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让农民工当官是可喜的进步
11月6日，四川遂宁市委组织部，遂宁市人事局遂宁市门户网站、遂宁市委组织部网站，四川人事考试网、遂宁新闻网等网站同时挂出一个公告拟从遂宁籍外出务工及返乡创业优秀农民工中，定向公开选拔3个副科职领导干部。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雷世界说，面向农民工定向公选，并且让农民工当上县级政府部门的副局长、副镇长，在全国还是头一回。
农民工也能当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笔者认为四川遂宁此举值得效仿和推广。让农民工也能当官，这不仅是农民工阶层的一个福音，也是彰显和谐要义的一件大事，将对基层选举产生深远的影响。农民工当官，改写现有的政治格局，这种创新之举将引起公共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期待。
长期以来，囿于二元结构，农民工政治权利“悬空”已见惯不怪。由于户籍，身份，学历，工作资历等诸多原因，农民工群体中许多优秀人才被压抑和埋没，不能被重用，使他们没有用武之地，不能不说这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从农民工中选拔人才的机制和体制，彻底打破用人上的户籍、学历、身份等歧视，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充分发掘农民工中的优秀人才。
难能可贵的是，四川遂宁推行的副科职领导干部选举，在坚持“不拘一格选贤能”的原则上，积极从农民工中发现，培养和挖掘人才，对工作出色的农民工委以重任，使其在参政中成长，成才，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较好地体现了政府的善治本色。让农民工堂堂正正，响响亮亮地走进国家权力机关，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
笔者觉得，四川遂宁让农民工当官，从表面上来看，有利于激发农民工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对农民工在地方发展与建设方面贡献的肯定，从深层次看，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一种对农民工自身价值的肯定。不论这个“官”是大还是小，可以肯定的是，当了“官”后的农民工干得一定更卖力，更有力。
据有关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农民工人数近两亿人。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产生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属于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政治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改善农民工政治待遇，可以更好地保障其经济权益。让农民工进入政界，参政议政，将更加有利于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和诉求，有助于社会整体和谐发展。
读者黄名金
奢侈重建应该倾听民意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目前，新北川中学选址在北川县永昌镇，由中国侨联负责组织捐建，投资总额不超过两亿元人民币。而总投入约350万元的中国海外三峡希望小学有学生530多人，其教学设施一流，50年不落后，抗震也是8级。如果按这个标准，按北川中学的规模是其6倍计算，投资额也就两千多万元。
大爱无疆，在众多捐助者的支持下，以北川中学为代表的一批在震中毁损的学校开始重建。对于建校善款的使用情况，网络民声显示，普通民众多希望善款不被浪费与贪污，捐助者期盼自己的爱能够“落地”，学生们则渴望能拥有安全舒适的学校。而以亿万资金来重建中学作为对生者的慰藉与逝者的告慰，显然难平民意。
灾难过后，不少“清水衙门”一下子涌进千百万的巨款，如何合理使用，如何保障其不被贪污滥用，这决不是个小问题。地震捐赠的善款，每一分钱都是大众倾情的奉献，因此每一分钱的使用都应公开透明、尊重民意，但令人遗憾的是，相关部门至今未有出台具体措施的迹象，并且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也未能充分保障。
连捐赠人的知情权都不能保障，这样的捐款也算“不明去向”了。没有预先的讨论与公示，突然间公布出个两亿元建校的大项目，自然引起公众的困惑与不满。而没有保证资金阳光运行的制度，“发国难财者”的机会也就来了。新北川中学的建设资金，来自全球华人华侨的捐助，捐款人中不乏社会弱势群体，建如此奢侈豪华的“地标学府”，是否该听听他们的心声?规范地震资金的使用程序，对两亿建中学这样的“大制作”进行事前听证或以其他方式征求公众之意见，是当前所至需的。
同处震中的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屹立而不倒，造价却仅为每平方米400元。可见，真材实料地建一所“不倒中学”并不一定动辄上亿。而北川中学所处的西部地区，囿于社会的关注度低、资金匮乏等原因，还有不少学校沿用破旧的教学楼，不仅难抗强震，就连日常教学都成问题，倘若以此奢侈之金多“补救”此类普通中学，或许比建一所无比豪华的中学更能告慰曾被“豆腐渣”掩埋的灵魂。
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说：“北川中学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地震后它不应该与地震、痛苦画等号，而是应该与快乐、健康画等号。”不妨为刘校长补上一句，重建后的北川中学也不要和蔑视民意画等号。尊重民意，博众慧，采众言，对于灾后重建，未必是件坏事。
读者张军兴
推进生态补偿机制迫在眉睫
江西省财政厅日前传出消息：为保护好“五河一湖”及东江源头生态环境，江西省下达奖励资金1.3亿元，用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支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和环境问题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瓶颈。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然而，两年多来，各地在生态补偿上总是说得多，兑现少。11月5日，《法制日报》就发过一篇题为《中国国土面积近4成水土流失，生态补偿机制难产》的报道。今年早些时候，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在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总结会上也表示：“经研究测算，按照现在的流失速度，50年后东北黑土区1400万亩耕地的黑土层将流失掉，粮食产量将降低40％左右，35年后西南岩溶区石漠化面积将翻一番，届时将有近1亿入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事实上，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远不止黑土地，长江上游及西南诸河区、西南石漠化区、北方土石山区、黄土高原区、西北风沙区等地的水土流失也在不断加剧。难怪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巡视员张学俭说：“如果按这一趋势发展，现代进程中超强度、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活动，将很可能超出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国生态环境将面临巨大挑战。”
当前导致我国生态补偿不到位，或者补偿受益者与需要补偿者相脱节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机制不完善，补偿不能完全依理、依法进行，以及部门行政色彩浓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殊不知，我国已进入加快全面振兴的新阶段，这也是减轻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牢固树立“资源有价”、“生态补偿”的观念，积极推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建设，从制度层面加强对政府、企业及个人环保行为的激励，促进环境成本的内部化，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让人高兴的是，江西省最近从财政拿出1.3亿元，用于奖励赣江水源保护，奖励对象涉及在“五河”和东江源头保护区内的崇义县、大余县等12个县。按保护区面积和出境水质分配奖金。如果在保护区内新建影响和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将全部扣除所在县的奖励资金。
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而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推动力量一是政府，二是市场，三是其他社会力量。期待全国各地都能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和“政府主导。市场跟进，统筹规划，先易后难”的原则加快推进法律制度、组织体系、科技支撑和政策等层面改革与完善，让功能区、流域、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生态补偿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期待有更多的地方在兑现生态补偿上，不再是“光说不做”；期待我国的生态环境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读者刘纯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