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荒诞背后的人生哲学
郭伟华 薛中军
《最爱》改编自阎连科的小说《丁庄梦》，由顾长卫执导，郭富城、章子怡、蒋雯丽等主演。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农村，村子里流行一种病“热病”，就是现在所说的艾滋病。村里的人通过卖血赚钱，但就是因为贩血者锱铢必较，让村民共用针头，造成了艾滋病毒的传播。故事围绕着一群染病的人展开。这些人因为热病而被排斥，因为热病而相爱，却从未因为热病而死亡。
一、 异质社会的构造
《最爱》中创造了一个现实社会中的异质空间，老柱柱原是学校的老师，热病肆虐后，学校不得不关闭。因为大儿子赵齐全用带病毒的针头给村里人抽血，老柱柱为了替大儿子赎罪，将所有的热病的人聚集到学校里，开始了集体生活。在学校里，所有患病的人同吃同住，遇到重大的事情在一起集合开会。虽然在现实社会中，有些军人、学生仍然过着集体生活，但是集中化的程度和管理模式和影片中的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整个村庄和社会来说，这所学校是一个异质空间。这正类似于福柯提出的“异托邦（Heterotopias）的概念。在福柯的讨论中，“异托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空间，是由权力者指定、规划出的区域，用以安放被社会、惯习和制度排斥在外的人员和要素，如病人在医院、犯人在监狱、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院。此种空间是社会处理危机的一种手段，将“不正常”的、需要规训、教育的元素放在特定的空间，以此反证我们社会“正常性”的存在。①异托邦本是处理社会危机的手段，但是患热病的人们却自发地形成异质空间。这种异质空间的形成看似理所当然，但实际又包含了许多的无奈。影片中患病的人们，没有任何一位故意将热病传给其他人。商琴琴卖血仅仅是为了买一瓶城里人都用的洗发水。赵得意卖血仅仅因为看村里的人都卖，不想听哥哥的话。这些人本怀着单纯善良的心，因为得了热病，不但不被村里的人关心，反被当成异类。人们害怕他们、远离他们但更多的是瞧不起他们。
这个学校是村里的禁地，除了老柱柱没有健康的人愿意踏入这里。表面上看，生活在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四伦叔总是拿着一个红本本，这个本本上记录了他一辈子的秘密；老疙瘩就想让自己的媳妇穿上一件红绸袄袄；粮房姐则永远在手里攥一小把大米；大嘴永远带着他的喇叭。异质空间的构造是生活的艺术化表现，通过夸张、对比等手法将社会中的矛盾冲突推向极致。这个异质空间几乎囊括了所有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一次次地挑战人心的底线。导演将这些各具特色的人聚集在一起代表了当今社会所有因为执念而被排斥的人，使电影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 用“最悲”来表达“最爱”
影片中所有患热病的人都走向了死亡，有些人死得看起来荒诞，实际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四伦叔丢了自己的红本本，急得魂不守舍。没人能理解为什么红本本对他如此重要，只知道这里藏着他一生的秘密。红本本代表了他的一生，也记录了他的青春岁月。红本本丢了，他的一辈子也丢了，四伦的魂也走了。老疙瘩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媳妇穿上美丽的红绸袄袄，这是他年轻时许给她的。为此他偷了琴琴的袄袄，可是还没来得及给媳妇穿上就被要回去了。最后老柱柱帮他借到了红袄袄，他终于看着媳妇穿上了红袄袄。老疙瘩的媳妇很胖，红绸袄袄根本扣不上，但是她还是笑着，笑着流泪。老疙瘩也笑着，笑着死去。他的心愿了了，他的人也没有牵挂了。其实老疙瘩的媳妇并不适合那件红袄袄，观众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老疙瘩一定要得到它。有些时候执念本身就解释不清，如果观众刻意地去思考背后的原因，则没有领会导演荒诞手法的用意。粮房姐手里永远攥着一小把大米，当她的大米被猪吃了，她也在打猪的过程中意外摔死了。看起来是偶然，实则是必然。她所依赖的东西不见了，她对生活的希望也没有了。大嘴永远拿着自己的喇叭，他的喇叭没电了，他也快没电了。
影片的名字叫做《最爱》，这些患热病的人都有自己的最爱，它可以是一把米、一个喇叭或是一个红本本。当然她也可以是一个人。茫茫人海，遇到最爱的概率有多低，赵得意和商琴琴彼此遇到了。他们不顾世人的眼光住在一次，即使生命就快要到尽头也要结婚。商琴琴向老柱柱跪下祈求：“我是不要脸，可我没死，我得活着，和得意结婚，就算过半年，半个月，我们也是夫妻。”赵得意和商琴琴是彼此的伴侣也是彼此的爹和娘，更是彼此的最爱。但是婚后仅仅一天，赵得意就突发热病。为了给赵得意降温，商琴琴把自己放在冷水里，冰冻自己，用自己的身体为他降温。一次次的冰冻消耗了商琴琴的性命，最终赵得意得救了，而商琴琴却死了。此时的赵得意万念俱灰，用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赵得意曾说，多活一天是一天，即使在患有不治之症的时候，他依然热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在失去最爱的时候，他失去了勇气。
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影片中的人所恶的不是死而是失去自己的最爱。他们患有不治之症，但是没有人因此放弃过生的希望。但是当他们失去自己的最爱时，他们的生命也随之终止了。悲剧常能给人更大的震荡，导演顾长卫用最悲的情节来诠释最爱的主题。最爱是没有理由的，如果爱会因为社会的潮流而变化，最爱则是刻在人心底的渴望，伴随人们的一生。失去最爱的痛，超越疾病、超越死亡。导演用最悲伤的情节来体现他们痛之深、爱之最。
三、 向死而生的心态
向死而生的思想最早来源于海德格尔。因为人总有一天会死亡，恐惧是没有作用的。明白死亡与生命的关系，就能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依然积极地生活。影片以赵齐全的孩子小鑫的独白开头，可是12岁的小鑫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在他的语言中，没有恐惧，没有憎恨，只有平静和愉快。影片的最后小鑫说：“在你们那边村人们在一起，在我们这边，我和叔婶还是一家。和到了这边的村人们在一起。我们也吃饭，种地，过日子，闲下来大家说笑、听戏、还讲故事。”“这边”和“那边”在平常人看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们对于小鑫那边的世界充满了恐惧。可是电影却用孩子最纯真的语言告诉观众，死者的世界依然美好。小鑫稚嫩的声音贯穿了整个影片，让整个悲伤的故事情节中多了一丝温暖。小鑫仿佛从未离开生者的世界，以一种童真的角度在另一个世界看着这个村庄内上演的故事。
影片虽然围绕着一群得热病的人展开，但是这些人没有对死亡表现出一丝恐惧和脆弱。面对别人的歧视他们委屈但不屈服，面对不公的命运他们接受却不怨恨。他们在最卑微的生活中，守护着自己的尊严和信仰。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永远充满欢乐。这些患病的人住在一起，大声唱着歌：“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你看我体面不体面。”这些人破衣敝履，没有什么文化，不懂得赚钱，在这个物质的社会里常被人嘲笑。但是他们却保有着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不太公平的生活最纯真的热爱。
向死而生是一种态度，赵得意的人物形象在影片中塑造的十分立体。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农村人。他对于任何事情都抱着乐观的态度，被自己的亲哥伤害，他不埋怨；在村子里受到歧视，他一笑置之；在患病的时候，他依然在追求爱情。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天赚一天。对于死亡他从未恐惧，他早已坦然接受了死亡，对于每一天他都当做是恩赐。赵得意在铁轨上的情节充分表现了他的无畏。火车与赵得意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火车很庞大，他很渺小，火车行驶得快，他跑得慢。站在轨道上，他在用生命和火车赛跑。飞驰的火车就好像是时间，在不可阻挡地前进。他努力地跑不断地宣誓着他对琴琴的爱，不断和上天争取活着的时间。表面上是他和火车在赛跑，实际上是他的生命在和时间赛跑。
整个影片用100分钟的时间，向人们讲述了深刻的人生哲学。在现代社会，有一些潜在的、刻板的衡量标准。人们越来越追求速度、追求金钱、追求名誉。当社会中成功人士的模板被树立起来的时候，有太多人不惜砍断骨头，也要将自己塞到模板里去。影片中的赵齐全为了盈利，将带有艾滋病毒的针头，给村里人使用。即使导致热病在村内盛行也毫无悔恨之意，甚至顺势做起棺材生意。农村人对城里人的羡慕是盲目的，商琴琴献血只是为了换一瓶城里人用的洗发水。赵齐全掠夺村里的资源，榨干村民的鲜血，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搬进城里。而被他破坏的农村则成为了城里人的天堂墓地。这样鲜明的对比令人不寒而栗。而在赵齐全的奋斗之路上，儿子、弟弟只不过是殉葬的祭品罢了。影片向观众展示了在发展的浪潮中坚守最爱的人。对于这些患热病的人来说，他们的最爱，是他们与生活最重要的联系。如果人在一生中失去了自己的最爱或者从未拥有过自己的最爱，那么生命是无意义的。有些人最爱的东西是荒诞的，命运是荒诞的。但是导演恰恰要通过这些荒诞的人物告诉观众，即使你最爱的东西不受到社会的认可，也要勇敢的坚持下去。影片告诉观众，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自己的最爱。
结语
《最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部爱情电影，除了男女主角的线索外，每一个配角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个性。例如四伦、粮房、老疙瘩等。这些人出场的时间很短，但是却用鲜明的个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演用群体的方式生动的刻画了中国河南偏远的艾滋病村，极具写实效果。影片大体上将娘娘庙的人们分为三类，一是患热病的这些人，影片故意让这些人显得有些痴傻，他们很容易满足，每个人都有内心的坚守。二是以赵齐全为代表的，无利不图为赚钱六亲不认的商人。三就是普通的民众，他们没有赵齐全精明，却又对患热病的人有着瘟疫般的恐惧和嫌恶。影片通过这三类人展示了社会发展中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也体现了人性当中丑恶和光辉的部分。影片表面看起来荒诞，但是对现实的揭露却十分深刻。影片主人公身患热病毅然选择笑对人生、选择美好的爱情。虽然他们都走向了死亡，但是影片正是通过他们悲剧的命运感染观众，让他们思考最爱和生命的关系，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这个终极的哲学命题。人生没有统一的标准，盲目的追求社会所认可的，只能成为一个世俗的人。影片给观众塑造了一个荒诞的异质空间，在赵得意和商琴琴的世界里，没有对与错，只有爱和不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