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思维抑或跳棋思维

    刘景福

    

    

    当今已处全球化时代，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于上个世纪对因媒介促使的全球化作了“地球村”的精辟比喻。其实，全球化并非只在20世纪才出现，“许多世纪以来，全球联系就越来越多了。尤其是随着工业技术的到来，电报、汽船和铁路的出现，全球的联系加强了。19世纪晚期就已经有了国际会议，如万国邮政联盟（Postal Union）”。[1]对于全球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提及，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里程时描述了这样的景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当前，因语言、交通、媒介和资本等因素，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世界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越来越一体化。资本、商品和劳务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在国与国、洲与洲之间自由流动。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兼具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既能反映国家的硬实力，又象征着国家的软实力，在全球贸易时代，自然会受到各国的热捧。各国均想在这样一个群雄逐鹿时代，通过电影在国际上输出文化、获取利益，于是一个可被称之为的“影像竞技”时代如约而来。

    一、 影像竞技

    电影的发明是诸多发明家不断竞争和相互促进以致连续推进和发展的结果。受“军备竞赛”这一词汇的启发，笔者用“影备竞赛”来形容电影史上影像设备争先恐后竞相发明的现象。这一竞赛的直接后果便是影像设备外形和质量越来越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电影史是一个技术实验史，一个观众与奇观的关系史，是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影片生产、发行和展映机制发展史。”[3]从1825年的“幻盘”开始，影备竞赛历经“诡盘”（1832）、“走马盘”（1834）、银版摄影术（1837）、动态影像捕捉（1873）、摄影枪（1882）、“活动视镜”（1877）、“光学影戏机”（1888）、“活动电影机”（1892）、“电影视镜”（1894）等各个阶段，直至1895年12月25日，卢米埃尔兄弟以收费的形式在巴黎的咖啡馆首次公映影片从而宣告电影诞生为止，影备竞赛才得以告一段落。

    全球的影像竞技一方面表现为“影备竞赛”，另一方面表现为影像扩张。扩张是影像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对商业电影而言，尤其如此。在“世界图像时代”，或曰“视觉文化时代”，如何利用影像有力地吸引他人眼球成为传播思想、获取利益的第一要旨。这种通过视觉而获取财富的经济形态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从17世纪以来，艺术被认为是国家精神实质性表达方式。166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首先宣称：“艺术犹如武功，同样体现国力。”[4]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各国电影制片商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通过电影扩张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和传播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在世界电影史上，影像扩张由来已久，其最早体现在欧美间的较量中。在充满诱惑和生机的影像疆场上，各国为获得影像主宰权而恣意驰骋。各自以矫健的身手与对手们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眼球争夺战。电影诞生之初，在法国和美国电影界的激烈竞争中就能闻到这股扑鼻硝烟的火药味。当时法国卢米埃尔兄弟面临着其强劲的对手——美国，卢米埃尔的摄影师和销售人员满世界跑，而爱迪生和其他竞争对手的电影人则穷追不舍。

    电影对中国的扩张，可追溯到1896年8月11日[5]，即在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之后的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其电影就销往中国。此后，电影作为一个舶来品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好莱坞电影就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了不少的份额。例如，1936年，中国引进了367部外国电影，其中328部来自好莱坞。在上个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超过4000部美国电影像潮水般涌入了中国。[6]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因政治和外交原因，中国关停了好莱坞电影的进口。此时占据中国电影市场的外国影片主要是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盟国的电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因我国电影产业自身繁荣的需要，以及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市场扩张的欲求，好莱坞电影得以再次进驻中国。于是，在1994年11月11日，第一部好莱坞进口大片《亡命天涯》开始在中国6个主要城市中的57个电影院上映。[7]自此，中国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外国影片以刺激国内观众对影片的需求。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于是，中国以前颇为封闭的电影市场受到了外国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的剧烈冲击。在这种冲击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如何进步，如何走出国门，对此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象棋思维或跳棋思维，将会影响中国电影的长足发展。

    二、 象棋思维

    所谓象棋思维是指在游戏过程中，游戏双方拼得血雨腥风、你死我活，为了赢得游戏的全面胜利，一方不屑于将另一方赶尽杀绝，虽然最终赢得了胜利，但也造成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局，这种思维强调的是冲突。对冲突的强调是这种思维的最大弊病，而其中尤以美国学者亨廷顿为代表。亨廷顿在上个世纪就世界关系的走向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他说：“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虽然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有力的角色，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8]他还清晰地判定世界在宏观上将由7种或8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它们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而未来最大的冲突将沿着分隔这些文明的断裂带进行。文明断裂带上发生的地区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如果说还会有一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文明间的战争。并且他还预测，因为文化和实力原因不愿臣服于西方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将会以发展自身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联合起来与西方抗争。亨廷顿的论断与其说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还不如说是在为美国所执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张目。即为扑灭企图抗争火焰的苗头，并将敌对势力掐死于襁褓之中的先发制人策略奠定理论基础。这种“文化霸权主义”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具有全世界的普适性，应该统治全球。[9]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商品，它兼具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在美国向外输出文化和赚取利润之时自然会受到额外的青睐。美国人诺斯（C.J. North）（他是1927年3月美国第一份《中国电影市场》报告的编辑）自己都说：“电影是一个具有很大成效的无声推销员，通过这种方法，很多贸易被转移出美国。此外，通过美国电影，美国的理想，文化，习俗和传统正逐渐传送到别的国家。”[10]在这种向外输出价值观念和赚取经济利益之时，自然会受到他国的抵抗。克里斯汀·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在1985年也认为：“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内，评估一个国家的电影行业，而不考虑其试图抵抗美国的竞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11]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和冲击似乎在2010年初《孔子》和《阿凡达》上映期的交叠而达到高潮。

    《孔子》与《阿凡达》的相遇，彰显的是作为民族工业形态的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在全球化格局中的艰难处境，尤其是遇上好莱坞这一强劲对手的正面碰撞。“一个是崛起的中国电影最新的里程，一个是老牌电影强国又一度自我的超越；一个是东方千年文化的厚积薄发，一个是西方电影特技的集中展示；一个讲述中华圣人的传奇生涯，还原春秋盛乱兼具的时代画卷；一个勾勒未来人类的生存动向，构造外星壮美动人的地球镜像。这是一场东西两大划时代巅峰银幕巨制的对话”。[12]这场巅峰对决，若以票房而论，最终是以《孔子》的失败而告终。虽然《孔子》于1月22日公映，坊间曾传闻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孔子》而将《阿凡达》于23日从2D影院中撤离。好莱坞电影人对此做法表示不满，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影迷热衷于<阿凡达>而挤出<孔子>》的批评文章。作者沙龙·拉芙兰瑞（Sharon Lafraniere）指出：“好莱坞的未来愿景正与中国政府偏好于该国过去的一段历史相竞争……将《阿凡达》从2D影院撤离是一个糟糕的举动，也有点愚蠢。”[13]这种东西方文化对决，中国电影硬碰好莱坞电影同样在2011年上映的《建党伟业》和《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等影片之间发生。《纽约时报》评论员同样就中国对自己的影片的保护策略而进行了批评。安德鲁·雅各布斯（Andrew Jacobs）说，“外国大片将推迟上映，直到《建党伟业》的票房收入超过1.2亿美元。这种怀疑是由两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所证实的：《变形金刚：月黑之时》在美国首演三周后，直到本周四（7月21日）都无法在中国上映，而《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直到8月4号前也还没在中国影院安排上映。”[14]

    好莱坞电影人对中国电影市场一直虎视眈眈，他们曾这么说，“中国对好莱坞而言就像北极国家原生态矿物区对石油产业的意义一样：是一个广阔、未开发的和潜在的宝藏”[15]，“像美国产业的另一个疆域和沃土，好莱坞已经看到了未来，那就是中国”[16]，“中国电影产业市场繁荣处于‘白热化，好莱坞对这个繁荣市场从未有过这么热情”。[17]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这块极具诱惑的大蛋糕饶有兴致、充满信心，只要中国的电影政策和做法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或不如意的地方，西方电影人和评论家就有可能进行议论甚至加以指责。

    受这种象棋思维的支配，西方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以其强势地位，企图全面占领他国市场，从而推进他们所谓的全球化。针对此种现象和企图，中影集团总裁韩三平曾指出：“全世界只看好莱坞电影，是人类的悲哀，是人类文化的悲哀，相当于全世界的人都吃汉堡包和肯德基。中国电影至少可以让全世界观众看到不同文化基础的电影。”[18]针对好莱坞电影的来势汹汹，我们该采取文化防御主义？还是文化割据主义？笔者认为，此类均非解决问题的妙药良方。也许换一种思维模式将会有出路，这一模式就是跳棋思维。

    三、 跳棋思维

    跳棋思维与象棋思维截然不同，其不同之处体现在：首先，象棋的玩家只能是针锋相对的两方，而跳棋则不限于两方，它可多方参与；其次，象棋强调的是绝对的竞争，其中殊死搏斗、必有死伤，甚至出现“舍兵保帅”的惨烈景象，而跳棋强调竞争中有合作，气氛和谐、没有死伤，竞技的双方或多方需相互依赖，相互借力；再次，象棋竞技中有领土分明的汉河楚界，而跳棋里大家行动于一个共同的“场”；最后，象棋的赢家只有一个，而跳棋强调的是共赢，参与游戏的各方都能到达胜利彼岸，只是时间先后有别。

    在全球影像竞技中，跳棋思维优于象棋思维具体体现在如下各方面。首先，跳棋思维有个前提就是游戏各方必须相互尊重各自存在的价值。此亦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也就是“多元一体格局”。虽然费孝通先生是用这一概念来形容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但其用来形容当前全球各国之间理想的影像文化关系也颇为贴切。“‘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中国文明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民族关系现实和理想，这对于处理文化之间关系，同样也是重要的”。[19]跳棋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方参与，多方受益，参与的人越多，可借助的力也越多，也就越能快速地到达胜利的彼岸。就当今全球电影而言，在充满竞争的影像场域中，“也许不应该是霸权化、同质化，而是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边缘和弱势享受到相对平等的权力。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的多元是文化活力的前提”。[20]因此，对参与影像竞技的各方，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需要转换思维模式，摈弃以亨廷顿为代表张扬的冲突论。不同的文化相遇的过程不应该是“征服”或“吞并”的过程，“而是在不同环境中，通过‘生成性对话，互识、互证、互补，转化为新物的过程。这种过程首先奠基于某种文化确实感到它种文化能使自己受益（包括认知和审美），其结果也不是‘趋同，而是各自提升，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质和新的差异。只有这样的全球化的多元共生，才能构建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新阶段”。[21]

    其次，跳棋思维强调借力搭桥。这种借力搭桥一方面是借助己方棋子，另一方面是借助他方棋子。就借助己方棋子而言，要求游戏者在下棋一开始就需充分考虑棋子与棋子之间的协作，相互借力搭桥，实现共同前进。就借助他方棋子而言，游戏者要有预见能力，需考虑到他方棋子走动时有可能把桥拆了，也可能把桥给堵了，另外就是得尽力寻找越多的他方和己方棋子共同搭建的桥梁，能找到越多的桥梁就越能尽早地抵达胜利彼岸。就当前中国电影而言，我们一方面需要紧抓国内市场，另一方面需要瞄准海外市场。在具体运作时，首先需要有整体思考的全局目光，特别是走向海外市场的时候，需借鉴跳棋中的借力搭桥思路，不能单打独斗，制片人和制片人，制片公司和制片公司，影片和影片之间要有相互合作的可能，相互借力共同前进。其次需要借助境外公司的力量，采用合拍策略，因为境外公司有义务和责任让合拍片在境外影院上映。

    最后，跳棋思维强调各方共赢。近些年，我国在繁荣国内电影市场的时候，也注重电影的海外传播。因此政界、业界和学界有一个普遍的称法就是中国电影“走出去”工程。这一称法虽然贴切地形容了当前局势下中国电影崛起并努力向海外拓展的形势，但将其置于全球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其只强调影像的单向流动，而忽略了跨文化对话的成分。笔者认为，用“影像丝路”可能会更妥当一些。其能秉承丝绸之路既从中国运出了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物品，又也给中国带来了葡萄酒、香料和饰品等西方文明的双向交流特性。我们希望中国电影能传播出去，同时也希望西方电影能给我们注入新鲜血液，促使各方共赢，促使东西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结语

    全球化时代，东西方交融的趋势将越发明显。在电影行业，中外合资成立跨国影视公司和制片厂将成为时代新潮流。这种跨国公司“在产权上与具有民族国家疆界的国有、私有企业不同，它们没有明显的地理界限，如果说有什么主要特征的话，那么这就是它们的‘无国界性”。[22]这样的经济和文化交融，不再是“西方与东方”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一种新型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交流和互动的问题。至此，“我们已经进入全球游戏，可是新制度尚未形成，仍然沿用现代游戏的旧规则，这种不协调状态已经开始导致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23]这种旧规则的秘密就在于，“少数国家凭借技术上的不对称优势而得以瓜分和剥削世界”。用传统象棋思维和行为模式去应对新时代的影像竞技不仅会失灵，而且可能会适得其反。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加剧，WTO贸易政策的变化，全球电影市场将进一步融合。这种市场可能不再如象棋汉河楚界般界线分明，而更像跳棋那般是一个共同的“场”。这种“场”也正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谓的“平滑空间”而非“条纹空间”。“‘场就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大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线，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可在同一空间互相重叠。那就是在人的感受上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规范，可以自主的选择。把冲突变成嫁接、互补，导向融合”。[24]费孝通先生在谈及跨文化交流问题时，也主张用“场”的理念来思考。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更需提高国产电影竞争力，同时也需增强“文化自觉”意识。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异域文化，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25]费孝通先生的理念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跳棋思维而非象棋思维，这种思维能为中国电影如何继往开来，在东西文化交融中寻找自身的定位，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理论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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