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外国文学的流变与趋势分析

    陈邕

    能够获得良好市场反响的外国文学作品必定有着新颖独特的一面，能够契合当下的阅读热点，具备一定的时尚因素，能反映可以引起共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人生。

    外国文学是指除中国文学以外的世界各国文学。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世界各民族都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学，它是外国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在促进我国国民的深邃智慧、审美体验以及道德情操的成型过程中，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经济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我们应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外国文学，汲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但应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维护我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至于在经济全球化中被“化”掉。

    中国化的经典——20世纪“五四”时期到40年代末

    中国大规模引进外国文学，应该说是从20世纪“五四”时期开始的。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不断摸索适合的发展道路来挽救处于危急之中的中华民族，翻译外国文学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为了“盗取天火”，改造中国国民性，以鲁讯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亲自动手挑选、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们把作品的思想内容放在重要的位置，一般是根据创造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取向，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于是，在短短30多年间，一大批欧美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相继被引进到中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弱小民族文学在外国文学翻译中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复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成了中国知识界耳熟能详的经典。透过外国文学，不仅扩大了国人的阅读范围和知识领域，而且也使国人对国外的文学、生活等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在思想上奠定了基础。外国革命文学，特别是鲁迅所说的“旨在反抗的文学”，激发了广大青年投身革命的热情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然而正如中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外国的中国文学经典一样，外国的文学经典并没有都成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而一些非经典的外国文学却在中国渐渐成为经典，并成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的代表。

    “生活的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初到文革前

    以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为肇始，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俄现代作家的代表作品被大量引进中国，这直接催生了解放区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当时的政治上一边倒相适应，视文学为“生活的教科书”的苏联当代作家的作品成为引进的重点。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经典，在整整一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开始注意到东南欧国家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还是阿尔巴尼亚，都有不少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匈牙利的裴多斐、保加利亚波特夫的作品都被介绍过来；在现当代的作家中，如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对中国读者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将“政治性”放在第一位，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教育人民的思想武器，被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压抑了文学自身的空间，牺牲了对文学的丰富解读，文学的审美特征和作家的创作自由度相对而言遭到了削弱。

    经典阅读演变为流行阅读——20世纪80代初到90年代末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国文学成为禁区，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为引进、译介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打开禁门，很快便与60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时期遥相呼应，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接受外国文学的又一个高潮。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国的读者越来越快地知道国外图书市场的状态，思想解放的深入也使得外国文学的引进进入了新中国以来最宽松、最自由、最繁荣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读者因而更能以一种平常、豁达的心态看待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无论引进的作品来自哪个国家，也无论这个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进步”，也无论这个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否占据经典地位，经典阅读也因此逐渐演变为流行阅读。从整体趋势来看，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备受批判和排斥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通俗文学在新时期都得到了译介，世界经典名著的翻译呈丛书化、系列化出版。从作家个体来看，虽然经典作家的影响依然强烈，但是新时期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接受的现代性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在西方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异军突起的当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大规模涌入中国。由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和董衡巽、郑克鲁先生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丛书，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日本、印度等国属于现代派文学范围的各大流派、优秀作品几乎一网收尽，对过去几十年里阅读习惯一直停留在古典欧美传统文学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内，并以此作为文学创作参照系的中国读者来说，不啻是打开了一道神秘的门。几乎与此同时，以1983年翻译出版的《百年孤独》为标志，当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极大地激发了中国读者热情，从1984年到1994年，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如《这个世界的王国》《总统先生》《玉米人》《幽灵之家》又相继翻译出版，在中国读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且直接催生了中国本土作家寻根文学的勃兴，给读者带来新颖而强烈的阅读感受。

    全球同步阅读时代的来临——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已然紧缩成一个“村落”，流行阅读进一步演变成了全球同步阅读。一些最流行最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一出来，马上就会有中文译本，有的甚至还是全球同步发售。很多作品因为上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畅销书排行榜，很快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时尚。罗琳笔下会魔法的小男孩“哈利·波特”不仅创造了世界出版史上的神话，也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达·芬奇密码》以8000万册发行量笑傲畅销书排行榜时，它也成了中国读者的最爱；而《追风筝的人》在风靡全球的同时也席卷了中国各大畅销书榜。

    图书市场能够带来最大化效益的，是那些不时而现的顶级畅销书，引进外国文学也不例外。这些作品，或是开风气之先，比如《魔戒》三部曲之于魔幻小说；或是契合了当下人们的普遍心理需求，比如《暮光之城》系列之于物欲横流时代人们对于纯爱的渴求；《窗边的小豆豆》不仅带给全世界几千万读者无数的笑声和感动，而且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样的选题一旦操作成功，在给所在单位带来滚滚财源的同时，还会极大提升出版社的品牌效应和市场占有份额，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除畅销书外，一些现当代外国文学经典也在这一时期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这些作品艺术性、思想性都很强，尤其在语言表达、审美情趣、思考方式上，更贴近今天的社会，富有时代气息。《廊桥遗梦》，一个唯美的经典爱情故事，触动了中年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与情感平衡观念；《挪威的森林》，关于青春岁月里的忧伤、凄美、成长、诗意而为众多青少年读者所追捧；杜拉斯的《情人·乌发碧眼》以其浓郁的东方情结、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点、鲜明的个人风格、超现实主义的自传体写作手法而受到读者的喜爱；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的米兰·昆德则以其融文史哲为一体的当代思辨性型新小说，成为改变中国当代写作方向和策略的西方作家之一，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句经典的翻译也广为人们所引用与言说。

    总体而言，能够获得良好市场反响的外国文学作品必定有着新颖独特的一面，能够契合当下的阅读热点，具备一定的时尚因素，能反映可以引起共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人生。相对于超级畅销书的引进，颇有人气的欧美类型小说，特别是推理、惊悚、魔幻、历史和都市女性主体小说，也日渐进入中国出版人视野，多家出版社在相关题材上已经取得可观成绩。英国老牌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美国的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日本推理和惊悚作家东野圭吾和京极夏彦，都有相应作品翻译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因为电影改编并且获得奥斯卡奖的小说，比如《冷山》《朗读者》《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因为媒体的反复报道，在短时间之内也吸引了不少读者的兴趣。

    引进外国文学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选择，图书零售市场的规模得以扩大；同时也弥补了某些文学图书类别原创的不足，开启了诸多颇有潜力的细分市场。国内出版社在引进文本的同时，也将国外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营销手段引入，从而提升了书业的整体营销水平，促进了出版产业的国际化。优秀外国文学的引进也带动了本土作者的创作，出版社在选题策划上更加贴近读者和市场。

    但是，引进外国文学一味地追逐时尚，片面强调市场导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些负面的效果，有些引进外国文学面临水土不服。为了得到某一炙手可热的图书版权，国内有些出版社一拥而上，甚至不惜哄抬报价，从而导致行业内的恶性竞争；而对于那些已进入公共版权而又畅销的作品，往往多种版本重复出版；国外有许多高水平的文学奖项，而国内读者关注的，似乎只有诺贝尔文学奖一项；另外，英美等西方国家引进居多，而其他国家名家名作则少有人问津。

    走向世界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未来展望

    从机遇上说，全球化时代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使我们能够超越本民族文学狭小的空间和本民族文学史的限制，把全世界文学作为参照，打破故步自封、自我欣赏、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民族心理，吸收和借鉴各个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同时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提供了机会。这里所提到的世界文学概念，是由世界文学巨匠歌德于1827年初在同爱克曼谈到对中国文学的印象之后首先提出的。歌德强调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各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长处，不能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而应当通过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的交流、学习与对话，促使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歌德的这一见解，反映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这个人类文学活动发展的总趋向。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是促进文学全球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各民族文学一经形成，不仅是自己民族的，更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优秀的民族文学常常能突破时代、民族、阶级的界限，表现世界范围内人们某种普遍的思想感情，表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有人的“共同美”。因而追求文学的世界性不是为了丧失民族性，加强民族性也不是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应站到更广阔的层次上创造文学，文学实质的创作，必然是既保持了民族的独创性，又获得了文学的世界意义。因此，在世界文学形成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学之间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发扬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保留自己的特色，使世界文学更加五彩缤纷、绚丽夺目。正所谓“越是个性的，就越是共性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作者单位：接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