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内外是故乡

    唐晓峰

    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方角折曲的长城符号，都觉得十分自然，至少从宋代以来，各类全国地图上便有了长城的“小像”。编图者把它与北方的河山画在一起，说明这座人工建筑已和北方自然的高山峻岭结成一体。再从人文方面来看，长城不只是一道砖石土垣筑起的军事屏障，作为大地上一个独一无二且伸展辽远的地理因素，它引导了一条特殊的人文地带的形成。这一地带的核心是长城，所以可称为“长城地带”。

    古代诗文已把祖国山水赞美得淋漓尽致，即使在不起眼的偏远小县，也会有文人封点的“四胜”、“八景”。不过长城地带得到的赞辞却极少。长城地带在古代文人的歌咏中，只有弓刀、白骨与荒凉，在世代民间传说中，也尽是悲惨的故事。“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长城地带是一个悲剧地带。

    然而，长城地带的悲剧性，完全来自南方人在北望长城时的心情。在长城脚下生活的人，不可能终年作冷月荒垣的感慨，他们像所有地方的人一样，必须利用当地的环境特点，开辟自己的生活空间，建立自己的社会地域。早在《汉书·匈奴传》中，就已揭示了长城内外人民往来长城下的积极气氛。如在长城关口，“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泽州帕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

    长城地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人文地理影响。近代以来，对长城地带在学术上率先进行考察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拉铁摩尔不是“胡人”也不是“汉人”，没有站在某一边而排斥另一边的天然立场。另外，他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而论，注意力也不是重在“文明”或“荒远”，而是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两边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他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亚洲大陆却是一个中心。

    所谓“中心”，是指在长城的两侧并立着农业与游牧两大社会。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纠正了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以往绝大多数人在讨论二者时，话锋向来在北方“野蛮”游牧社会如何乱了南方文明农业社会这一端。

    拉铁摩尔认为，当南方农业社会未成熟壮大前，都是种植、养畜的混合经济。不能种植的地方，则几乎没有人烟。后来，精耕农业在南方出现，农业社会形成，在地域上不断壮大。在此期间，伴随着部落间的争斗，原始政治的不相容性，使一些部落被驱赶到几乎不能进行任何种植的草原地带，于是纯畜牧经济出现了，而在草原上的畜牧，必须游动，最终形成了游牧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司马迁的记录中，“戎—狄—匈奴”名称的变更更是反映了这一过程。草原游牧社会具有从无到有、曲折演进的历史，而这一历史由于地理的“缘分”，离不开南方农业社会的存在，更具体一点讲，离不开长城地带的存在。

    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是一个农业和草原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在“过渡”社会中，因“正常”社会的统治者无心认真经营“过渡”政治，这里的政治永远是消极的，但在这里贸易永远是积极的。据“明会典·户部·屯田》记载，这里“军余家人自愿耕种者，不拘顷亩，任其开垦，子粒自收，官府不许比较，有司无得起课。”徭役租税的疏漏，人口的流散，造成更灵活自由的集市经济。

    放眼历史而观长城，其活力贯穿于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长城的意义在最后一个王朝时发生重大转变。康熙皇帝的名言“在德不在险”、“众志成城”对长城进行了功能上与道德上的双重否定。其实，长城意义的骤降并非由于人们道德上的觉醒，满足上层与蒙古族上层的政治同盟，清政府在草原社会施行的政策才是其本质原因。

    经过历史的曲折发展，长城时代终于结束，咒骂长城恨不能将其苦倒的历史故事已不再动人。在新的时代心态下，长城得到了道德重建，“修我长城”成为恢复民族自信的号召。长城地带，曾为家乡，现在面临的是全面的社会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