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论墨子和墨家
胡兵 刘竞艳
[提要]张荫麟是民国时期的史学天才，在其生前唯一出版的经典著作《中国史纲》中，有他对墨子的通俗、简明而深刻的撰述。通过分析《中国史纲》中张荫麟关于墨子的评述，力图展现这位传奇史学家的粹美文笔、崇墨倾向、民本史观、国史志业和大家风范。
[关键词]张荫麟；《中国史纲》；墨予；墨家
[作者简介]胡兵（1973-），男，北京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北京100029）刘竞艳（1981-），中央戏剧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北京100710）
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位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在20世纪的老清华，东莞张荫麟与无锡钱锺书有“北秀南能”的品题。张荫麟何许人也？
一、张荫麟与墨子简介
张荫麟，笔名燕雏、素痴，是“最不应该遗忘”（谢幼伟语）的民国史学天才。1905年11月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1942年10月24日病逝于遵义浙江大学，37岁即壮年而夭，一时海内外悲恸不已。熊十力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贺麟说：“荫麟是一个那样生命力充实、意志力坚强的人，他的名字与死几乎说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然而他的死耗竞传来了！竟无可怀疑地自各方面证实了！死神毫不容情地在我们中间劫夺去了一个最值得生存的人的生命。我不仅感觉悲痛，我同时感觉愤恨。我痛恨那些使得他不能永其天年的因素。”这个“最值得生存的人”虽然身后湮没不显于世，却一直被诸多大师提起、推崇和怀念。
1935年，30岁的张荫麟即受当时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初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了撰写高中历史课本（后改为专著，即《中国史纲》），他特向清华大学请了长假，暂停在历史系和哲学系的授课，全力著述，并“从哲学翼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翼明人事之理法”，后因抗战爆发，辗转于浙江、云南，至贵州遵义。历时6年始出版。张荫麟如此用心此书，是因为他有撰写中国通史的志业。张荫麟在留美期间，就在《与张其昀书》中声言“国史为弟志业”，从他对《中国史纲》的重视程度，可知《中国史纲》即为“国史”类的书。要向国人宣传中国历史，以助国人树立自知之意识，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撰写中国通史，而“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张公愿为“国史”而终其身。《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生前唯一出版的著作。陈梦家说：“这是我最近所看到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王家范说：“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唯钱穆《国史大纲》可相匹敌）。”
墨子，名翟，是“最不应该遗忘”（胡德平语）的大思想家。古往今来，不论推崇墨家者，抑或否定墨家者（古有孟子、庄子、荀子，今有郭沫若），无不服膺墨子的侠义人格。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崇拜墨子的梁启超的衣钵传人，张荫麟亦服膺墨子、推崇墨家。王焕镳在《张君荫麟传》一文中说：“君意气岸然，立言一衷于理，不蹈袭谁何人。惟低首墨子书，系心齐民。”他17岁便开始撰文立说，孤胆挑战梁启超、郭沫若、顾颉刚、冯友兰等大家权威，一时震动，深获赞誉，其言亦铿锵有力：“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者鞠躬尽瘁之时。”他勤奋过人，融贯文史哲，以笔代刀，针砭时弊，直到37岁临终绝笔，仍悲悯黎民、直言砭政，俨然有墨子舍我其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风范。
二、张荫麟论墨子和墨家
在《中国史纲》一书中，张荫麟评述墨子的思辨高度确实不同凡响，文笔粹美，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引人人胜。下面，让我们领略一下张公对墨子这位“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毛泽东语）的精彩评述吧。墨子的出场，是在第六章《战国时代的思潮》第一节《新知识阶级的兴起》的结尾：
儒之成为学派的名称乃是战国初年的事；乃是有了与儒对抗的学派，即所谓“道术分裂”以后的事。最初与儒对抗的学派是墨翟所领导的墨家，和专替君做参谋、出法令的法家。而墨翟初时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初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如李克、吴起，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在墨家和法家出现以前，在野的知识界差不多给儒包办了。
张荫麟用质朴、清澈的语言，刻画了战国诸子风起云涌的最初脉络。墨子的学术源头在孔子，他不满孔子学说，身体力行，自创新学，成立墨家，在战国显赫一时，后衰颓乃至中绝，清末民初又由潜而显，由微而著，在近代文化大潮中占据了显赫地位。张荫麟把后面第二节、第三节的题目分别定为《墨子》、《墨子与墨家》，重点加以评述，可见他对墨子的推崇。在第二节《墨子》一开头，张荫麟就对孔、墨二人做了对照评述：“春秋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丘，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墨翟。孔丘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翟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这段话，文笔流畅而馨香，简明而经典，实为全书最耀眼夺目的语句之一。其中“光彩”一词，似天籁之音，情趣盎然，动人心弦。张荫麟用这样两句话为两个圣人做了盖棺定论，实乃史家的大手笔。
墨子和孔子同国籍（但墨子一生似乎在宋的时候多），墨子的降生约略和孔子的逝世衔接。在战国及汉初，孔、墨是两位常被并称的大师，同以德智的崇高和信徒的广众为一般学人所敬仰，虽然汉以后孔子被人捧上神坛，而墨子则被人忘记了。就学术和生活而论，孔、墨却是相反的两极。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墨子则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孔子不辞养尊处优，而墨子则是恶衣粗食、胼手胝足的苦行者。孑L子不讲军旅之事，而墨子则是以墨守著名的战士。孔子是深造的音乐家，而墨子则以音乐为应当禁绝的奢侈。孔子不谈天道，而墨子则把自己的理想托为“天志”。孑L子要远鬼神，而墨子则相信鬼神统治着人世。孔子卑视手艺，对于请“学稼”、“学圃”（种园）的弟子樊迟曾有“小人哉”之讥；而墨子则是机械巧匠，传说他曾创制过一只能自飞的木鸢。
“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墨子则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此句看似平易，亦重千钧，但若因此认为孔、墨二人的学说是相“对抗”的，则有些过了。熊十力说：“谓墨子于儒学为异端，则非知墨者也。世儒徒见孟氏辟墨，不误孟子只于伦理思想方面力辟之。”韩愈说：“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事实上，孔门出了墨子这样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后生，当是孔子的荣耀。接下来，张荫麟的评述让人眼前一亮：“在世界史上，墨子首先拿理智的明灯向人世作彻底的探照，首先替人类的共同生活作合理的新规划。”该句中的两个“首先”，可谓平中奇绝，言辞和悦，判定自信，令人倾倒。张荫麟给出了两点说明：首先，墨子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一切道德礼俗，一切社会制度，应当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却在墨子生前和身后的几千年中都没有人提出来过，直到“最近才再被掘起”：
他发现当前的社会充满了矛盾、愚昧和自讨的苦恼。他觉得诸夏的文明实在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地方……看看诸夏的礼义是怎样的！为什么残杀一个人是死罪，另一方面，在侵略的战争中残杀成千成万的人却被奖赏，甚至受歌颂？为什么攘夺别人的珠玉以至鸡犬的叫做盗贼，而攘夺别人的城邑国家的却叫做元勋？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民应当缩食节衣，甚至死于饥寒，以供统治者穷奢极欲的享乐？为什么一个人群统治权应当交给一家族世世掌握，不管他的子孙怎样愚蠢凶残？为什么一个贵人死了要把几十百的活人杀了陪葬？为什么一条死尸的打发要弄到贵室匮乏，庶人倾家？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他的子孙得在三年内做到或装成“哀毁骨立”的样子，叫做守丧？总之一切道德礼俗，一切社会制度，应当为的是什么？说也奇怪，这个人人的切身问题，自从我国有了文字记录以来，经过至少一二千年的漫漫长夜，到了墨子才把他鲜明地、斩截地、强聒不舍地提出，墨子死后不久，这问题又埋葬在二千多年的漫漫长夜中，到最近才再被掘起！
在张荫麟看来，墨子能提出这样一个“人人的切身问题”，实在是不容易，就像是点亮了人类理智的明灯一样珍贵和难得。其次，墨子不仅用自己原创的主义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用尚禹勤俭、上同非攻的实际行动求得解决，成为知行合一、全力行义的典范。张荫麟说：
墨子的答案是很简单的，一切道德礼俗，一切社会制度应当是为着“天下之大利”，而不是一小阶级、一国家的私利。什么是天下的大利呢？墨子以为这只是全天下人都能安生遂生，继续繁殖，更具体地说，都能足食足衣，结婚育子。目前全天下人都能做到这一步了吗？不能。那么，墨子以为我们首先要用全力去做到这一步。至少这一步做到后怎办，墨子是没闲心去计及的。在做到这一步之前，任何人的享受，若超过遂生传种的最低限度需求，便是掠夺。“先天下之乐而乐”乃是罪恶。所以墨子和他的门徒实行极端的勤劳和节约……非如此够不上禹道，够不上做墨者。按照墨子所找出的一切社会制度的道德根据，好些旧日大家所默认的社会情形，其有无存在的理由，是不烦思索的……所以墨子设想一个合理的社会，在其中，大家选举全天下最贤的人做天子；天子又选些次贤的人做自己的辅佐；因为“天下……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天子又将天下划分为万国，选各国中最贤的人做国君；国以下有“里”，里以下有“乡”；里长乡长各由国君选里中乡中最贤的人充任；乡长既然是乡中最贤的，那么全乡的人不独应当服从他的命令，并且得依着他的意志以为是非毁誉；等而上之，全天下人的是非毁誉都得依着天子的意志。如此则舆论和政令符合，整个社会像一副抹了油的机器，按着同一的方向活动。这便是墨子所谓“上同”。
墨子认为，一切道德礼俗，一切社会制度应当是为着“天下之大利”。于是，墨子为天下人着想，为天下人苦行，“摩顶放踵”、“胼手胝足”，可谓艰苦卓绝。熊十力也说：“墨子极富于信仰的宗教精神，又具有极理智的科学态度，此在世界思想史上是一个最奇特的人，不独在中国为仅见而已。”以上是第二节《墨子》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史纲》第三节《墨子与墨家》的一开头，张荫麟就指出：
“天下之大利”的反面是“天下之大害”。我们一方面要实现“天下之大利”，一方面要消除“天下之大害”。墨子以为天下的大害，莫如大国之侵略小国，大家族之欺凌小家族，强者智者之压迫弱者愚者，以及一切伦常间的失欢失德，总而言之，即人与人的冲突。墨子推寻人们冲突的根本原因乃在彼此不相爱。假如人人把全人类看成与自己一体，那里还有争夺欺凌的事？所以墨子又提倡“兼爱”，那就是说，对世上一切人都一视同仁地爱，不因亲疏而分差等。
天下之大利——天下之大害——人与人的冲突——不相爱——兼爱，这个推导的逻辑确是墨子的。这里，张荫麟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定为墨子原创的主义，把“兼爱”、“非攻”、“节用”、“上同”等著名观点定为墨子原创的主张，主义是“大脑”，主张是“肢体”，是实行主义的手段和工具，它们又都为“墨子的理想社会”服务。这个“墨子的理想社会”，用张荫麟的话来表述，就是：
在圣贤的统治之下，大众“兼相爱，交相利”，“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整个社会里，没有贫富劳逸的不均，没有浪费和窘迫的对照，没有嫉妒、愁怨或争夺，这便是墨子的理想社会。
墨学在汉以后虽无嗣音，它的精华已为一部分儒家所摄取。所谓“大同”的观念即儒家讲政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见于战国末年所作的《礼运篇》中者，实以墨家言为蓝本。
张荫麟认为，儒家的“大同”社会是以“墨子的理想社会”为蓝本的，而且，墨家还是一个有组织的、为了理想而战斗的“侠士行会”，所以说，墨家乃是战国学派中最特别的一个。他们抑强扶弱，反对侵略，“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甚至不惜“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陈梦家诗《自己的歌》中句），真正达到了中国历代“侠士”的最高境界。张荫麟说：
在战国的一切学派中，墨家是最特别的。法家者流不过是些异时异地，各不相谋的人物，后世因为他们的方术相同，给以一个共名而已。儒者虽然有时聚集于一个大师之下，也不成为什么组织。唯墨家则是一个永久的、有组织的团体。他的作用兼有技术的传授并口职业的合作。这是一个“武士的行会”，它的事业，表面上像是和墨子的主义极端相反的，乃是战斗！不过墨子固然反对侵略的战争，却绝不是一个无抵抗主义者。他知道是消灭侵略的战争只有靠比侵略者更强顽的抵抗。所以他和弟子们讲求守御的技术，制造守御的器械“以备世之急”。他们受君相禄养，替他们守城。墨家以外，给君相“保镳”为业的“侠士行会”，同时当尚有之，墨家的特色乃在奉行者一套主义，只替人守，不替人攻。平常墨者参加守御的战事固然是受雇的。但有时他们也自动打抱不平。前四四五年左右，公输般替楚国造“云梯”成，将用来攻宋，墨子在鲁国闻讯，一面派弟子禽滑整等三百余人带着守御器械在宋城上布防，一面步行十日十夜到鄢郢劝楚惠王罢兵，在惠王面前，墨子解带为城，以衣为械，和公输般表演攻守的技术，公输般攻城的机变出尽，而墨子守器有余，墨子又把禽滑整等在宋的事实宣布，惠王只得罢兵。
张荫麟在这里借用了“墨子救宋”的著名典故，阐明了“墨守”的三个“成规”：1、守强：“消灭侵略的战争只有靠比侵略者更强顽的抵抗”，墨侠之谓在于敌强我更强；2、守善：“只替人守，不替人攻”，墨侠之德在守不在攻；3、守义：既受雇替人守城，也“自动打抱不平”，墨侠之道在于见义勇为、舍我其谁。张荫麟还把墨者与其他游侠、结帮团体做了比较：
像别的替君相保镳的游侠一般，墨者多半是从下层社会中来的。在同时的士大夫眼中墨子也是只是一个“贱人”。这些“贱人”自然不会有儒家者流的绅士架子，他们的生活自然是朴陋的。他们的团体，像近世江湖的结帮一般，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化”的。……墨子所提倡的种种社会理想，大致是墨者团体内所实行的，也许是以前同类的团体所已实行的。墨子的贡献也许是把这种团体的实际生活类推到极端，扩充到全人类，并且给以理论的根据。
这个“理论的根据”就是墨子原创的主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首先践行了这个主义。当代复兴墨家、弘扬墨学的要义，也在积极倡明和践行这个主义。在本节的最后一段，张荫麟简要概括了墨家衰微的原因：“墨子的死年不可确考，但必在前三八一年吴起之死以前。是年楚肃王穷治杀害吴起的贵族，其中有一个阳城君，墨者巨子和徒弟一百八十余人为他守邑抗官军而死。这巨子已不是墨翟而是孟胜。这一百八十余人的死无疑是墨家的一大损失。但它的损失还有更大的。墨子死后不久，墨家裂成三派，各自以为是正宗，不相上下，甚至互相倾轧。而墨子以后，墨家并没有十分伟大的领袖继起，如像儒家之有孟子、荀子，这也是墨家衰微原因。”张荫麟认为，墨子之死“必在前三八一年吴起之死以前”，这比当今学界的普遍看法即“卒于公元前376年左右”提前了5年，张公推断合理，值得参考。张荫麟认为，墨家组织内部分裂，权威缺失，又没有好的接班人，其衰微自不假外力，这是墨家久湮而不彰的主观原因。以上就是第三节《墨子与墨家》的主要内容。在其它章节中，也有一些张公对墨子的精彩评述。例如，在第四节《孟子许行及周官》中，张荫麟点评孟子时说：
像墨子一般，孟子也留意全人类的幸福。不过，在替全人类的策画中，他们有这一点不同。墨子……知道粒粟寸缕，只有靠血汗才换得来；他“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用荀子形容墨子的话）。他觉得丝毫物质或精力的浪费是不可恕的罪恶，他觉得人们生在这世上，是来共患难的，不是来共安乐的，至少就目前和最近的将来而论是如此。
张荫麟概括了墨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人们生在这世上，是来共患难的，不是来共安乐的”，要“留意全人类的幸福”，“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张荫麟认为，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也应属墨家一派，并用他反对不劳而获的观点对孟子的分工思想进行了反驳：
孟子提出分工的道理来，说道：做各种手艺的人。要精于所业，不能同时耕种，难道治天下的人就可以同时耕种了吗？“故日：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供养）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不过就许行的根本主张推论，治人者即使不能“与民并耕而食”，“禄足以代其食”也就可以了。凭什么理由，他们应当享受三十二倍至于三百二十倍于平民？凭什么理由，他们的子孙应当世世受着人民的供养？这是孟子所无暇计及的。这一点的忽略判定儒墨的荣枯。
张荫麟判定了儒墨的未来：儒枯而墨荣。这个观点客观地反映了20世纪初学界“抑儒扬墨、尊墨反孑L”的时代思潮。当然，张荫麟并没有看低孟子，相反，他认为孟子“对于民生问题，也有比墨子更具体的改革方案”，这就是所谓的史家眼光和大家风范。又如，在本章第六节《邹衍荀卿韩非》中，张荫麟用生花之妙笔简述了战国末期思想的“混合”趋势：“像众川到了下游，渐渐汇合人海，战国的思想到了末期有一显著的趋势，是混合。例如以儒家为主，而兼采墨、道的有荀卿；集法家各派的大成的有韩非。最后秦相吕不韦命众门客合纂了一部《吕氏春秋》，那简直是当时的流行思想的杂货店。”思想的“混合”自然是客观事实，荀子就是“以儒家为主，而兼采墨、道的”，而且“以人类的福利为礼制的根据，这是荀子本自墨家的地方”。原来，“人类福利是礼制的根据”这一著名观点也是墨家首倡，而张公的民本史观和崇墨倾向在行文中含而不露、显而不彰，确是大家手笔。最后，在第十章《汉初的学术与政治》第二节《儒家的正统地位之确立》中，张荫麟一针见血地指出墨家为什么“没有被抬举”成为“我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的真正原因：“墨家太质朴，太刻苦了，和当时以养尊处优为天赋权利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协。”
三、张荫麟论墨子和墨家的史学价值
我们明显看到，张荫麟在评述中有情系天下众生苦乐的民本倾向。其实在《中国史纲》一书中，几乎处处都体现着这种史家倾向。前苏联学者鲁宾高度评价说：“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也会感觉到他不但是位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人。处理史料时感情丰富，能激发读者们对于创造了伟大的中国的文化的普通人民的热烈关怀，这是此书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另外，张荫麟在该书的《初版自序》篇中说：“作者写此书时所悬鹊的如下：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所以，他在“说故事”时，也借鉴、融会了前人和同仁研究墨学的成果，但“作者玩索所得”也有很多新意和创建，需要进一步加以明晰。熊十力感言：“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惜哉，其数遽止于此也。”惜哉，斯人已逝，谨以其治学格言“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张荫麟诗《致贺麟留美赠别诗》中句）作为吾辈后生的提警吧。
[责任编辑：李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