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文化的鸿沟

    乐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国力日益增强，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对外经贸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企业、单位和旅游景点等都需要扩大对外宣传，因此，对外宣传出版物显得越来越重要。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翻译过程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文化特性的转换，编译者在翻译出版物时，应掌握译语的文化背景、传统习俗和风俗习惯等。在编译中外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文化空缺和冲突的现象，外国读者有时甚至不知所云，这就影响了出版物对外宣传和交流的功效。翻译对外出版物的目的在于向国外读者客观真实地介绍中国，译文在译入语语境中能否实现交际功能是翻译的关键所在。因此，研究探讨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翻译原则、策略和技巧是有必要的。

    对外宣传出版物中的编辑和翻译方针是：准确、简明和实用。对外宣传出版物，除有些是直接用外文撰写的以外，大部分是中文作品译成的英文稿。对外宣传出版物翻译中，有的文章非常地道，有些则相当生硬，甚至错误百出。在跨文化交际中从事对外出版物的中译英翻译，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跨越文化鸿沟——在编译对外宣传出版物的实践中研究文化差异性

    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上存在明显不同。许多中文作品原封不动地翻译成英文后，难以传达原意，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例如：在一些对外学术出版物中，我国学者往往谦虚、含蓄，即使是水平超前的论著也会在前言里写到“本人水平有限，书中稍有谬误，敬请读者指正批评”。但在英美等国出版书籍中，习惯说“这是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中最为权威的著作”。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假如外国读者看了中国出版物中这种谦虚的文字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你内容不怎么样，甚至还有错误，为什么还要发表呢？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编译对外出版物时不仅要解决语言结构本身的问题，还要传达内容的信息度和文化含义。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中医西译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682年就出版了Andreas Cleyer翻译的拉丁文版《脉诀》，其后陆续有中医典籍被译为法文和德文。编辑中医对外出版物的目的是为了向全世界宣传中医，发展中医文化和医疗功能。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应以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程度为主要信息度来衡量编译的水平，让中医文化传播得到广泛的接受和理解。现阶段中医出版物的编译策略采用归化、异化和音译的翻译较为普遍，这些译法在中医翻译上也很适用。例如：中医中的“阴”一词的翻译，先采用异化音译的翻译策略译为Yin （阴），但对于外来读者来说，并不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所以同时还要采用归化的编译策略补充一定的文化背景信息“ Yin is a philosophical term in ancient china， referring to the things or characters opposite to yang”。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作为中医出版物的编译是完全可行的，在实践中延伸和运用得当能起到一般编译技巧难以达到的积极效果。

    二 、在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编辑和翻译中审视译语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

    首先，人们往往由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同，赋予了语言不同的含义。当前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词汇，如何翻译这些词，这就需要对社会、文化、历史等背景差异有深入的理解，弄清其所表达的语义。如在一些对外宣传出版物中经常出现“吃饭”一词，由于东西方文化、地理因素和风俗习惯不同，“吃饭”一词所指的文化含义有很大差异。在西方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因此主食是牛奶和面包，“吃饭”的主体食物指的是牛奶和面包。虽然西方每餐都有不同的叫法，其中“饭”一词指的是“bread”。而中国传统上的主食不是面包而是大米。我国水稻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明早期，而且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生长。汉语中的“五谷”是以水稻为五谷之首。民以食为天，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每餐不管吃什么，都称为“吃饭”，“饭”一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指的是米饭。因此，“饭”在翻译成外文时可译为“rice”。由此可见，考虑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在对外出版物的编译中尤为重要，在编译过程中除了研究语言结构以外，还应掌握译语的风俗习惯。

    其次，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编译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换言之，社会制度相同，语言转换中的差异和文化空缺相对要少些，反之，差异就会多一些。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会影响文化含义和语言内涵，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里的文化与封建社会制度或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内涵相距甚远，在编辑和翻译时要考虑到社会制度对文化和语言的影响所带来的差异性。如对“下岗”一词的编译，“下岗”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殊国情下的产物，但不少国外的英文报刊和杂志在编译时误译为：“jobless”。这种编译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制度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下岗”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下岗”指的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但工作关系等均保留在原单位，而且还享受原单位（或企业）发给的基本生活保障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当原单位（或企业）需要用人时，下岗者还可以再度“上岗”。因此“下岗”应编译为“leave ones post temporary”，而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一词。

    此外，在一些对外出版物中对“一国两制”的编译尤其容易出错。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已十几年，其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体现了“一国两制”这一构想付诸实践的巨大成功。“一国两制”目前存在两种翻译，“two systems，one country”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在英语中所强调的部分应前置，因此对比来看，后一个翻译的重心落到 “一国”上，使“one country”显得重于“two systems”。从信息结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中的“一国”作为主位成分指的是已知信息，而“两制”则指待传递的信息。“two systems”既是对“one country”的具体情况和国策的阐述，又是实现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统一的前提。由此在翻译时 “one country”应前置，译文“two systems，one country”欠妥当，而“one country，two systems”这一译法比较恰当。

    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编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由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差异，两种语言（特别是东、西方之间的两种语言）中的某些词语在某种特定的上下文或语言环境中会有某种特殊含义，这种含义甚至可能在任何一本字典上都无法查到，这就需要编译工作者对中西社会制度、文化差异和历史背景等有着深入的了解，并在翻译过程中运用各种手段来加以灵活处理，以期达到化解隔膜、消除差异、跨越障碍的目的。

    对外宣传出版物的英译工作意义重大，有时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企业的命运，而编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外宣传出版物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题材可能是文学作品、学术论文或政府文告，在翻译对外宣传出版物时，应尽可能地源于原文的文体和内容。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编辑应以最有效的方式让读者易于理解、乐于接受所传达的最实质性信息。而有些对外出版物往往按照中文的思维方式写初稿，形式上更是具有中国特有华丽辞藻和句式，但西方语言习惯了精炼、简明扼要的风格，因此，对外宣传出版物由产生到其被大众所接受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有时我们会认为编译者仅仅是根据国外读者的情况对原稿进行简单的编辑加工，但实践证明编辑者和翻译员不仅只是做一些小的技术性处理就可以了，他们要运用一些文化常识进行信息处理和转换。在对外宣传出版物中作者很难面面俱到，有许多问题需要编译者在翻译和推敲过程中去发现和修改。为了避免翻译过程中出现问题，编译者应该提高自身素质、接受专业训练，在从业过程中持续发展职业素养。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编辑和翻译要求译者通盘考虑与之有关的各种因素对其语意的影响，准确把握语言的本意，弄清其所表达的概念、概念范畴和概念关系，进行两种语言的对比和翻译，谨慎而又灵活地做出正确的措词，以期在翻译过程中准确简明地再现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