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武侠电影发展的侠义文化内涵发凡
王学良
百年中国影史实质上也是一部百年武侠影史，武侠电影几乎与中国电影同时问世。从国际视角来看，武侠电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形式，20世纪的中国留给世界的最初印象就是从中国的武侠电影开始的，中国的武侠电影，远自20世纪20年代的与戏曲中的武打源自同流的传统武侠电影即已秉承了民族气节与正义精神，为其后的近一个世纪的武侠电影筑下了千秋不灭的经典范式。滋润武侠电影的侠义文化源远流长，任侠尚武精神仅仅是侠义文化中的一个侧面，为不平者鸣的堪称伟大的近乎博爱式的同情才是侠义文化的真谛。武侠电影向世人传递了一种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民族的对平民阶层的基于普世价值的关怀，路见不平时的拔刀相助不仅在大银幕上抚慰了处于弱势群体的平民阶层，而且宣扬了正义的、超越封建统治王权的、永恒的核心价值观。
一、 武侠电影百年发展溯评
（一）戏剧导引的武侠电影萌芽发展
中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中其实已经有了武侠电影中的戏曲武打形式的身影，到了20世纪20年代为中国武侠电影的萌芽期，由邵氏出品了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片《女侠李飞飞》，从此开始了中国武侠电影的百年发展史，二战期间，上海影界精英集体避难到香港，并将现实中所无法实现的理想借电影之手加以展现，因而开启了香港电影的武侠片时代，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是武侠电影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所摄制的影片内容多取材自民间说部以及稗官野史等类素材，并对其加以电影形式的改编创作，问世的数十部武侠电影，由于其中的演员几乎全部来源于传统戏曲界，此时的武侠电影中的武打动作较多地脱胎于古典戏曲中的武打形式，因此，其中仍明显带有戏曲等舞台艺术的影子。在武侠电影的萌芽与发展期，武侠电影颇有“天下风云出我辈”的开辟鸿蒙的崭露头角之势。
（二）大陆失之交臂的武侠电影繁荣
为区别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武侠电影与之前的萌芽发展期的武侠电影，将20世纪50年代之后至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武侠电影称之为新派武侠电影，恰在这一时期台湾的武侠电影亦开始崛起，台湾历史上的首部武侠片即为与《卧虎藏龙》系出同源的改编自同一部原著的武侠片《罗小虎与玉娇龙》，而大陆由于政策原因在这一时期是武侠电影的空窗期。在武侠电影的兴盛期，开始将其中的动作场景中的表演成分与搏击进行了尝试性的分离，同时也尝试了武术指导与导演的分离，随着武侠小说的不断涌现，新派武侠电影的素材愈加广泛，这一时期共拍摄了1000多部武侠电影，武侠电影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整个东南亚，成为了电影业界的一段传奇式的神话，20世纪70年代由功夫巨星李小龙执导并参演的武侠电影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并引起了国际影坛的关注。
（三）仍不乏后劲的武侠电影式微
20世纪80年代之后，武侠电影盛极而衰，整个20世纪80年代仅拍攝了不足200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电影科技手段的不断创新，也为武侠电影带来了短暂的回光返照，这一时期的武侠片画面精美、情节紧凑且动作恢弘，喜剧式的表演风格大行其道，颇受观众与业界的好评，各种电影特技与精彩的情节交相辉映，为整个武侠电影时代划增添了一道靓丽的色彩。与以往的武侠电影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新时期的武侠电影对侠义文化进行了系统化的解构，对于个人恩怨进行了或儒学、或宗教、或伦理的巧妙介入，最终完成了由侠义文化经过宗教伦理等文化到世俗文化的整个救赎与皈依过程。新时期的武侠电影对于社会的最积极的意义就在于不仅否定了单纯的江湖暴力，而且也一并否定并蔑视了封建统治阶级依然恋恋不舍的世俗权力。
二、 武侠电影中的侠义文化灵魂
（一）侠义风骨——武侠电影的血脉
侠义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之中的一抹挥之不去的乡情，更是中华文明所独具的一种文化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列国之间各种冲突的频仍，侠义精神也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侠义文化“任侠赴死、舍生取义”，司马迁在《史记》之中专门进行了描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由此可见，侠义文化实质上是“以侠取义”，在“以侠取义”的过程中，不仅无视法的约束，而且不惜牺牲生命，视死如归，我国法家典籍《韩非子·五蠹》之中因此而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出于对侠义的超然性的隐忧。[1]侠义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即已萌芽，早期的纵横于列国的刺客就颇具侠义精神的灵魂实质，秦汉时期之后侠义文化开始成熟，侠义文化也开始出现了超越快意恩仇的更高境界的基于正义与理想的崇高追求。
（二）侠义文化——武侠电影的支柱
侠客可以视作是江湖上的自由职业者，在传世的典籍中可以看到侠客的作为，侠客的壮行通常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侠客的攻击可以如彗星袭月，可以如白虹贯日，还可以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在封建统治阶级的震恐中，侠义文化一直被视为一种异端，侠义文化发展的顶峰应该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乱世是侠义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乱世中的侠客会义不容辞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论是“杀身成仁”还是“舍身取义”，都毅然决然且在所不惜，“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是侠客们的真实写照。侠义文化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由“利剑手中鸣，一击两尸僵”发展而为“重义轻生”和“慷慨赴死”，大豪杰大英雄的顶天立地无关生死，只关乎侠义。应该说在封建社会，侠义文化是社会中维持公平与伸张正义的重要力量。
（三）侠义精神——武侠电影的灵魂
武侠电影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武侠电影中的侠义精神则是数千年来“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的侠客们的光荣与梦想的主要支撑力量。即便是武侠电影所表现的是古代的故事，但是在现代人的眼中仍然能够找回那种回归式的侠义精神，甚至是对古代侠义精神的一种向往与憧憬，侠义精神也因此成为观众获得借以平衡现实与难以达成的理想之间的一种麻醉式的幻象，并能够在其中寄寓观众对于侠义精神的无尽的向往。[2]《精武门》是我国武侠电影的杰出代表，不仅武术动作引人入胜，而且对白亦十分深刻，其中的侠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陈真飞踢租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警示牌以及将“东亚病夫”条幅撕碎的镜头颇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侠义精神为武侠电影赋予了能够带给观众精彩与感动的正义灵魂。
三、 侠义文化的深层内涵发凡
（一）侠义文化的嬗变
侠义文化最初被刻板地禁锢于传统且狭义的“侠”与“义”的狭窄空间之中，随着侠义文化的不断发展，侠义文化也发生了不再机械地指向忠、孝、节、义的嬗变，甚至忠君报国等思想亦被无情地拆解，蕴蓄于侠义文化之中的内涵已经开始增加了较为强烈的民族气节在内，同时亦加入了更多的匤扶正义的内涵，无论文明如何进步，一个民族想要复兴，想要求得长足发展，想要与世界进行更好的交流与沟通，民族气节都应该刻在骨子里，绝对不能丢，在侠义文化之中，正义的选择从来都不会出现无所适从的状态，正义的抉择从来都是绝决的，匤扶正义是侠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任何显失公平与显失正义都会伤害到无辜的民众的切身利益，侠义文化不容许任何的扭曲与错位，在侠义文化的嬗变之中，气节先行，而且正义高于一切。
（二）侠义文化中的“侠”与“义”
侠义文化之所以会出现，究其社会背景，恰如哲学家梭罗所说过的，“世有不公之法”。
侠义文化中的“侠”与“义”其核心价值观是倾向于正义伦理，公平正义是压倒一切的力量，正如《史记》中司马迁所言，侠义文化“立意皎然”，侠义文化中的“侠”不仅饱含尚武的意气，而且是可以“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侠义文化中的“义”在《中庸》中的解释为“义者，宜也”，宜就是应该，也就是“义”不容辞。侠义文化所倡导的是重信守诺的信义人格，这种信义人格恰是现代社会所渐渐缺乏的。侠义文化强调“以义立身”“重义轻生”，时刻承担道义责任，侠义文化更强调“自掌正义”，在关键时刻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平天下之不平，扬天地之正气，任侠天下，行侠仗义。[3]由此看来，侠义文化并非单纯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快意恩仇，亦且颇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味道。
（三）侠义文化的精神内涵
其实侠义文化之于中国，与美国的蝙蝠侠、蜘蛛侠等超级英雄以及西方国家中的骑士等确有相似之处，都是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一种来自于平民阶层的无助无奈无力的呼唤与精神寄托，对武侠与超级英雄的崇拜其实就是平民阶层对于理想的一种弱势下的社会化诉求，但是武侠电影中的侠客来自于江湖，不仅具有超然于法律之外的博爱的普世关怀的道德观，而且更具有拯救大众为己任的普世关怀的价值观，因此，侠义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人类理想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是借以实现现实生活中所无法达成的社会理想的呐喊。[4]侠义文化的内在体现是形诸于文化的一种精神寄托与人生追求，侠义文化的形而上的体现则基于人性的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观的关怀，侠义文化的信条中所蕴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中的积极因素是值得参照借鉴甚至永恒发扬的。
结语
武侠电影中的侠义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了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侠义文化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侠客们为了“平等”与“正义”所花费的“义气”，这种“义气”愈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就愈是显现出其无与伦比的社会价值与不可谓不深刻的文化内涵，侠义文化不仅是驱动武侠电影的内在的精神原动力，而且已经成为观众赖以汲取精神愉悦与精神抚慰的有机养分，侠义文化实质上亦是平民阶层对于整个社会的正义的一种不懈渴求。
参考文献：
[1]顾晓鸣.“文本的悖论”：一种文化分析的路径——兼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众文化现象的评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3）：31-32.
[2]焦若薇.灵魂的另一面——中国侠义精神的传承与衍变[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3）：15-16.
[3]韩云波.侠与侠文化的自由理想——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五[J].天府新论，1996（1）：20-21.
[4]凌龙华.在文化的河流中游弋[J].群言，2012（7）：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