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家卫电影看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学与电影的整合

    石文

    

    电影自诞生起发展至今，已经被视为一种艺术形式为大众所接受。电影情节的取材大多来源于生活，也有众多的题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改编，但是，文学与电影的整合并不仅仅局限于取材方面，这两类艺术形式还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交叉，其间互相碰撞、借鉴、摩擦与整合，对各自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近现代时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文化同样呈现出一个大融合的趋势，文化背景日益多元化、复杂化。探析多元化文化语境下的电影艺术与文学艺术整合的一般规律，对这两种艺术形式各自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多元文化语境促进文学与电影的整合

    全球化的发展造成了文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混合体，多元化语境无可避免会对文学和电影造成深远的影响。电影和文学同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观众和读者则是文化创造、传播与实践的重要参与者。从这种角度上来说，文学作者与电影导演都在用自己的理解推动故事情节的进行。在当下多元融合的文化语境下，王家卫可以说是电影与文学整合的代表人物，相对于电影导演，把他定位于一个“电影作者”更加贴切。在电影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导演通常被视为现场的执行官和场面的管理者，实际上，导演就是电影艺术的作者，在作品中深入地刻画人物个性特征、以声光影淋漓尽致地表现各种文化价值与风格。在王家卫的电影作品中，电影与文学的融合使之既为导演又为作者，其作品不仅仅体现电影价值，更体现出文学艺术价值。

    首先，现代文化语境造就了其作品中浓郁的后现代气息和强烈的都市感。同样，在后现代的文学作品中，痞子蔡、村上春树这些代表不同流派的文学大家，其作品也无不体现着强烈的现代气息和都市感。也就是说，是特定时期的文化语境造就了文学与电影更高的相似度。其次，王家卫的电影与众多文学作品一样偏爱于符号，其作品中的角色往往没有确切的名字。这也与其所处的年代有关。香港作为世界重要的商业中心，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造就了香港人更强烈的物欲，而对精神与真理的追求减弱。殖民统治也使其缺乏历史感，更加独立。因而，符号化和无根性成为90年代香港人的特质。这种语境下，生活状态是瞬息万变的，人与人之间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提升，人的思维更容易表现为碎片式、跳跃式，生活飘渺无根。[1]这就与传统的叙事方法存在本质的区别。在以香港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衣食住行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甚至连人本身也呈现出无异性的符号化，这促成了王家卫电影符号化和无机性的特点。无独有偶，文学作品也存在大量的这种被文化语境所影响的例子。日本的状态与香港十分相似，因此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也出现了符号化和无机性的特点。在现代特定的文化语境下，电影与文学存在很大程度上整合的趋势。

    二、 从王家卫电影中寻找文学艺术之美

    王家卫是香港的著名导演，他的作品风格独树一帜，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他的主要作品有《旺角卡门》《东邪西毒》《阿飞正传》《重庆森林》《花样年华》《一代宗师》等，其作品是电影与文学的完美整合，构成了他独特的感性世界。相对于纯粹的“电影导演”，把他称为“电影作者”更加恰当，他以摄影机为笔，以电影为本，在电影的世界里书写着文学艺术之美，他的电影作品与文学的整合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影作品取材常出自文学作品

    电影与文学的最为直接的联系就是电影对小说故事情节上的取用，王家卫的电影也不例外。当然，这种取用并不是一味的照搬。电影与文学的区别性预示着必须对文学作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编。王家卫的电影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他的作品《花样年华》就是根据刘以鬯的小说《对倒》改编而来，作品在尊重原著的同时，又加入了个人风格，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一出错综复杂的婚外恋剧情。而《东邪西毒》则是改编自脍炙人口的经典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尊重而不盲从仍然是王家卫的执导风格，虽以武侠为壳，却让观众体悟到现代人的迷茫、疏离和异化。

    （二）电影台词更加文学化

    文学与电影的本质区别在于有声与无声。文学作品通过文字实现对情感的传达与表现，而现代电影则加入了有声对白、音乐等声音元素。在文学作品中需要通过人们自行体悟的情感也可以通过电影演员的表现、台词、语气体现出来。在电影与文学整合的过程中，电影的台词也日益文学化，这都体现在王家卫的作品中。在《旺角卡门》中有这样一段台词：“厨房里有煮好的饭，另外我还买了几个杯子，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就都会被打破，所以我偷偷藏起了一个，到有一天你需要那个杯子的时候，就打一个电话给我，我会告诉你放在什么地方。”简简单单的文字，并没有声嘶力竭的高喊“我爱你”，真挚的情感却流露无遗，给观众一种欣赏文学作品的美感，东邪西毒中有一段台词：“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望向白驼山，我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个女人在那里等我，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她跟我开的一个玩笑，你越想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忘记的时候反而记得越清楚，我曾经听人说过，当你不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听到这样的独白，无形中让观众沉浸在一种类似于散文的氛围，如梦如幻，却又真真切切。王家卫的电影风格把文学的美感带入电影中，对白既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亦是让观众流连忘返的艺术素材。

    （三）人物特点设定与文学作品相似

    当然，在当前复杂的多元化文化背景下，电影与文学的整合并不仅仅流于形式，更加体现在内容上。从王家卫的电影中，观众很容易感受到主人翁的独立意识。电影角色之间、电影角色与观众之间，电影作者与观众之间，都建立了一种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这也正是巴赫金在文学领域所提出的“复调”的特点。即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每个人物都是依据特定的情景由对话来体现特质的独立的主题，他们并不仅限于作者对他的描述、作者观念思想的传递，不仅仅是作者意志的表达和安排。这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区别于他人而独立存在的，具有完整价值的人。这一点在王家卫的电影作品所刻画的情节中得到诠释，而电影中最为直接的体现方式即为对话。[2]王家卫电影中的经典对话有很多，《重庆森林》中，金城武饰演的警探在酒吧中与林青霞所饰演的金发女郎对坐，他先后用粤语、汉语、英语、日语与她对话，以此来了解她喜欢不喜欢吃凤梨。这里所有的语言只是桥梁，只是为了对话铺垫。电影内的，电影与作者、观众的交流衔接如此自然流畅。

    （四）描述方法与文学日渐相近

    现代复杂的多元化文化背景促进了信息的流通与传递，电影与文学都经历了很大程度上的变革。而文学的变革主要集中在素材上的改变，电影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艺术形式，它在新时代的改革则是各方面的创新，而多层面的创新大多来源于文学。在电影的描述方法上，与传统的大多数电影的流水记述方法不同，王家卫的电影作品中经常会借鉴文学作品的描述方法。例如，在《东邪西毒》中，他采用的是人物独白的方式来促进故事的演进，这类似于文学作品中的描述性旁白，但又不完全相同。他独树一帜地采用不同角色的视角，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使不同人物的叙述整合统一以建立起电影的多重构架，其中的每一种构架又与其他构架紧密相连，表现出更强的情节性。这部影片中通过不同人物的叙述来刻画主人翁的一个侧面，大嫂的故事中，欧阳锋感情丰富，甚至有点小懦弱；洪七公的故事中，欧阳锋冷血无情；慕容燕的故事中，欧阳锋则是冷漠中透露出脆弱的一面，这些支线相互补充和印证，将主线人物的性格刻画的生动形象，最后，整部影片通过醉生梦死酒重新粘合起来，以“感情”的主题结尾，情深意切。

    （五）电影对文学抽象性和联想空间的借鉴

    电影是通过对图像的显现与镜头的切换来反映现实世界的艺术手法。王家卫的影片作品中，灵活地利用了镜头语言，使影片产生了文学作品中的抽象性与联想空间。[3]在电影《东邪西毒》中，黄药师喝下“醉生梦死”之后，通过欧阳锋的旁白，画面切换到武士妻站在溪水中的场景，并通过视线的对焦和镜头的剪接造成了二人重逢的错觉，之后与夕阳武士的对饮则又活生生地把观众拉回到现实。观众在这个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是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心理空间。溪水与树林的场景与夕阳武士死去时的场景一致，无形中表现了武士对妻子深深的思念。这种抽象性和联想空间增大了镜头的变化范围，强化了观众的自我体悟，这正是电影对文学中文字特有的抽象性的借鉴。

    （六）电影对文学叙事结构上的借鉴

    倒叙、首尾呼应、因果倒置、对倒是文学作品中经常用到的叙事结构，王家卫的电影中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以往大多数电影平铺直述的叙事结构，经常利用时空的跳接来实现剧情的承转，也不乏采用倒叙的手法。以影片《东邪西毒》为例，欧阳锋作为主线，实现支线片段的拼接，不断从侧面反衬主线人物，并通过大嫂的死把剧情实现聚焦。这种破碎的叙事方式更符合人的记忆的特点，是主线人物实现自我记忆的挖掘，自我发现的过程。[4]再如影片《花样年华》中，焦点一直聚集在周苏二人身上，而与剧情密切相关的他们的配偶却并没有出现，通过周苏二人的演绎，来表现他们各自配偶的戏份，运用了对倒的手法，将这种婚外情的关系半遮半掩、扑朔迷离的演绎到银幕上。

    三、 电影和文学的融合性与文化多元性的辩证与发展

    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致使文化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多元化文化的大背景下，电影与文学呈现出明显的整合趋势，而这种趋势最为直接的表现则是电影对于文学的借鉴。后现代社会的发展更是为这种整合趋势注入了新鲜的动力。当然，文化的多元化语境看似与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整合是矛盾的，其实不然，他们是辩证统一的。

    第一，文化的多元化是后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文学与电影等诸多艺术手段共同的时代背景。多元化、甚至是文化大融合，是现代信息社会进步，人类社会交流发展的必然结果。都市、酒吧等现代元素不断出现在电影与文学作品中。在这种大趋势下，文学作者与电影导演都必然会受到相当程度上的影响。当然，电影与文学也存在诸多的不同之处。电影的商业性更强，需要更加迎合观众的口味以获取票房，因而它对现代文化元素的采集与使用应更加频繁。而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为了寻求创新，也会融入一定的现代元素。这就为文学与电影等艺术形式构造了一定的共通性，为艺术形式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第二，多元文化表现出融合性的同时，又表现出民族独特性。“全球化”的大趋势并不是对某种文化的吞并，而是在保留基础上的整合。这一点在王家卫电影中也有所体现。在他的影片中，后现代气息非常浓重，但与此同时，他又在不经意间表现出了香港的独特性。他的作品《重庆森林》，名字就是一个后现代的词语拼凑，“重庆”取自香港的一座大厦的名字，而“森林”则代表一家快餐店。片名埋设了两个看似好不相关的故事，全都体现着后现代的融合性，而这两个真实环境的运用却又可以在香港地域中寻踪寻址。[5]再如作品《阿飞正传》中对当时年代的描绘，将60年代的多元性与民族独特性集成于一体。故事背景中的年代并没有对当时历史的恰当整理，加入后现代的思想元素大大提升了影片的发挥空间。而当下时代又确实当时追求自由、寻求解放的精神特质，60年代精神元素的融入使影片更有传承怀旧的特性。多元化与民族特性的矛盾与融合，融入影片的身份构建中，成就了作品跨世纪的独特组合。

    在对王家卫作品中的后现代与传统、电影与文学的探讨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文化作为一种各地域特有的特质在“多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存在矛盾与冲突，内部又存在大范围的整合。这也就印证了王家卫电影中所体现出的文学与电影的整合、多元化吸收与保留的磨合是一种非悖论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文学与电影相互摩擦，又相互借鉴，在对抗中吸收借鉴，促进文化整体的共同发展。

    结语

    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形成。文化作为各民族相异的精神特质，与经济、政治区别开来。文学与电影同作为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现代的多元背景下，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整合趋势，而电影对文学的借鉴与吸收在王家卫的电影作品中展现无遗，作品深受观众喜爱的同时，他也成为后现代文学与电影整合的代表人物。再从他的电影入手分析“多元化”与“整合”的矛盾性，得出了文化的多元与民族特质的保留、艺术形式内部的融合是非相悖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