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亚模式的再思考
黄泰渊
摘 要：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综合发展模式。东亚模式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下形成，环境变化引发内在矛盾，导致东亚模式成功背后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东亚模式的内在矛盾渐渐开始现实化。这种矛盾不光是东亚模式的变化，连东亚模式的分化也发生。因此东亚模式国家需要解决东亚地区经济内涵的透明性，效率性和合理性的提高问题，按照国际环境的变化，摸索国家与市场的新关系。至少对中国而言，东亚模式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发展模式。但是中国模式又不同于东亚模式，这意味着为了防备金融自由化与贸易竞争的扩张，中国需要按照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 东亚模式； 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 发展模式分化
中图分类号： F1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15
严格来说，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各国之间没有完全一样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普遍发展模式是不存在的。但是，从广义上看，一些国家在一些条件上有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决定了他们在发展道路上必然有共同点。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东亚模式和东亚经济成功经验进行了解释。
19世纪，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吸引世界人民的关注，象征理念对立和分裂、战争和威权主义的压制、低发展和贫困的东亚地区变成世界经济的成长中心。因此世界银行报告称之为“东亚的奇迹”。①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阶段，东亚地区学者十分关注其成功的原因。有的研究者在同美国政治经济比较视角下，导出东亚政治经济的固有特征概念化。有的学者比较了东亚产业化与拉美产业过程。“发展国家论”，[1][2] “儒家资本主义（Confucian capitalism）”[3]等理论相继出现。其中发展国家论位于东亚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
冷战结束之前东亚模式反映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追求的增长战略。但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体制对立告一段落，而随着世界化的浪潮开始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竞争，因此东亚模式面对了全面的挑战。金融世界化的进行，威胁了在金融锁国主义前提下东亚模式的根源。而且，以经济增长成果为推力的东亚国家市民社会的成长，要求限制国家自律性、退出国家的市场介入。这种情况下东亚经济危机的出现，东亚模式遭遇到从外部解体压制、从内部深刻的怀疑。在这种挑战下，东亚模式的命运怎么进行？东亚模式留下20世纪新重商主义的通商、产业政策时代以历史的遗物吗？或者跟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化时代继续发展变化吗？如果不可避免发展国家的衰落的话，“发展国家没有的东亚模式”可不可能？东亚模式的概念的含义是什么，而它的外延可到哪儿扩张？经济危机后东亚模式的分化现象怎么说明？
这篇文章是为回答这种问题而准备的。首先，通过各种东亚模式理论的视角细看东亚模式的矛盾；其次，探视东亚模式的特征与背景；然后，分析东亚模式内在的成功与危机的矛盾。最后，展望在变化的环境下东亚模式的生命力，探视中国模式的出现。本文的研究范围以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的案例为主。
一、东亚模式理论分析的各种视角与评价
对东亚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与方案分别从市场主义，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三个视角说明东亚模式的成功，也说明经济危机的原因。
（一）市场主义视角
市场主义视角通过市场机制强调资源分配的效率性。[4] 这种视角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转换，战略的特征就是提高生产性、效率性、竞争性。比如，韩国与台湾1960年代以后从短期性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转换。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也在1980年代后从长期性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转换。这样市场主义视角说明东亚地区也“为什么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圈”。
市场主义视角对“现代化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解释了东亚国家的经济战略导致经济自由化的歪曲与拖后，其结果出现金融危机。
（二）国家主义视角
国家主义视角强调对有效的市场介入国家的自律性与政策能力。[5]东亚国家权威主义的强性国家通过市场介入与价格歪曲对汇率、利息、物价成功有效的调整。东亚模式是国家发展主义的作用，就他们追求官僚机构的自律性，公共部门与民间部门的协力关系，也以国家为主强调教育投资与收入分配，以市场机制的经济介入。这样国家主义视角说明在东亚的资本主义世界圈“为什么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平衡”，即与国家能力——国家介入的程度与过程导致东亚国家的发展程度不一样。
国家主义视角对“现代化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解释了国家能力对经济自由化的有效的管理有限制。
（三）国际主义视角
国际主义视角说明经济发展的原因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再说，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由于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冷战时代，美国出于战略性考虑给东亚国家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东亚地区以此跟着先发展经济进行“追击发展”，在国际分工上，首先日本出台，其次亚洲新兴工业国家（NIEs：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紧跟日本出现，然后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国际主义视角对“现代化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解释，他们对新世界化阶段缺乏主动的对应能力，因此发生经济危机。它说明了在第三世界中“为什么发生在东亚”。根据上述的内容，从而评价东亚模式需要多视角互相补充。
二、东亚模式的再认识
（一）东亚模式的一般定义
东亚模式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东亚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地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现象，而对东亚模式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国际价值。首先它是东亚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共同特质，是以东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显示为依据。其次，它带来的东亚奇迹是确实存在的。
在这里“东亚”的概念指出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地区包括日本、东亚“四小龙” （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及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度尼西亚）。[6] 但在本文里主要范围是日本及东亚“四小龙”。因为这些国家的特点更接近。
东亚模式认为，后发国家有其特殊性，权威政治与出口替代有其合理性，发展道路有很多种，后发国家应该循序渐进，由弱政府——弱市场到强政府[7]6-8——弱市场，再到强政府——强市场，逐渐过渡到发达国家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的壮大，最终民主政治将确立，民族企业获得竞争力，自由贸易将实行。
（二）东亚模式的特征及背景
1. 东亚模式的特征
东亚国家的经济介入程度、发展阶段都有所不同，但是除香港以外东亚开发战略与发展类型有其共同点。第一，儒家文化的精神；第二，政府的强的领导才能；第三，政府导向的开发政策与产业政策；第四，先经济发展后政治发展的顺序。
（1）社会文化因素：儒家文化
指称东亚经济的概念语有东亚资本主义（East Asian capitalism）、儒家资本主义、群体资本主义（Communitarian capitalism），这种概念跟儒家有关系。东亚国家属于儒家文化圈，所以他们具有共同的东方的儒家文化传统。比如说，他们重视靠人缘关系，重和谐，倡秩序， 重视教育、劳动， 群体主义的价值观等等。这种儒家文化的因素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
虽然儒家一方面贡献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失败的原因，即金融危机发生后，以权贵资本主义批评东亚模式。儒家资本主义不够科学的说服力。因为温情主义或者人缘关系有时制约法律、制度的透明性，妨碍继续性发展。所以不是强调文化的特殊性，而是研究提高经济增长水平的制度透明性与普遍性的方法与制度。
（2）政治因素：官僚—权威主义体制，强性国家
东亚发展国家的发展主体是权威政府。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在东亚国家的权威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经济发展。权威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是东亚发展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初期为了经济发展而实行的有效的体制，但却是非民主的、反人道的。比如说，1960年代韩国的军事独裁政权，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裁政权虽然导致很快的经济增长，但留下非民主的、反人道的后果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得其他很多问题。①（见表1） 强国家、强政府、强官僚是东亚政治发展的特征，也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三方面的配合或重叠，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复苏。[8]
（3）经济因素：国家主导性出口导向的产业化战略
东亚发展国家为成就战略目标发挥有效政府干预政策，实行了出口导向的进口替代战略。如高教育水平、控制劳动组织、廉价和高效的劳动力。
通过开放与封闭的双重战略保护国内产业，集中投资战略性产业。产业政策以出口导向为主，保护国内经济。东亚国家有自身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东亚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金融危机中也的确暴露了一些国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恰当的关系。[9]
（4）社会发展的等次：“先经济发展，后政治民主化”
所有的学者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相关关系及优先顺序有很多关心。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与相互作用？或者在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中什么部门先进性的问题。
东亚国家明确追求先产业化发展战略，这是国家精英的计划性选择。所以他们首先掌握政权，其次控制政治民主化，然后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集中投入国家资源。因此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受到国家较多的限制与监管，到工业化后期再逐步转向民主化进程。 [10]（表2）比较了西方自由国家与东亚国家的现代化革命时期。在这里可以看西方国家大部分是先民主革命后产业革命。但是东亚国家，特别是韩国先发生产业革命后发生民主革命。
2. 东亚模式的背景
东亚模式在共同国内外的环境条件下形成与运作。（见图1） 首先，共同的国内环境是战争与改革的发生，因此社会经济的统治阶级解体。其结果是发生了国家的“过渡成长”与市民社会弱化。战后日本国内改革导致财阀和地主阶级的解体。而韩国与台湾在内战过程当中地主阶级解体。战争过程导致官僚机构与社会动员体制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统治阶级的解体与官僚机构和社会动员体制的发展，所以硬性发展国家（strong developmental state）出现。
在共同国际环境中最重要的是东亚地区的冷战秩序与美国霸权体制。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是安保的锁钥之地，因此他们受到美国的优惠援助。美国提供贷款、技术转移、开放市场、默许国内市场保护政策。这种共同国际环境下，东亚国家通过双重产业化即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急速增长。
上述东亚经济发展四个原因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因素的发展主体——权威政府，硬性国家——与经济因素的发展战略——出口导向的产业化。中南美权威主义政权的失败原因是战略选择与推动问题。
三、东亚模式的分化
（一）东亚发展国家的变化
上述特殊条件与环境里形成的东亚模式通过时间与环境的变化，随着内在矛盾发展，东亚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就发展国家与出口导向的蓄积体制正在孕育引起“成功的危机”的内在矛盾。在东亚地区发生了金融危机。根据图2，1997年-1998年当时东亚国家的人均GDP急速减少了。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减少比世界平均增长率的减少更严重。（见图3）
20世纪80年代，东亚模式的内在矛盾渐渐开始现实化。这种矛盾不光是东亚模式的变化，连东亚模式的分化也发生。比如说，日本与韩国由于美国的外部压力与国内大企业的内部压力，渐渐丧失国家的自律性，因此向“新自由主义监管型国家”变化。台湾地区与新加坡虽然发生类似的环境变化，但是他们维持一定程度的国家自律性过渡“软性发展国家（soft developmental state）”的阶段。
图3表示随着国家和社会关系——国家自律性的高低——与国家和市场关系——市场的自律性、透明性和开放程度——东亚发展国家的开发时期与经济危机以后变化的位置。在这里简单表示东亚发展国家的发展模式与作用的变化。
“硬性发展国家”是国家主动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变化的能力。“软性发展国家”是虽然没有跟硬性国家一样的能力，但是它具有调节或者拒接社会集团要求的力量。[11]“监管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是确立市场的公正竞争规则与监督经济行为者的规则遵守的国家。[1]“市场国家”是在没有保障公正市场竞争制度的情况下，不能控制市场的无能的国家。
一般来说，如果经济越来越增长的话，国家作用从市场形成任务或者规则制定者变成公正游戏的监督者。新古典派发展论者认为硬性发展国家按长期的趋势走向右中间，他们认为这就是正常的途径，也是普遍的、必然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在东亚国家里发生多样的分化现象。那么，这种变化由于什么原因怎么发生分化？新制度主义认为由于制度变化的路径依赖性，发生不同的结果。所以要在比较观点下追踪制度形成的历史性路径。
（二）东亚发展国家不同路径的制度性变化
表2说明在东亚模式国家中日本、韩国与新加坡的不同路径的制度背景。这说明由于不同路径的制度背景，他们形成了不同的路径。
1. 资本的统治形态对国家自律性有影响。以国内大企业为发展的韩国与日本，随着经济增长大企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国家对资本的优势流失。但是以国家资本与跨国公司为主的新加坡随着经济增长企业也一起增长，但还是维持国家对资本的控制力。
2. 市场自由化与自律性程度对开放市场的国家统治能力有影响。具有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的韩国与日本因为受到强的外部压力，所以丧失控制，激进开放。但是具有相对开放的国内市场的新加坡对开放市场的控制能力维持，就是自发的渐进开放。
3. 民主化或者利益集团政治的激活程度对国家自律性有不同的影响。在高度增长时期以后的日本与民主化以后的韩国利益团体政治激活，因此政策决定过程变成政治化，导致国家自律性的衰落。民主化的迟延与利益团体政治薄弱的新加坡能够维持相对国家自律性。
总之，对市场的不同国家能力导致对经济危机预防与管理的不同结果。比如，国家市场控制力弱的日本虽然国家危机长期发生，但是他们却并不能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还有丧失国家统治能力的韩国发生了金融危机。新加坡维持对市场的国家控制能力，因而预防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国家控制能力不是完全保障“好的经济成果”的。仅仅强调的是在经济危机的预防及管理问题上维持市场控制能力的国家比丧失控制能力的国家应对得更好。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东亚国家一直把它看作自己的特色，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东亚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而且也没有实现经济民主化。[13]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关于东亚模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结果。“东亚经济奇迹”是东亚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产物，而东亚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一种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交互作用的系统模式。[14]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综合发展模式。东亚发展模式首先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亚经验，东亚经验代表着一种成功的发展经验。如果“模式”成立的条件要求一种定型的格式的话，东亚模式达到一定程度的格式。而且东亚模式在影响力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以之应用于本区域发展战略。
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征是在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权威政府领导下产生的，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有很多种，但是后发国家应该循序渐进，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最终民主政治将确立。①
东亚模式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下形成，一旦环境有所变化，发生的内在矛盾容易导致成功的危机。发展国家与出口导向型蓄积体制孕育着内在张力。1997年IMF金融危机不是东亚模式的危机，而是“非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东亚模式内在矛盾体现于若干方面。东亚模式国家需要解决东亚地区经济内涵的透明性，效率性和合理性的提高问题，按照国际环境的变化，要摸索国家与市场的新关系。
在国际环境的变化下，中国模式的出现启示将对东亚模式或者东亚国家的变化。东亚模式与中国具有紧密的相关性。中国在过去20年改革开放期间的发展道路是否符合上述的东亚模式。如果是的，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否将继续遵循东亚模式？中国当前正面临着与日本在战后50年代初及韩国与台湾在战后80年代初曾经面临的相似的阶段性转变问题，即由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生产与出口导向的增长，转向由资本密集型制成品的生产与出口导向的高增长。中国还未完成向东亚模式第三阶段——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阶段——的转变。② 所以，至少对中国而言，东亚模式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发展模式。但是中国模式也不是东亚模式，这意味着按照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为了防备金融自由化与贸易竞争的扩张的新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Johnson Charlmers.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M].Stanford：Stan ford Univ.
Press，1982.
[2]Evans Peter.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ition[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3]Berger Peter，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An East Asian
Develop ment Model？”，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M].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88.
[4]Friedman Milton.Capitalism and Freedom[M].Chicago：Univer 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5]Alice H. Amsden.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 dust-
rializ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6]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Growth and the Public Policy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7]李晓.东亚奇迹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M].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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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建勇.东亚发展模式的再思考——政府干预的反思[J].珠江
经济，2006，（11）：59-69.
[9]陈峰君.东亚模式的争议与我见[J].教学与研究，2001，（2）：45-51.
[10]Gu， Jong-seo. 东亚发展模式与韩国[J]. 韩国政治学会报，
2004，（30-2）：214-220.
[11]Wade Robert，Frank Veneroso.The Asian Crisis：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 plex[J].
New Left Review.1998，（228）.
[12]Kim，Sae-guel.东亚经济增长的成果与矛盾[J].东亚研究，
2004，（46）：55.
[13]姜广东.关于“东亚模式”的制度性再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
2003，（12）：41-42.
[14]张国庆.“东亚经济奇迹”的系统分析——关于“东亚政治经
济学”的阐释[J].南京大学学报，1997，（1）：24-34.
[15]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
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综合发展模式。东亚模式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下形成，环境变化引发内在矛盾，导致东亚模式成功背后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东亚模式的内在矛盾渐渐开始现实化。这种矛盾不光是东亚模式的变化，连东亚模式的分化也发生。因此东亚模式国家需要解决东亚地区经济内涵的透明性，效率性和合理性的提高问题，按照国际环境的变化，摸索国家与市场的新关系。至少对中国而言，东亚模式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发展模式。但是中国模式又不同于东亚模式，这意味着为了防备金融自由化与贸易竞争的扩张，中国需要按照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 东亚模式； 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 发展模式分化
中图分类号： F1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15
严格来说，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各国之间没有完全一样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普遍发展模式是不存在的。但是，从广义上看，一些国家在一些条件上有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决定了他们在发展道路上必然有共同点。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东亚模式和东亚经济成功经验进行了解释。
19世纪，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吸引世界人民的关注，象征理念对立和分裂、战争和威权主义的压制、低发展和贫困的东亚地区变成世界经济的成长中心。因此世界银行报告称之为“东亚的奇迹”。①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阶段，东亚地区学者十分关注其成功的原因。有的研究者在同美国政治经济比较视角下，导出东亚政治经济的固有特征概念化。有的学者比较了东亚产业化与拉美产业过程。“发展国家论”，[1][2] “儒家资本主义（Confucian capitalism）”[3]等理论相继出现。其中发展国家论位于东亚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
冷战结束之前东亚模式反映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追求的增长战略。但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体制对立告一段落，而随着世界化的浪潮开始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竞争，因此东亚模式面对了全面的挑战。金融世界化的进行，威胁了在金融锁国主义前提下东亚模式的根源。而且，以经济增长成果为推力的东亚国家市民社会的成长，要求限制国家自律性、退出国家的市场介入。这种情况下东亚经济危机的出现，东亚模式遭遇到从外部解体压制、从内部深刻的怀疑。在这种挑战下，东亚模式的命运怎么进行？东亚模式留下20世纪新重商主义的通商、产业政策时代以历史的遗物吗？或者跟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化时代继续发展变化吗？如果不可避免发展国家的衰落的话，“发展国家没有的东亚模式”可不可能？东亚模式的概念的含义是什么，而它的外延可到哪儿扩张？经济危机后东亚模式的分化现象怎么说明？
这篇文章是为回答这种问题而准备的。首先，通过各种东亚模式理论的视角细看东亚模式的矛盾；其次，探视东亚模式的特征与背景；然后，分析东亚模式内在的成功与危机的矛盾。最后，展望在变化的环境下东亚模式的生命力，探视中国模式的出现。本文的研究范围以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的案例为主。
一、东亚模式理论分析的各种视角与评价
对东亚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与方案分别从市场主义，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三个视角说明东亚模式的成功，也说明经济危机的原因。
（一）市场主义视角
市场主义视角通过市场机制强调资源分配的效率性。[4] 这种视角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转换，战略的特征就是提高生产性、效率性、竞争性。比如，韩国与台湾1960年代以后从短期性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转换。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也在1980年代后从长期性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转换。这样市场主义视角说明东亚地区也“为什么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圈”。
市场主义视角对“现代化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解释了东亚国家的经济战略导致经济自由化的歪曲与拖后，其结果出现金融危机。
（二）国家主义视角
国家主义视角强调对有效的市场介入国家的自律性与政策能力。[5]东亚国家权威主义的强性国家通过市场介入与价格歪曲对汇率、利息、物价成功有效的调整。东亚模式是国家发展主义的作用，就他们追求官僚机构的自律性，公共部门与民间部门的协力关系，也以国家为主强调教育投资与收入分配，以市场机制的经济介入。这样国家主义视角说明在东亚的资本主义世界圈“为什么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平衡”，即与国家能力——国家介入的程度与过程导致东亚国家的发展程度不一样。
国家主义视角对“现代化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解释了国家能力对经济自由化的有效的管理有限制。
（三）国际主义视角
国际主义视角说明经济发展的原因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再说，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由于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冷战时代，美国出于战略性考虑给东亚国家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东亚地区以此跟着先发展经济进行“追击发展”，在国际分工上，首先日本出台，其次亚洲新兴工业国家（NIEs：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紧跟日本出现，然后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国际主义视角对“现代化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解释，他们对新世界化阶段缺乏主动的对应能力，因此发生经济危机。它说明了在第三世界中“为什么发生在东亚”。根据上述的内容，从而评价东亚模式需要多视角互相补充。
二、东亚模式的再认识
（一）东亚模式的一般定义
东亚模式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东亚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地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现象，而对东亚模式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国际价值。首先它是东亚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共同特质，是以东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显示为依据。其次，它带来的东亚奇迹是确实存在的。
在这里“东亚”的概念指出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地区包括日本、东亚“四小龙” （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及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度尼西亚）。[6] 但在本文里主要范围是日本及东亚“四小龙”。因为这些国家的特点更接近。
东亚模式认为，后发国家有其特殊性，权威政治与出口替代有其合理性，发展道路有很多种，后发国家应该循序渐进，由弱政府——弱市场到强政府[7]6-8——弱市场，再到强政府——强市场，逐渐过渡到发达国家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的壮大，最终民主政治将确立，民族企业获得竞争力，自由贸易将实行。
（二）东亚模式的特征及背景
1. 东亚模式的特征
东亚国家的经济介入程度、发展阶段都有所不同，但是除香港以外东亚开发战略与发展类型有其共同点。第一，儒家文化的精神；第二，政府的强的领导才能；第三，政府导向的开发政策与产业政策；第四，先经济发展后政治发展的顺序。
（1）社会文化因素：儒家文化
指称东亚经济的概念语有东亚资本主义（East Asian capitalism）、儒家资本主义、群体资本主义（Communitarian capitalism），这种概念跟儒家有关系。东亚国家属于儒家文化圈，所以他们具有共同的东方的儒家文化传统。比如说，他们重视靠人缘关系，重和谐，倡秩序， 重视教育、劳动， 群体主义的价值观等等。这种儒家文化的因素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
虽然儒家一方面贡献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失败的原因，即金融危机发生后，以权贵资本主义批评东亚模式。儒家资本主义不够科学的说服力。因为温情主义或者人缘关系有时制约法律、制度的透明性，妨碍继续性发展。所以不是强调文化的特殊性，而是研究提高经济增长水平的制度透明性与普遍性的方法与制度。
（2）政治因素：官僚—权威主义体制，强性国家
东亚发展国家的发展主体是权威政府。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在东亚国家的权威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经济发展。权威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是东亚发展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初期为了经济发展而实行的有效的体制，但却是非民主的、反人道的。比如说，1960年代韩国的军事独裁政权，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裁政权虽然导致很快的经济增长，但留下非民主的、反人道的后果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得其他很多问题。①（见表1） 强国家、强政府、强官僚是东亚政治发展的特征，也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三方面的配合或重叠，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复苏。[8]
（3）经济因素：国家主导性出口导向的产业化战略
东亚发展国家为成就战略目标发挥有效政府干预政策，实行了出口导向的进口替代战略。如高教育水平、控制劳动组织、廉价和高效的劳动力。
通过开放与封闭的双重战略保护国内产业，集中投资战略性产业。产业政策以出口导向为主，保护国内经济。东亚国家有自身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东亚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金融危机中也的确暴露了一些国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恰当的关系。[9]
（4）社会发展的等次：“先经济发展，后政治民主化”
所有的学者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相关关系及优先顺序有很多关心。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与相互作用？或者在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中什么部门先进性的问题。
东亚国家明确追求先产业化发展战略，这是国家精英的计划性选择。所以他们首先掌握政权，其次控制政治民主化，然后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集中投入国家资源。因此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受到国家较多的限制与监管，到工业化后期再逐步转向民主化进程。 [10]（表2）比较了西方自由国家与东亚国家的现代化革命时期。在这里可以看西方国家大部分是先民主革命后产业革命。但是东亚国家，特别是韩国先发生产业革命后发生民主革命。
2. 东亚模式的背景
东亚模式在共同国内外的环境条件下形成与运作。（见图1） 首先，共同的国内环境是战争与改革的发生，因此社会经济的统治阶级解体。其结果是发生了国家的“过渡成长”与市民社会弱化。战后日本国内改革导致财阀和地主阶级的解体。而韩国与台湾在内战过程当中地主阶级解体。战争过程导致官僚机构与社会动员体制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统治阶级的解体与官僚机构和社会动员体制的发展，所以硬性发展国家（strong developmental state）出现。
在共同国际环境中最重要的是东亚地区的冷战秩序与美国霸权体制。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是安保的锁钥之地，因此他们受到美国的优惠援助。美国提供贷款、技术转移、开放市场、默许国内市场保护政策。这种共同国际环境下，东亚国家通过双重产业化即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急速增长。
上述东亚经济发展四个原因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因素的发展主体——权威政府，硬性国家——与经济因素的发展战略——出口导向的产业化。中南美权威主义政权的失败原因是战略选择与推动问题。
三、东亚模式的分化
（一）东亚发展国家的变化
上述特殊条件与环境里形成的东亚模式通过时间与环境的变化，随着内在矛盾发展，东亚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就发展国家与出口导向的蓄积体制正在孕育引起“成功的危机”的内在矛盾。在东亚地区发生了金融危机。根据图2，1997年-1998年当时东亚国家的人均GDP急速减少了。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减少比世界平均增长率的减少更严重。（见图3）
20世纪80年代，东亚模式的内在矛盾渐渐开始现实化。这种矛盾不光是东亚模式的变化，连东亚模式的分化也发生。比如说，日本与韩国由于美国的外部压力与国内大企业的内部压力，渐渐丧失国家的自律性，因此向“新自由主义监管型国家”变化。台湾地区与新加坡虽然发生类似的环境变化，但是他们维持一定程度的国家自律性过渡“软性发展国家（soft developmental state）”的阶段。
图3表示随着国家和社会关系——国家自律性的高低——与国家和市场关系——市场的自律性、透明性和开放程度——东亚发展国家的开发时期与经济危机以后变化的位置。在这里简单表示东亚发展国家的发展模式与作用的变化。
“硬性发展国家”是国家主动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变化的能力。“软性发展国家”是虽然没有跟硬性国家一样的能力，但是它具有调节或者拒接社会集团要求的力量。[11]“监管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是确立市场的公正竞争规则与监督经济行为者的规则遵守的国家。[1]“市场国家”是在没有保障公正市场竞争制度的情况下，不能控制市场的无能的国家。
一般来说，如果经济越来越增长的话，国家作用从市场形成任务或者规则制定者变成公正游戏的监督者。新古典派发展论者认为硬性发展国家按长期的趋势走向右中间，他们认为这就是正常的途径，也是普遍的、必然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在东亚国家里发生多样的分化现象。那么，这种变化由于什么原因怎么发生分化？新制度主义认为由于制度变化的路径依赖性，发生不同的结果。所以要在比较观点下追踪制度形成的历史性路径。
（二）东亚发展国家不同路径的制度性变化
表2说明在东亚模式国家中日本、韩国与新加坡的不同路径的制度背景。这说明由于不同路径的制度背景，他们形成了不同的路径。
1. 资本的统治形态对国家自律性有影响。以国内大企业为发展的韩国与日本，随着经济增长大企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国家对资本的优势流失。但是以国家资本与跨国公司为主的新加坡随着经济增长企业也一起增长，但还是维持国家对资本的控制力。
2. 市场自由化与自律性程度对开放市场的国家统治能力有影响。具有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的韩国与日本因为受到强的外部压力，所以丧失控制，激进开放。但是具有相对开放的国内市场的新加坡对开放市场的控制能力维持，就是自发的渐进开放。
3. 民主化或者利益集团政治的激活程度对国家自律性有不同的影响。在高度增长时期以后的日本与民主化以后的韩国利益团体政治激活，因此政策决定过程变成政治化，导致国家自律性的衰落。民主化的迟延与利益团体政治薄弱的新加坡能够维持相对国家自律性。
总之，对市场的不同国家能力导致对经济危机预防与管理的不同结果。比如，国家市场控制力弱的日本虽然国家危机长期发生，但是他们却并不能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还有丧失国家统治能力的韩国发生了金融危机。新加坡维持对市场的国家控制能力，因而预防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国家控制能力不是完全保障“好的经济成果”的。仅仅强调的是在经济危机的预防及管理问题上维持市场控制能力的国家比丧失控制能力的国家应对得更好。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东亚国家一直把它看作自己的特色，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东亚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而且也没有实现经济民主化。[13]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关于东亚模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结果。“东亚经济奇迹”是东亚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产物，而东亚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一种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交互作用的系统模式。[14]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综合发展模式。东亚发展模式首先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亚经验，东亚经验代表着一种成功的发展经验。如果“模式”成立的条件要求一种定型的格式的话，东亚模式达到一定程度的格式。而且东亚模式在影响力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以之应用于本区域发展战略。
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征是在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权威政府领导下产生的，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有很多种，但是后发国家应该循序渐进，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最终民主政治将确立。①
东亚模式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下形成，一旦环境有所变化，发生的内在矛盾容易导致成功的危机。发展国家与出口导向型蓄积体制孕育着内在张力。1997年IMF金融危机不是东亚模式的危机，而是“非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东亚模式内在矛盾体现于若干方面。东亚模式国家需要解决东亚地区经济内涵的透明性，效率性和合理性的提高问题，按照国际环境的变化，要摸索国家与市场的新关系。
在国际环境的变化下，中国模式的出现启示将对东亚模式或者东亚国家的变化。东亚模式与中国具有紧密的相关性。中国在过去20年改革开放期间的发展道路是否符合上述的东亚模式。如果是的，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否将继续遵循东亚模式？中国当前正面临着与日本在战后50年代初及韩国与台湾在战后80年代初曾经面临的相似的阶段性转变问题，即由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生产与出口导向的增长，转向由资本密集型制成品的生产与出口导向的高增长。中国还未完成向东亚模式第三阶段——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阶段——的转变。② 所以，至少对中国而言，东亚模式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发展模式。但是中国模式也不是东亚模式，这意味着按照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为了防备金融自由化与贸易竞争的扩张的新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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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