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红》《黄金时代》看传记类影片人物的多样性呈现

    申林　+陈婧薇

    

    一、 传记类影片的简述

    （一）传记类影片概念

    传记类影片是依据人物的生平事迹，根据各种书面的、口述的回忆、调查研究等相关的材料，加以选择性的编写、拍摄而成的，主要情节受历史人物本身事迹的制约，不能凭空捏造，有史学和文学价值。作为一种电影传统，传记类影片由来已久，早在1900年，梅里爱便拍摄了长达一刻钟且拥有大场面的《圣女贞德》。[1]到后来去的突破性进展的《公民凯恩》《甘地传》。中国的传记类影片从《武训传》《中华儿女》《董存瑞》等到今天的《萧红》《黄金时代》，我国的传记类影片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取得了新的创新和突破。

    （二）传记类影片基本特征

    1.传记类影片要通过个人展现时代的背景

    从历史出发，将人物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审视。一个人从来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所以传记类影片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人们也必须从特定时代角度出发来审视剧中人物，所以传记类影片不能只单纯描写一个人物，而是要透过影片中的人物群体或事件来反映人物所生存的历史环境。

    2.记类影片要从现代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人物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不同的受众对同一人物也有不同的认识。因为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心理体验等会导致对人物不同的认识，所以要求创作者呈现多样化的人物，使人们建构自己心目中的剧中人。

    （三）传记类影片的基本要求

    传记类影片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传记类影片要给受众反映大的时代背景，给受众以不同的观影感受，所以创作者要尽可能的本着客观的角度进行影片的创作，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掺杂着自己的思想感情，但要让观众感受到没有被剧情人物带着走，而是自己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个人物、这段历史，因而传记类影片的基本要求便是将人物的多样性呈现。

    二、 我国传记类影片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演员以演绎化形式呈现人物

    传记类影片的演绎化倾向是创作者在创作时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观念先行，用作品中所创作的形象去图解某种观念，对读者进行说教[3]，展现剧中人物。在影片中演员是剧中人物的依托，剧中人物性格、人物形象、人物角色都要通过演员来呈现。在《萧红》中，萧红的一生被宋佳完整的演绎出来，从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才华的、坚韧的、敏感的萧红。参加画展、排演话剧、写书这些情节都显现了萧红的才华；萧红在怀着萧军孩子的时候还决然地提出分手，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那个敏感却又坚韧的萧红，但演绎化形式呈现出来的萧红是终究是不全面、不客观的，造成观者对萧红的片面的认识，宋佳在剧中演绎出来的萧红并不等于完整的萧红。目前我国传记类影片普遍存演员演绎化形式严重的问题，剧中历史人物被演员完完整整的取代，观众在观影后，会将历史人物与演员在剧中演绎的情况混淆甚至等同，但在实质上，剧中演员的演绎是不能跟剧中人物完完整整的一生划等号；演员以演绎的形式来呈现历史中的人物，使人物形象的单一，造成相似的观影感受，这是不符合传记类影片基本要求的，传记类影片是要通过记录多样化的人物、引发人们不同的思考。

    （二）影片情节化严重

    情节是对生活与人物行动的表现、重构，而这种生活是经过提炼、取舍的。[4]所以，情节是导演有意识的镜头运用，会掺杂着虚构的成分。《萧红》在情节上设置紧凑，容易使受众陷入剧情片的误区。在《萧红》中，萧红与萧军的爱情故事、能不能离开负债累累的旅馆悬念的设置以及萧红孩子送人这些生活经历情节，其实掺杂了太多主观意识，受众过分关注情节，削弱对人物本身的理解。《萧红》中，萧红与鲁迅先生的交谈，在影片中被一句带过，其实萧红有好多的创作都是受到鲁迅先生的启发，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因为情节性不强、拖沓，所以几乎被略过，造成了萧红生命重要信息的部分缺失。《萧红》中，萧红的父亲本来不吸大烟，为了情节性更强，便设置他吸大烟的场景，虚拟了场景。目前市场上有广泛影响的传记类影片也存在着情节化严重的普遍问题，只提取情节性强、表现性强、有吸引力的片断，而对于一些重要的、情节性不强的片断则直接省略，或一语带过，一部分情节性强的虚幻的场景的加入，造成人物生命重要信息的缺失甚至扭曲，不利于全面展现人物的本真，削弱了观众对人物的全面理解，使观众对创作者产生信任危机。连续不断的情节，使观众沉浸其中，忘记思考，不利于人物的多样性呈现。

    （三）导演中心意图强烈，缺少历史考究

    《萧红》许多都掺杂了导演主观意识，而且剧中有不符合历史的地方。在《萧红》中，萧红梦到自己怀孕倒在码头上，旁边是炮火连天的场景，我们看到了萧红命途多舛，睡觉都不踏实，但实质上，梦境本身就缺少真实的考究，导演无形中将自己的主观认为的萧红的脆弱、悲惨强加在影片中。张氏“不沾烟酒”[5]，但是电影开始不久，就有萧红的父亲和继母躺在炕上吸烟的场景，在导演的心中地主就应该是举着个烟枪的大烟鬼，这样的场景满足了人们对古代地主的想象，殊不知，张廷举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主，并曾任呼兰县教育局长，导演只是从自己的臆想出发；萧红患有肺结核并由于治疗不当致使痰液阻塞所以在萧红生命的最后的日子，她是不能连续不断说话的，但在《萧红》中却让萧红完完整整、清清楚楚的交代后事，不符合人物本身的身体状况、是创作者主观臆造的。以《萧红》为例的传记类影片应该本着客观、真实的原则来进行历史的考究，但目前市场的的许多传记类影片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导演将自己的中心意图强加在剧中人物的身上，而没有从人物本身的生活经历出发来进行艺术创造；缺少历史考究，从惯性思维出发来进行传记类影片的创作；这样都导致了传记类影片人物形象的过于单一化、不够真实，使得不同年龄阶段的受众得出相似的观影感受。

    三、 传记类影片人物的多样性呈现

    （一）影片去情节化，将传记类影片与剧情片区分开来

    情节是将传记类影片和剧情片区分开来的最好方式，在《黄金时代》中，创作者就这样将一个个简单的生活场景摆在观者的眼前，情节有些许拖沓，节奏感不强，与剧情片叙事节奏快、情节性强有明显的差别，可这简单的情节便是萧红真实的生活，这样使得萧红生命的许多重要信息都被记述下来，有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萧红，了解多样性的萧红。在《黄金时代》中，萧红与丁玲见面简单寒暄的场景以及萧红、萧军许多聊天的场景，简单、繁琐的生活场景，使我们看到萧红的生活中不仅仅只有悲伤，也有满足和乐趣，平静聊天的场景使观者可以静下心来审视萧红、审视历史，加强受众对于人物本身的理解与思考，使受众得出不同的观影感受。在《黄金时代》中，他人关于萧红的叙述，使情节性削弱，使受众跳出戏来，不完全被剧中人所影响，使观众得出多样性的观影感受。因而，传记类影片在创作时，要牢记传记类影片与剧情片的分界线；要尽可能地减少情节性强的情节，少用接连不断的情节性的场景；要尽可能多地记述人物生命重要的信息，给观者留出更多的时间来审视人物加强对人物本身的理解，要使观者在观影后得出不同的观影感受，看到人物的多样性。

    （二）创作者要有意识地营造间离效果，呈现人物的多样性

    间离效果，是布莱希特专门创造的一个术语。间离是希望主客观能够相互交融，不经意间的抽离，就像时不时地敲警钟一下，让你保持理性，你就会重新建构你自己心目中的人物，你就获得了多样性的理解，简言之，让观众看戏，但并不融入剧情。在《黄金时代》中，主要通过镜头语言营造间离效果，通过文学化对白营造间离效果，通过第三人称自述营造间离效果。《黄金时代》开头，便是用镜头语言来营造间离效果，汤唯面对观众，穿着戏服，面无表情，平铺直叙地说：“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莹……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在圣提士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享年31岁。”看到这里，我们便能从剧中跳出来，明白我们不是剧中人，不容易融入剧情；“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6]与剧本创作要求的对白要简洁、明了形成鲜明的对比，文学化的对白，使受众产生隔离，保持理性。《黄金时代》中要让汤唯饰演的萧红用第三人称讲述自己饰演的角色同时念出来，“她脸色不太好，因为她没吃饭……”在他人口述的时候，娓娓道来的语气就是在对着观众讲述这段故事、这个人物，剧中人在向我们讲述，使观众抽离，利于人物的客观性、多样性呈现。所以，传记类影片不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的，创作者要通过营造间离效果，通过镜头语言、文学化的对白、第三人称的自述要让观众抽离，将人物的多样性呈现在受众的面前，让观众用理性来看待剧中人，得出不同的观影感受。

    （三）创作者要打破“第四堵墙（使演员忘记观众的存在）”

    第四堵墙本来是戏剧用语，在一般舞台上都有三堵墙，在演员和观众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7]，演员在进行表演时，完全沉浸在人物的世界中，“第四堵墙”的存在，使受众容易看到剧中人，沉浸其中，不利于人物多样性呈现的，“逼迫一个人进行很陌生化很不舒服的一种交流”[8]让演员时时刻刻记着观众的存在，在《黄金时代》中有许多演员直接跑到镜头前，正眼望着镜头，向观众说话，例如萧红跟弟弟见面离去后，萧红弟弟跑到镜头的前面，望着镜头说：“姐姐逃走后，我们家身败名裂……我姐和我爹再也没见过面，直到我姐去世”这样很不舒服、很陌生的交流方式，是不符合原来所说的将戏剧里要求的“第四堵墙”，但正是这样客观互动叙述的创新和突破，使演员跟观众互动，一方面可以将观众带出来，另一方面不同人物鲁迅先生、萧军等跟观众的交流，受众可以从多方面的了解剧中人物。在原来的影片中，创作者都尽可能的是演员忘记观众的存在，《黄金时代》大胆的突破创新给传记类注入新的活力，传记类影片要求的恰巧就是要打破“第四堵墙”，即是演员时时刻刻都记着观众的存在，让剧中人直接同观者对话、给观者讲述故事，剧中人要跟观众有互动，传记类影片要演员牢记观众的存在，同观众交谈，这样一种不符合人际交流的存在方式却对于影片表达人物的客观、多样性有了示范作用。

    （四）影片要将自述与他述更好糅合，呈现人物多样性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通过其书籍及同时代的人对其论述得出来，所以影片《黄金时代》便是通过自述和他述的糅合来完成创作的。《黄金时代》中有萧红的自述，自述有利于人们清楚的了解萧红简单的一生，受众可以看到人物对于自身的评价，但是单角度的叙述不具有代表性，容易使受众对于人物得出片面的评价、得到相似的观影感受。所以，《黄金时代》中在自述的同时又加入了他述，萧红弟弟、萧军、鲁迅等人对于萧红的叙述，他述代表着作者所处时代的人物对所述人物的看法，有利于加强我们对剧中人全面的了解，有利于我们了解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倾向，有利于我们了解大的时代背景，《黄金时代》通过自述和他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方面使受众了解了萧红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使受众更好的了解了那个时代，将时代性、多样性更好的表现出来。因而，传记类影片在创作中，要将自述和他述更好的糅合起来，不能区分开来。只有自述，在《萧红》中，因为缺少他述，使受众得出片面的观影感受，被导演的主观意识所引导；只有他述，《公民凯恩》中缺少人物自身对于自己的评价，也不够全面完整，所以好的传记类影片必须将自述和他述更好的糅合起来。

    结语

    《萧红》以演绎化形式呈现人物、情节化严重、导演中心意图强烈导致了观者对于萧红单一的、虚幻的、片面的认识；《黄金时代》去情节化、营造间离效果、打破第四墙、将自述与他述更好糅合将全面的、真实的、多样的萧红展现在观众面前，使萧红的形象变得丰富、立体。人的一生是极其复杂的，对于同一个人物，不同的人也会得出不同的评价，传记类影片应该变单角度叙述为多角度叙述，本着让受众站在旁观者的态度来进行艺术创作，展现大的时代背景，使受众自主感受影片人物的是非、功过，多方面的评判历史人物的角度，要避免让传记类影片成为导演主观意识的表达的载体。

    中国的电影市场日渐庞大，强大的电影市场为中国电影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9]但是中国电影又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在强大的商业化诉求下，高票房电影不断涌现，但真正能传递中国人精神文明、反映中国历史的传记类影片还很少。传记类影片通过记录个人，来反映历史、记录历史，起着重要的历史传承作用，因而，国家要给予传记类影片以政策支持。通过真实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重现历史，给观众以多样化的观影感受，找到传记类影片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