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实践与借鉴研究
李硕
摘 要: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今后金融改革的重点和发展方向。通过分析格莱珉银行的信贷产品、经营方式,巴西的代理银行模式,俄罗斯的金融扫盲五年教育计划等国际普惠金融的实践对我国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启迪作用,提出促进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经验借鉴及启示:推进实施金融消费者教育和权益保护、建立多维度的普惠金融信用体系、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建立多元化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促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均衡发展。
关键词:普惠金融;国际实践;金融消费者权益
中图分类号:F832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2-0141-02
近年来,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与此同时,我国中西部等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还处于较低水平,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居民享受的金融服务明显不足,推动发展实施普惠金融任重道远。本文通过对国际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研究,总结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典型做法与成功经验,以此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
一、普惠金融的概念及内涵
(一)普惠金融的概念
普惠金融(英文名词inclusive finance)的提出经历了从小额信贷、微型金融到普惠金融的历程。在联合国2015年推广“国际小额信贷年”的宣传活动中,“普惠金融”概念正式开始广泛使用。
普惠金融的宗旨是建立起能够为所有群体提供可以获得的金融服务体系。在2015年我国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将普惠金融定义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1]
(二)普惠金融的内涵
一是受众对象广泛,即不限于农民、低收入(贫困)人群和小微企业等群体,所有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各类客户都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及时方便的高质量金融服务,体现了公平理念。
二是服务产品全面、多样,不仅能为客户提供信贷需求,还能满足存款、支付结算、保险、投资理财等一揽子的金融服务需求。
三是服务渠道多元化,有多层次、覆盖广泛、方便快捷的服务网络,既能提供覆盖城乡的物理服务网点,也能提供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服务渠道。
四是可持续的商业经营模式,即金融机构以合理的价格提供金融服务,来维持机构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服务接受者也付出适当的成本,以保证自己能持续获得服务,供需双方都要商业可持续。
五是各层级、类别机构的共同参与,将零散的微型金融机构和服务进行整合,并纳入到整个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中。
二、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实践与经验
(一)墨西哥发展模式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和法规制度建设。“2012—2014年,该国启动了全方位的金融改革,通过立法规范和制度建设,落实其签署普惠金融联盟(AFI)通过的《玛雅宣言》主要目标。”[2]产生的主要影响是增加了供给侧金融资源、明确了不同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发展策略与功能定位、對金融监管法规进行修订、强化了监管部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职责、完善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等。
二是政府主导,建立多层级的工作体系。该国成立了普惠金融发展协调管理机构——普惠金融国家委员会(CONAIF),研究制定普惠金融国家发展规划,设定中长期目标;其下级政府层面制定和执行普惠金融政策。
三是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服务渠道。设立非银行小型信贷机构服务低收入群体及特定人群。该国通过立法,对边远地区的加油站、便利店等以金融机构的代理的方式提供金融服务。截至2015年末,墨西哥已有银行代理点27 422家,覆盖到该国57%的基层行政区、94%的成年人口,代理点是当地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主要途径。
四是推动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该国建立了四级银行账户分级管理制度,不同级别账户的管理要求不尽相同。比如,1级账户开户要求最简化,可匿名开户;4级账户可办理所有业务,但开户所需材料要求最为严格。量身打造设立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小额信贷产品。
五是开展金融信息统计和教育工作。重视对普惠金融数据信息的统计分析工作;定期组织普惠金融需求调查;面向农村等低收入群体开展金融教育培训工作。
(二)巴西发展模式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和立法建设。该国成立由中央银行、财政部等十几个部门派人组成的全国普惠金融委员会(PNIF);出台针对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方面的法律,规定要按活期存款额2%的比例向小微企业提供小额信贷,并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微型信贷的操作细则。
二是拓宽金融服务渠道。该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积极推广代理银行(Correspondents)模式,提供存取款、转账等基础金融服务。代理银行主要由彩票销售点、邮局等组成,其设立不需要监管部门审批,只要报备即可。截至2015年末,巴西拥有各类银行服务机构15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城镇,其中代理银行8万个,占比52.2%。同时,该国也大力发展信用合作社(Cooperative)开展普惠金融服务,为合作社成员提供存款、取款、转账、小额信贷等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截至2015年末,巴西40%的城市已覆盖信用合作社,合作社成员达510万。
三是同墨西哥发展普惠金融类似,该国在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普惠程度、开展普及金融教育、加强消费者保护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三)肯尼亚发展模式
非洲的肯尼亚传统金融服务落后、银行网点鲜少。该国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偏远地区,而金融机构都集中在城镇地区。该国发展普惠金融的经验是:大力开展移动支付业务,打造肯尼亚的支付宝——M-Pesa。2007年,肯尼亚移动运营商萨法瑞公司(Safaricom)首先推出手机支付产品M-Pesa,使在农村的肯尼亚人不需使用现金即可互相交易,此产品一经推出就迅速覆盖了肯尼亚绝大部分手机用户,并逐渐向非洲其他地区扩张。
M-Pesa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肯尼亚金融服务的落后和金融机构的欠缺为M-Pesa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M-Pesa推出之前,肯尼亚一大半的人口从没用过任何金融服务,银行网点只有1 000多个,且在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鲜有设立。与之相对照,Safaricom有25 000多个代理商,“代理机构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分布在居住密集区的加油站、超市等小型店铺零售商;二是具有较多经营网点的品牌运营商;三是部分有较强合作意愿的银行和小微金融机构。”[3]据其官网披露的数据,目前,每年经由M-Pesa处理的交易超过17亿笔,其交易额相当于肯尼亚GDP总值的50%以上。
肯尼亚中央银行也通过参与普惠金融产品开发咨询,将监管前移,堵塞系统漏洞,并严格遵守反洗钱规定,不断调整监管规则,在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监管方面做了较好的平衡。
(四)俄罗斯发展模式
近十多年来,俄罗斯的金融业快速发展,但具有良好金融意识与教育的人口并未随之增长。国内民众对基本的金融知识与素养缺乏认知,并普遍持有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感。而与此同时,居民又对金融教育需求旺盛,对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时保护自己及预防金融诈骗等知识感兴趣。为此,俄罗斯与世界银行合作于“2011年开始实施一项为期5年、拥有1.13亿美金支持的国家工程来支持金融教育和消费者保护”[4]。俄罗斯推行的金融教育战略目标人群主要是低收入、社会弱势群体及年轻人,目的是使民众和金融机构之间增强互动、建立互信,促进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监管和立法基础建设。通过国家层面有针对性地科学编写金融教育知识资料,并由经验丰富的金融教育人员宣讲,带动了国民金融素质的提升和金融行为效率的增加。
(五)孟加拉发展模式
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堪称小额信贷的典范。该银行由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创办,成立初期政府持有60%的股权,借款人拥有40%的股权。由于坚信产权上为穷人所有才能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将借款人购买银行股份作为贷款的一个强制条件,目前借款人拥有的股权已达90%,银行董事会大部分成员由借款人选举产生。该贷款业务只针对穷人,妇女贷款、小组联保贷款等是其主要的经营模式。发放的贷款是无抵押贷款,并且还款方式更加灵活,可以根据借款人经营情况的不同进行调整。
三、经验借鉴与启示
近年来,我国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成为国家战略,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若干薄弱环节,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发展普惠金融的国际经验,对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扎实推进实施金融消费者教育和权益保护
发展普惠金融应与金融消费者教育及权益保护相结合,有效的教育及权益保护可以使得金融消费者的行为变得更为理性客观,有利于消费者增强对金融市场的信心,扩大金融服务接受覆盖面,提高金融包容性。政府监管部门应牵头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大金融信息宣传和透明度建设,严格规范金融服务收费行为,使金融消费者能够公平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产品。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要不断探索深化金融消费者教育的长效机制,并应根据受众群体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特色化的手段。对于农村及偏远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多、留守人员缺乏金融消费知识和防范意识、金融消费环境滞后于城市、防范金融诈骗形势较城市复杂等特点,可以采取送金融到“田间地头”等措施,开展广泛性、基础性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不断提高目標群体金融知识水平,并在教育宣传互动环节中,搜集有关目标群体真实金融需求方面的数据,为金融机构有的方矢地开发新产品、新业务、新市场提供便利。对于城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个性化微型金融需求较多等特点,可以依托金融机构自身培训体系或与知名高校联合办学等方式,举办各类特色金融培训班开展“送智惠民”工作,使其掌握符合其需求的金融知识、产品信息及风险防范手段等。
(二)建立多维度的普惠金融信用体系
信用成为财富是发展普惠金融的根基,信用积累的缺失使许多人难以获得及时方便的金融服务。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信用体系建设仍有欠缺,加上农户、低收入群体缺乏合格的抵押担保品,导致普惠金融服务提供的不顺畅。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应将加强信用信息体系和共享平台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进行客户信用分析,建立多渠道、多维度的综合金融信用服务平台,有效解决金融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健全普惠金融信用体系,缓解因缺失信息造成的融资困难。比如,给予三农业务发展平台政策支持,扩大三农人群的融资覆盖度,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建立农户信用数据档案,未来纳入到整个征信体系中。
(三)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服务
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特别是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所产生的各类产品都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从商业银行方面看,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通过运用金融科技创新建立有别于传统银行业务的“智慧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从社会体系方面看,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通讯运营商等开展高水平的合作,在渠道建设、产品服务模式等方面开拓创新,特别是综合运用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型支付工具改善偏远地区、农村支付环境,提升服务便利性。
(四)建立多元化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
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优化金融机构准入,大力发展面向低端群体和市场的小微金融机构。发挥各类银行机构的作用,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开展深度合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信贷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发挥“大”的特点,充分运用机构人员多、技术强的优势,建立普惠金融专业机构部门,独立设立风险管控和绩效考核体系;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民营金融机构发挥“灵”的特点,以需求为导向,深入县乡、农村,为小微企业、“三农”和城镇居民提供具备成本效益且种类多样的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百度百科词条.
[2] ?中国银监会普惠金融部课题组.墨西哥、巴西发展普惠金融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农村金融,2016,(6):78.
[3] ?温信祥,王昌盛,张晓东.从肯尼亚移动货币看移动支付在中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应用前景[J].国际金融,2014,(11):19.
[4] ?夏方杰.俄罗斯联邦:金融教育与金融扫盲工程——通往国家战略之路[J].西部金融,2014,(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