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的精魂：德国电影纵横百年（上）

    张祖群

    

    德国电影百年沉浮始终受到德国国力发展的左右，德国电影为激发德国国民精神、辅助全民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国民、提供精神食粮等做出重要贡献。同时德国电影也为整个西方欧美电影，甚至世界电影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国“家乡电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几代德国人的思想，书写着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德国电影发展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汲取，教训也值得我们铭记。

    早在1986年冯由礼就主编了《外国影人录――德国部分》[1]，尔后1987年3月郑再新等将《世界电影史3（1960年以来）》翻译成中文[2]，1993年9月李伯杰等将《我需要的一点现实——谈影片是如何产生的》翻译成中文出版。[3]葛颖在其著作《电影阅读》（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中以三种结构论解读经典电影，涉及到部分德国电影人（如布莱希特、法斯宾德、莱尼·里芬施塔尔、施隆多夫等）。赵宁宇的著作《世界电影精品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分析了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17部经典影片，缺少德国经典电影解读是该书的一个极大缺憾。德国著名文艺评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在2008年出版了《德国电影心理史》[4]，该著作检视了德国一段特殊历史（1918年-1933年），展现“一战”德国战败之后面临巨额战争赔款、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损伤、民众凝聚力空前高涨的特殊心理图景。虞吉（2014）[5]通过德国电影史上有代表性的若干经典作品的解读，揭示影视作品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心灵史”，以点带面，从而认识隐藏在银幕背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笔者在学习与研讨世界电影史过程中，以上述经典文献为基础，初步梳理德国电影发展几个主要阶段，并点评了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典型电影：1998年《罗拉快跑》、2003年《再见，列宁！》、2004年《希特勒的男孩》、2006年《香水》与《四分钟》、2008年《浪潮》、2013年《幽暗山谷》、2014年《酸甜邻居》，从而探讨德国电影百年沉浮。最后讨论德国的“家乡电影”与批判现实主义电影。

    一、 德国电影发展几个主要阶段

    德国电影的发展经历了无声电影时期、有声电影时期、战后复苏时期（1945-1962）、新德国电影时期（1962-1989）和两德统一以后（1990年夏-今）这几个不同的电影时期。

    （一）前三个时期

    德国电影发展史与世界无声电影、有声电影发展历史是基本同步的。

    1.无声电影时期。无声电影（Silent film）即称“默片”，这种电影没有任何配音、配乐或能与电影画面相协调的声音，只呈现动感的图像与画面。它的发展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持续到到20世纪20年代。今天人们书写电影史的时候，一般公认1895年12月28日是“新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诞生日[6]，即法国人路易斯·卢米埃尔（Louis Lumière，1864-1948）和奥古斯特·卢米埃尔（Auguste Lumière，1862-1954）兄弟，在巴黎卡布辛大街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里，第一次营业性的公开放映《工厂的大门》等影片的那一天。其实，在1895年11月，斯克拉达诺夫斯基兄弟（Max Skladanowsky）就用他们自己发明的电影放映机在柏林首次放映了自己亲手制作的无声电影，而德国最早的“故事片”就诞生在他们兄弟后来的杂耍项目之中。

    2.有声电影时期。这种电影既能使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画面，同时也听到声音（包括剧中人物的对白、旁白、画面外解说、音乐等）。虽然早在1900年，第一部有声电影就已经在巴黎放映，但是直到1923年4月，第一部同步有声电影才在纽约公映。1927年W.鲁特曼（W. Rotman）拍摄了《柏林──大城市交响曲》：运转的机器、转动的车轮、匆匆赶往工厂的工人，呈现一种高速流动的城市生活场景。这是一部电影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影片之一。1929年，他又完成了《世界的旋律》（Melody of the World）。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式的德国有声纪录片。

    德国有声电影发展史几乎就是德国电影鼻祖茂瑙的半部个人史。有“吸血鬼之父”之称的德国电影鼻祖弗里德里希·威廉·茂瑙（Friedrich Wilhelm Murnau，1888—1931），他一生的电影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9—1926年，属于“德国探索期”。他创作了表现主义电影——魔幻剧，“小剧场”电影——室内剧，以及神怪大片《浮士德》；第二阶段为1926——1929年，属于“好莱坞时期”。他的代表作《日出》《都市女郎》也为这个时期所作；第三阶段为1929——1931年，属于“南海时期”。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南海西西里岛，冲破一切世俗的禁忌，用自然淳朴的风光和至真至纯的爱情来演绎完美人性，创作出电影名篇《禁忌》。茂瑙一生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没有爱情婚姻，对电影的执着追求，让他远离了自己的父辈母辈以及其他亲友，他在艺术和现实的碰撞中上下求索，电影就是他的知心爱人。他在电影创作的探求过程中，重新构建了他的理想家园，于电影中寻找彼岸那爱与美的世界。这种对于内心平和与完美人性的追求，才是茂瑙影视创作的真正动力与慧根所在。[7]

    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上，德国的电影也对其他国家的电影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美国西部电影。美国西部片大师约翰·福特（John Ford，1894—1973） 在茂瑙执导电影《日出》（1926年）时，和许多导演一起，都专门到现场观摩、学习。多年学艺之后，1935年约翰·福特（John Ford，1894-1973）执导的《告密者》成为一部极富“德国表现主义”色彩的电影作品，该片在风格上颇得茂瑙作品之精髓，艺术化地呈现出了编导对于事物的个性化观察与思考。影片中多次呈现阴森寂静的夜晚，雾气弥漫、阴风四起、幽暗恐怖的街道……这既是影片故事展开的客观地理环境，也是主人公内心迷茫孤独的心理外化。对“光与影”，以及内心与外在景观的出色对比和运用，使得本片深具德国表现主义特征。[8]茂瑙持续影响力是超越国界的，至今，美国影视界仍然非常推崇德国的电影鼻祖茂瑙，认为他对德国电影发展与美国西部片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

    德国有声电影早期有一个特殊电影类型——表现主义电影（从1919年-1924年经历了大约5年的时间）。这种电影流派摒弃了“把自然视为艺术的首要目的”的艺术表现手法，转而以线条、形体和色彩来表现人物情感，并最终体现为心理梦魇、犯罪“杀人”不会成功、爱情幻影三者符号化特征。1919年的《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是表现主义电影的典范。该片以流动着的美术，通过电影的形式来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与犯罪场面，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色彩。[9]新奇、诡异的故事和悬念丛生的情节把人们在现实中的苦楚都包裹起来，当观众看到银幕上痛苦的画面而感到撕心裂肺之时，便会在窒息的画面中忘掉暂时的痛苦。[10]近年来好莱坞流行的童话电影翻拍多以黑色风格呈现，这和早期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风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有外在的视觉风格，更有内在的故事核以及崇高主义的本质。尽管表现主义创作存在的时间不算很长，但它表达的孤独、异化、扭曲、迷幻的艺术元素在现代童话电影中被多次演化和变异。[11]

    德国有声电影中期还有一个特殊时期，即希特勒统治德国时期（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这一段特殊时期，电影成为宣传纳粹思想、鼓动战争的工具，银幕上彰显歌颂领袖与英雄、歌颂战争的价值观，而娱乐影片较少。特别是1944年-1945年时法西斯的“总体战争”正严重地摧残着德国的整个文化，德国最著名的戏剧与电影演员爱德华·冯·温德斯坦在这段时间写了回忆录，回忆他的从影道路。希特勒以铁腕政策管控电影界，要求德国电影界服务于德国的政治扩张与军事侵略。在这种高压政治意识形态之下，德国诸多影视从业者均有惨痛的回忆。爱德华·踢·温德斯坦始终觉得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导演，他也自认为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明星”，只有在繁杂的电影实践工作中才有一些乐趣。[12]

    3.战后复苏时期。二战后，德国一分为二。20世纪6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的电影因为艺术质量较低，经历了一场严重电影危机。而民主德国则在1949年到1990年夏天这一段时间内获得较大程度发展。虽然民主德国的电影也呈现意识形态分野，但是喜剧片产出很少，原因在于剧本作家没有搞清楚虚伪与幽默的区别，没有创作出符合生活真实的影视作品，为此涌现出大量通过讽刺来激励人们进步的幽默作品。[13]1945—1962年德国电影经历战后复苏时期之后，紧接着又经历了重要历史转折。为此，下面笔者重点探讨1962年之后的德国电影。

    （二）新德国电影时期（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都掀起一股电影新潮流新动态，例如意大利出现“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出现“新浪潮”电影，英国出现“自由电影”，巴西出现“新电影”，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相应的电影新潮流，西德也出现了“新德国电影”运动。上述电影新潮流、新运动之中，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这三家：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由盛而衰的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显赫一时的法国的“新浪潮”主义、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崛起、20年来几起几落的“新德国电影”。三者相同点都是以本国的程式化、庸俗化的商业性电影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追求生活真实和人性真实。三者的不同在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新在影片的反法西斯主义这个贯串始终的思想基调上；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则是花小钱拍大电影，在题材上强调直接反映当代法国人民包括性生活在内的真实生活；而西德的新德国电影运动在艺术探索上不拘一格，百花齐放，艺术处理新奇大胆。正是这种思想基调、经济基础、艺术格调的不同才迎来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电影时代，70年代的意大利电影时代，80年代的德国电影时代。[14]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一批立志改革、锐意求新的中青年导演（例如法斯宾德、施隆多夫、赫尔措格、文德斯、阿赫特恩布施等）。1962年2月发表的《奥伯豪森宣言》，即宣告了“旧电影”时代的死亡，“新德国电影”即将诞生。1979年新德国电影拍摄了37部，达到最高峰。

    “德国新电影”的领军人物，被誉为“新德国电影运动的心脏”的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1945年5月31日-1982年6月10日）一生只活了36年。1982年6月10日清晨，法斯宾德被证实死于服用过量的毒品与安眠药片，这是因为他长时期高强度、超负荷地工作，所以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两倍于别人的工作量使得生命提前透支。[15]他一生留给人们42部电影作品，参加演出60部影片，所创作的大多数电影就是他的“人格面具”，一贯表现人性的阴暗、孤独、绝望、死亡与德国民族的罪孽。他对女性既爱又恨，执导的影片《第十三个月亮之年》中的变性人，《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和《莉莉·玛莲》中两位女主角的人物形象，都是他男人性格中女性倾向（阿尼玛原型）的真实反映。[16]《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是法斯宾德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79年。这一年有两部新德国影片（施隆多夫执导的《铁皮鼓》和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1945-1982）执导《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尤其值得关注。两片虽然风格遇异，但都反映出了荒芜时代对个人命运的重要影响。不堪回首的纳粹德国历史给称这个民族带来可怕的、不可痊愈的后遗症。这对儿童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人格以及命运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17]法斯宾德最开始以拍警匪片起家，转而拍摄通俗剧，后来又拍摄独特风格的艺术片。他拍摄影片题材多样，风格独特，数量与质量兼具。这种将自己的独特风格与写实主义有效结合起来的方式，引起全世界民众极大的注目。他也被称为影坛上的一个奇才，是全世界创造力最强，精力最充沛的导演之一。[18]

    新德国电影的乐天派代表之一是赫伯特·阿赫特恩布施（Herbert Achternbusch， 1938-）。他是非常了解东方思维方式的一位影视天才，从写作到转向拍电影，身兼导演、演员、编剧、制片、摄影等多种职位。对禅、老子和庄子非常感兴趣，执导了《傻瓜》《焚风研究者》《我知道去皇家啤酒馆的路》《哈德斯》以及《蓝色花》等影片，特别是1984年的这部《蓝色花》将阿赫特恩布施的内心独白与中国风景的画面融合在了一起。[19]

    随着时代的发展，由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法斯宾德等人铸造了“新德国电影”多样化的美学特征。“新德国电影”塑造了诸如旅行者、局外人、妓女、黑社会、边缘人群等特殊的银幕形象。“新德国电影”往往表现寻找一段失去记忆的历史，让观众在电影中找到现实世界的生存支点。尤其是在表现主题上透发出一种穿越历史的“寻归”意念，最后获得观众的极大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20]“新德国电影”运动不仅促进了西德电影的繁荣，而且预示着德国电影的再次复兴。正是基于它的推动，战后从“零点”起步的西德电影，迅速脱颖而出，走向广阔的大千世界。[21]综合概括来看，“新德国电影”具有四个方面的典型特征：第一，秉承德国人一贯理性思维，运用象征或隐喻镜头来表达一种哲学思考；第二，深受新现实主义电影、英国纪录电影和法国纪录派的美学影响，着力探求纪实风格；第三，重视而不滥用心理描写手法，改造后用来反映现实社会中各种人的心理活动；第四，选取、提炼、改造各种电影流派所长，兼容并蓄，以加强现代主义电影的内容深度和形式表现力。[22]

    （三）两德统一以后（1990夏至今）

    两德统一后的1990-1995 年，属于在美国电影“文化侵略”下的尝试与探索。1995-2000 年，新德国电影在这一时期获得新发展，在1980年德国电影经历了沉闷僵化之后，1990年代末期产出了《与谁同床共枕》《敲响天国之门》《吻我》《生活是一个建筑工地》等著名影片。这些影片在诙谐幽默气氛中讲述着一个个动人肺腑的故事，预示着德国新生派 X一代的崛起。[23] [24]进入21 世纪，“二战”和德国统一的历史题材成为德国电影人的新宠。新世纪以来的德国电影在政府鼎力资助，与在美国电影挤压下的艰难行进中苏醒，呈现复兴之势。影坛老将新兵共努力，优秀卖座片时露峥嵘，获奖作品不断，为德国争得了不少荣誉。跨国合作制片的步伐加快，电影样式呈现多样化、多元化，各类题材作品交相辉映。[25]

    二、 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典型电影例举

    两德统一开启了德国电影新篇章。在这一时期，有下列几部德国电影可圈可点。

    （一）《罗拉快跑》（1998年）

    1998年公映德国电影《罗拉快跑》曾经引起巨大争议。这部结构具有哲理思辨的后现代名作的新颖之处不在于独特的拍摄技巧，而在于深刻解读命运，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它启示观众，只有本着自信负责的态度，理性选择，面对各种挑战，对人生道路上各种磨砺都能坦然接受和不屈抗争，才能够最终实现自我价值。[26]仅仅因为细节的改变，罗拉三次奔跑，就展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结局。“美女救英雄”的叙事模式与罗拉的奔跑颠覆了传统的两性角色。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是附属性的“第二性”，有着与生俱来的被动性和悲剧性，是相对于男性的“他者”。只有女性抛弃这从属的“第二性”特征，才能谋求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该片象征着女性意识的再次觉醒。女性只有冲破了传统社会为女性设置的重重障碍，打破传统的束缚，拥有与男性同等的话语权、角色扮演，才能真正的实现两性平等。[27]《罗拉快跑》充满了后现代的一切元素，色彩、节奏、激情等构成了电影的全部。这部电影其实没有太多德国的特征，它有点像好莱坞是属于世界的。[28]

    （二）《再见，列宁！》（2003年）

    2003年德国剧情大片《再见，列宁！》讲述了一个与外面巨变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民主德国”的感人故事：儿子为了不让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受到刺激，隐瞒民主德国已经解体的事实，用心塑造了一个温情善意的谎言。导演沃尔夫冈·贝克对东德和西德的思考是有差异的，对东德是批判性的留恋，对西德则是向往中带有反省。柏林墙的倒塌根本不是历史的终结，甚至可以理解为一个新历史的起点，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会影响到德国民众相当长远的日常生活。[29]1990年夏季两德统一之后，视社会批判为己任的德国电影创作人员，面对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和历史伤疤无法视而不见，开始从另外的角度反思历史、制度和人性，力求在电影中表达大众的精神诉求与隐形伤痛，寻求消除两德人民的心理鸿沟。《再见，列宁！》以一种宽容超脱的情怀探讨柏林墙背后的疾病，使得柏林墙的银幕形象愈加鲜活起来，使得人们更加理性认识柏林墙“胎记”及那段历史。[30]绝大部分人文学者的探究都倾注在《再见，列宁！》的正常化、东西政治关系的争论上。很少有人从德国和东欧地区的媒介角度，来解读分析电影观众的地理、种族和社会构成。因此，观众阐释学或许是一个很好分析世界影视史的工具。[31]

    （三）《希特勒的男孩》（2004年）

    2004年7月德国影片《希特勒的男孩》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下层阶级的男孩（名叫弗里德里克），因杰出的拳击技能而有幸进入管理严格的国家精英训练学校。他在这个门坎极高的校园里，不向命运低头，遭遇各种事情，最后他的信念在残酷的现实中逐步瓦解。战争的本性是残酷的，它灭绝人性，在任何时候为了最抽象的精神目标牺牲最鲜活的生命。《希特勒的男孩》揭示了“二战”法西斯战争的残酷与穷兵黩武的罪恶本质，同时暗地里善意的提醒民众，精英教育对人性施加的异化作用要心存警惕。[32]近日媒体曝出香港某高校毕业生拍照行纳粹举手礼，舆论哗然。联想到前两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民主的诉求往往被政治所利用，当它与民粹主义、目无法纪糅合在一起，在境外敌对势力的唆使之下，往往爆发出可怕的力量。今天，全世界都在反思，纳粹的恶行是普世价值的禁忌，任何正常的人都不应拿来开玩笑，不应该来模仿。

    （四）《香水》与《四分钟》（2006年）

    2006年上映德国电影《香水》[汤姆·提克威（Tom Tykwer，1965-）执导]描述了一位特立独行、嗅觉灵敏的天才——格雷诺耶（Grenouille）。他为了追寻世界上最完美的香，甚至不惜杀人。如何把本初的嗅觉以及感知到的味道通过视觉画面完美地呈现出来，是该片成功与否的关键。像《香水》这样单纯以嗅觉为线索从而完美展现嗅觉之旅的电影实属罕见，这可能成为中外电影史的绝唱。[33]2006年德国电影《四分钟》在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奖。该片的两位主人公是从事钢琴教学的80岁老妇人以及顶着杀人罪名的20岁叛逆女孩。钢琴和音乐无疑是老师与学生、看守者与犯人、过去与现在交错在一起的唯一线索，他们从排斥到接受，再到欣赏和感激，将音乐的非凡创造力和艺术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