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与收视率

    【摘 要】布尔迪厄在其著作《关于电视》一书中，多次提及“犬儒主义”和“收视率”。时至今日，媒体场域不断扩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报刊、电视等媒介，互联网的盛行带动了自媒体的发展。这一系列的进步却在一定层面上催生了更为严重的“犬儒主义”。与此同时，在当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收视率也愈发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收视率所带来的压力加剧了“犬儒主义”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犬儒主义”；收视率；《关于电视》；新闻场；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089-02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电视台和新闻工作者的压力不断增大，对收视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数据本身的属性使得“犬儒主义”与收视率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

    一、新闻场中的“犬儒主义”

    “新闻场具有特殊的一点，那就是比其他的文化生产场。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直接受需求的支配”[1]。这一特性为“犬儒主义”的渗透提供了条件。

    “犬儒主义”来源于希腊语，最初的涵义是指一种带着厌倦情绪的负面态度，对于他人行为的动机和信任均是采取一种不信任的态度[2]。源于古希腊犬儒学派学者的哲学主张。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涵义慢慢发生了变化，发展至今，其涵义诚然有了另外一层：做事情丧失道德准绳。在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一书中，“犬儒主义”主要论述对象是新闻场中的记者。

    对于记者们，布尔迪厄有这样一段描述性话语：“有着自己特殊的‘眼镜，他们运用这些眼镜看见某些东西，但对某些东西却视而不见；同时又以某种方式见他们所见的东西。他们进行某种选择，并对所选择的进行构建”[3]。众所周知，记者在成为记者之前，都要经过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培训和检验，而这是一个让合格的记者学会如何甄别选取有报导价值的新闻事件的过程。但是在如今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培训的所达到的目的，亦或者可以说是在不断地职业摸索中呈现的效果就是，如何成功的“哗众取宠”，极尽犬儒主义的行径来博消费者的眼球。

    布尔迪厄写到：“对记者来说，读报是每日的必修课，必须了解别人说过的东西，以便确认自己要说的内容”[4]。这一点最初始的意图是让记者通过读报来确认自己所写的内容的属实以及个人看法的不重复。但是发展至今，“了解别人说过的东西”俨然成了抄袭必不可少的因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球迷文化建设与足球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如今足球领域内的新闻工作者基本新闻素养的缺失问题。放眼各大体育网站，大部分新闻中都会出现如下字眼：“XX俱乐部某高层透露”、“XX俱乐部内部人士私下指出”……毫无根据的自编自造的新闻通过所谓的“俱乐部某高层、俱乐部内部人士”的口吻就这样发布出来。肆意造谣，经常出现新闻所谓的“六要素”中，除了“时间”和“地点”要素真实之外，其他要素纯属记者个人编写的情况。同时，抄袭成风。对比腾讯、新浪和搜狐三个门户网站的体育板块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个问题，各大门户之见互相抄袭屡见不鲜，而且更有甚者，新闻的题目不会进行任何变动，其中出现的错别字以及至关重要的比赛结果方面的错误都是一模一样。对比之余，不禁令人唏嘘当今新闻工作者的轻浮与严谨性。

    二、大数据时代的“收视率”

    “电视对包括科学与艺术生产在内的整个文化生产活动的影响的奇特扩展，电视把所有文化生产领域所遭遇的矛盾推向了极端的境地”[5]。

    首先，就表现为收视率对电视施加了一种完全特殊的影响，它表现为紧急性的压力。在这一层面来讲，电视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柏拉图也曾大概的表述过：处在紧急情况中的人是无法思维的。这一点除却经常出现在电视中“电视知识分子”，普通人是完全适用的。但是，也并不是不可以思维的。在紧急状况中，人们都会以“固有的思想”来进行思维。这里的“固有的思想”指的是所有人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约定的和共同的思想。在固有的思想的支配下，看上去好像有人在发问，有人在回答，但是其实问题早已经得到了解决，交流只是一瞬间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交流并不是真的存在，或者说只是存在表面上的交流。随着这种紧急性而来的，是“快思手”（fast-thinker）的出现，他们提供事先已经过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经形成的思想。

    第二点表现为文化生产领域中任何一种创作在电视上播出时，都要受到收视率的制约。这一点使得它们比文化生产的所有其他领域都经受着更大的商业压力，特别是处在这样一个“大数据”（bigdata）时代之中。布尔迪厄在《市场份额与竞争》篇章中以法国电视一台为例，认为其处于一个与多家电视台相互竞争的客观关系网中。它们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可以透过市场份额、在广告客户中的影响、记者的集体资本等一系列数据加以确定。同时，要理解在法国电视一台所发生的一切，就必须考虑到构成新闻场结构的整个客观的实力对比关系。在经济企业场中，强大的企业有能力改变几乎整个的经济领域，比如降低产品价格、阻碍新企业的进入等。作为评判一个新闻机构的标准，其新闻的供应能力、观众的消费能力、其他新闻机构的替代程度、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以及本身所具有的竞争能力（即“五力模型”）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构成整个新闻场的不仅仅有电视，还包括报纸杂志以及如今盛行的互联网。这一点无形之中又加重了收视率的压力。

    同时，若是评判一个新闻机构中的“记者”的地位，则还需要考虑其所属的新闻机构性质以及记者在机构中所处的位子。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是需要“大数据”来评定。同时，这一系列的因素也构成了完整的新闻场。

    三、收视率与“犬儒主义”

    由布尔迪厄对收视率和“犬儒主义”的阐释，联系到我们现在身边的新闻场的实际状况，可以看出由收视率发展而来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犬儒主义”的加剧和渗透。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电视的主要特点是注重文化品位，利用自己的垄断给众人强加有文化追求的产品，培养公众的品位。形式上有家长说教式的特征。而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电视为了吸引观众，努力迎合公众的趣味，给观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诸如脱口秀、生活片段、生活经济曝光等，而且往往很过分，只是一味的满足某些观众的偷窥癖和暴露癖。而造成这种现象演变的，就是收视率的压力不断的加大。观众的喜好，无关高雅或者低速，只有他们爱看，才是电视台的唯一目标。

    新闻场发展至今，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报纸、杂志、电视等，涉及领域更为广阔的互联网已然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层面，由此带动了自媒体的诞生，并且得到了火速的发展。有了互联网的竞争，“收视率”这一因素不仅仅是电视所需要考虑的，同时依托于互联网而生的各大门户网站以及视频网站均需要把收视率作为自己生存的必需要素之一。

    但是为了提高收视率，抢占市场份额，单纯的迎合观众和消费者的“不合理需求”，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就是新闻道德的缺失，“犬儒主义”进一步的加剧。所有的文化生产场都是受制于新闻场的，对于新闻场而言，应该增加出场的责任，同时改善出场的条件与措施[6]。与此同时，布尔迪厄在书的结尾处也呼吁，“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而不仅仅是向奉行“犬儒主义”的新闻机构无声的屈服。

    参考文献：

    [1][3][4][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李幼蒸.解析罗兰·巴尔特的“实证虚无主义”美学[J].现代中文学刊，2009，（04）：94-105.

    [6]张斌.显影与祛魅——论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09）：21-26+71.

    作者简介：

    盖小飞，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文化产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