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立法视域下对阅读推广专业化的思考

【摘 要】 全民阅读立法工作的启动，为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发展建构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使各种力量向阅读推广领域融合，推动阅读推广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以促进阅读、培养大众阅读习惯为目标的新型产业链条。这种变革正在重构出版产业的外部网络关系和内部结构，推动出版产业的供给侧改革。然而，目前我国阅读推广的专业化进程只是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构建更为明朗、多层次的阅读立法体系。
【关 键 词】全民阅读；阅读立法；阅读推广专业化；出版；供给侧改革
【作者单位】张文彦，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博士后工作站。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2.001
1978年至2018年，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读书先后两次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的热潮：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读书热”，“书荒”结束，出版、教育事业开始恢复，在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开始重解读书的价值；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后，读书作为精神、文化重建的象征意义开始消解，真正融入日常生活中。随着新兴媒体的次第登场，受众的注意力日益被瓜分，兼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效率”“成效”这些衡量价值的鲜明标尺，在社会舆论中，读书也曾被蒙上“无用”的面纱。这些都在客观上频频激发出倡导读书的呼声。这些呼吁和倡导活动来自政府机关、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机构，但往往是纵向依附各个組织内部，而缺少广泛的传播力、自觉的生命力和不断生长的系统性。21世纪后，全民阅读经媒体传播扩散，迅速被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之中，新闻出版、公共图书馆、教育行业的专业主体地位开始突显。2013年全民阅读立法工作的启动，在增进全社会全民阅读氛围的同时，也构建起一些相对优越的区域性全民阅读环境，促进了阅读推广各类相关力量、元素的融合，加速了阅读推广多元主体的专业化进程，并以阅读为链条重构相关的产业结构。本文将详述阅读立法所带来的变化，并在此大背景下，结合出版产业的侧供给改革趋势，研究全民阅读推动其进行的结构性变革。
一、全民阅读立法：融合的力量
从我国悠久的倡导读书的传统到“八十年代读书热”，都未形成今天全民阅读促进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阅读推广的专业化。这种发展趋势，需要全国各地阅读立法推动观念和行为的融合，推动源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需求等多方面互相交错的力量，从而为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土壤。
1.立法文本的综合解读
综合解读是对我国目前中央和地方各种阅读立法文本的一个系统性分析。2018年，我国全民阅读立法工作已走到第六个年头，已公布的文本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所发布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以及由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修改形成的，从立法角度而论，后者更为成熟、精要，可操作性也更强。但单纯从研究角度来看，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本正文有4829字，国务院法制办版本正文有2598字，所调整、删减掉的部分，是经过立法、新闻出版、阅读推广、图书馆、教育等多领域的专家、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反复推敲、斟酌、征求各方意见而成，亦是对全民阅读各类实践的总结，因此对研究者和阅读推广者而言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国家立法，地方先行，我国目前已有六省三市实现了全民阅读地方立法（如表1所示）。这九部法规分为“决定”“条例”“办法”三大类型，文本详略不同，各具地方特色，但总体思路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一脉相承。共同的原则性思路包括均等普惠、儿童优先、重点群体保障、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等原则，主体内容包括对倡导阅读、阅读活动、阅读内容、推广主体、机制建设等方面的规范，以此增强地区的阅读氛围，保障公民阅读权利。
另有上海市、福建省、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徽省、广东省公布了各自正在立法进程中的全民阅读法规名称，北京市、云南省、陕西省、重庆市、湖南省等则表示已经开始实施全民阅读立法相关工作。此外，还有一些重视全民阅读的地区，由政府制定公布有关全民阅读的工作规划、实施意见，比如《福建省全民阅读2017—2020年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浙江的意见》《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烟台”的实施意见》等。2018年，由于中央机构调整，地方立法的速度开始放缓。
立法是对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从这九部地方法规文本来看，凡内容越丰富精细、条文越具体明确的，该地区全民阅读事业就相对发达，社会关注度就越高，各界也就更易对全民阅读达成共识，来自党政部门的积极影响就越大。由此为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优异的政治环境、产业环境、舆论环境和市场环境，推动各种元素的融合聚集，这个地区专职于阅读推广的组织或个体就会越多。
2.立法推进阅读推广的融合
相对于“读书”这个更具有私人旨趣的词汇，“全民阅读”则具有一种公共文化属性，与该概念有关的“阅读节”“全民读书”“国民阅读”等系列词语，以及写入党和政府大政方针中的“全民科普”“全民教育”等词语，都包含提高民族素养的美好愿景。由此便可理解为何全民阅读从概念出现到法制化进程，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政府主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力量首先主导了观念的融合，进而推进实践的融合。
在立法开始之前，全民阅读由图书馆、出版机构、传媒机构、教育机构等分而行之，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领域里，阅读推广的施展空间有限，服务对象有限，得到的人、财、力支持有限，科研理论的支撑更是薄弱。因此，无论在哪个体系里，阅读推广的专业性发展速度都比较缓慢，影响力有限，很少出现成功的全职工作者，即使有，也是在缺少经费支持、缺少社会认同的情况下勉力支撑，比如南方分级阅读、第二书房等。这些阅读推广的活动、个体、组织呈现一种无序的离散状态。
中央和地方全民阅读法规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不断打破界限、谋求共识的过程。在法规文本的制定过程中，通过对现实情况的考察，我们很快认识到，这不是依靠公共图书馆或者新闻出版的单独体系就能做好的，亦不是只靠现有力量就能实现的。而立法文本的通过，则必须征求出版、教育、文化、财政等多个部门的同意，阅读立法首先要推动观念上的融合。
正如前文所提，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具有共同的原则，需要互相交流借鉴，全民阅读工作也因此形成了以立法文本为纽带的融合发展格局。这种融合的动向，首先表现在全民阅读活动层面。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總局曾大力推动“书香中国”品牌的建设，将各地各类阅读活动、书展、书博会等统领起来，并委派各司局干部出席各地活动，比如“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上海”等。这种系统的品牌化建设，为培育社会各类阅读推广力量形成了场域，促进了观念的碰撞和融合。
于是，阅读推广松散的多元主体，从出版、传媒、图书馆、教育、社会组织等领域开始聚集起来，有意识地相互合作。立法所推动的不仅是活动，还推动了专业化程度要求更高的居民阅读调查、阅读指数研究、阅读空间营造、面向不同人群的阅读项目建设、优质阅读内容推荐、分级阅读。这些版块逐步充实起一个实在的全民阅读事业，在政策、新媒体技术的激发下，阅读推广的各种力量从合作开始实现实质性的融合。尤其是江苏、湖北、深圳等地方全民阅读法规的出台，进一步构建出区域性的融合空间和融合平台，重构阅读推广主体之间的网络关系，客观上也消解了相关专业的旧有壁垒，在新的阅读推广领域，不再存在全民阅读所谓的“主阵地”，取而代之的是多元主体。
二、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发展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专职阅读推广人或组织开始以阅读服务为主业。这些人或组织是在一条“阅读服务链”或“产业链”之上的，即一条贯通了阅读的内容策划生产、读物宣传推广、平台或场所营建维护、活动组织开展乃至理论研究的崭新链条，从而培育了阅读推广的专业化。
阅读推广正在成为一个职业，我国社会已经出现初具规模的专业阅读推广工作者，以及与这项职业相配套的阅读推广知识、培训、资格认定和组织规则。当然，我国阅读推广的专业化进程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我国社会学学者赵康在对西方专业社会学理论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判断一个充分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包括“一个正式的全日制职业”“拥有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拥有一个包含着深奥知识和技能的科学知识体系，以及传授/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完善的教育与训练机制”“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获得国家特许的市场保护”“具有高度自治的特点”[1]。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阅读推广迅速成长，所萌发出来的特征虽距离任何一条标准都相差甚远，但又能归类于这六条标准所描述的范畴之中。其中，阅读推广的职业化在诸特征的发展中最迅速、最明显，可从几类人员的专业化发展进行分述。
1.行政人员的专业化
全民阅读法规、文件的出台，其前提条件是行政人员全民阅读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指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市级文广新行政部门有专门负责全民阅读的部门或人员。这些行政工作人员在面对这片全新的工作领域时，尤其是面对组织起草法规、规划等重要文件，规划全民阅读相关工程项目时，必须不断调研、钻研、互相交流借鉴，由此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这在客观上督促了工作者不断加深对全民阅读价值的认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突出者如徐同亮，2014年至2018年，他在《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等学术期刊上以全民阅读为主题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2.相关行业人员的专业化
在图书馆、出版发行、传媒、教育等系统组织内部，阅读推广亦开始得到更多的资源和重视，开始能够实现专职化，进而成为行业的新分支。典型的从组织内部成长起来的阅读推广职能部门或专职员工有：人民出版社读书会、设在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的深圳市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明天出版社的阅读推广人沙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研究馆员王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贺超、南京亲近母语研究院在全国中小学教育系统内所培养的“点灯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在全国图书馆系统培养的阅读推广人等。阅读推广专职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阅读推广培训及教材的出现，比如王余光教授和徐雁教授分别主编的阅读推广系列教材。
这种组织体系内部的阅读推广专业化，不仅是行业内部分工衍生和细化出来的新事物，更是对组织结构、功能重构的开始。如对图书馆而言，阅读推广帮助其从阅读的场所向阅读的平台转型，推动图书馆员从书籍的管理者向阅读服务者转型。对中小学而言，阅读教学从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版块发展成为全科阅读、教育主轴。
3.社会力量的专业化
立法工作启动之后，尤其是立法进程中的重大成果——《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的颁布，其中对阅读推广人、阅读推广机构、全民阅读促进协会等方面的具体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更多阅读推广社会力量的觉醒。2017年，长期在山东省龙口市组织读书雅集活动的律师魏加财告诉笔者，他获知“十三五”规划颁布后，仔细阅读全文，看到“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中“全民阅读促进协会”这一部分时十分欣喜，他立即到政府部门申请成立龙口市全民阅读推广协会并担任会长。
阅读推广社会力量的发展极为迅速，但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在全民阅读发达的地区，已产生一批专职（全日制）的阅读推广人和组织，比如深圳的后院读书会及其创始人王绍培，北京阅读推广人李一慢、石恢，南京的嘤鸣读书会及其创始人赵健等。日益频繁的全民阅读活动以及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帮助这些著名的阅读推广人建立了辐射广泛的阅读推广网络，树立起职业的权威性。各地政府亦在有意地发现、培养基层的阅读推广人，比如农家书屋管理员、社区图书室管理员、志愿者组织等，通过开展公益培训、讲座等方式，增强其阅读推广的专业性，进而提高阅读服务的效率。
如今，阅读作为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成为越来越多个体生活的组成部分。由此，全民阅读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比如民政系统、工会组织、妇联、少先队、共青团、培训机构乃至餐饮行业。总体而言，阅读推广仍然处于专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阅读推广对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社会活动能力、服务水平等要求极高，但现实准入门槛还没有建成，没有形成公认的职业道德伦理。这是亟待政府关注的现实问题，希望能以阅读立法为契机，推动阅读专业化的良性发展。
三、从供给侧改革看出版产业的阅读推广
在全民阅读立法、规划等重大政策的引导下，全民阅读获得了资本的关注，资本的进入加速了传统读书行为、纸质载体的阅读内容产业与新传播技术的结合，从而出现了知识付费、听书等新业态，这些新业态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再以出售物质化的阅读产品为最终目标，而是更加直接地面对受众的阅读需求，开展多元服务，这推动了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落地。
回顾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生活》周刊及生活书店就曾以“竭诚为读者服务”为本，并专门成立独立于采编部门之外的读者服务部，为读者提供更加便捷、更加个性化的书报刊传送服务，以及药品、商品代购等多种服务，并借此形成有别于上海其他出版机构的品牌价值。这种服务意识延续到1949年之后，内化到出版业的社会效益之中，成为我国出版业一种独特品格。然而，随着出版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在图书的流通路线中，出版工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印刷、仓储、发行、批发零售、采购等多重环节，存在时间和空间的间隔，“为读者服务”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一个抽象概念或者是一种工程取向。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下，出版工作者尝试直接面向读者进行阅读推广活动、个性化阅读服务，从而使“为读者服务”再次从抽象概念延伸到具体行动之中，与读书人所推崇的阅读价值观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图书的作者、编辑出版者、读者所共同信奉的价值伦理，进而形成相应的阅读推广场域。
儿童阅读推广界特别容易形成这种场域——以知名阅读推广人、“点灯人”、阅读推广“大咖”为枢纽，形成以出版、教育、家庭的力量互相交错的场域，虽然其中也存在出版商业诉求，但这种诉求与阅读推广的服务精神是“双效合一”的。在成年人的阅读推广领域，“为读者服务”的口号也越来越突显。声称“年入过亿，社群上千”的樊登读书会，其创始人樊登在宣传视频中表示自己创办樊登读书会的初衷在于，“它是来自我想帮助身边的人，因为我看到身边的很多学生、朋友、同事没有读书的习惯……我就是一个普通人，爱读书，也喜欢分享，好为人师，把这个好为人师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给这么多的人讲书，而且大家还愿意听，我心里充满感激”。
出版业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发展，亦离不開全球出版产业转型的大背景。在2017年举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学术年会暨“媒介融合时代的编辑出版学与出版业”论坛上，方卿教授在介绍国外出版业发展动向时提出，出版业不再是单纯的工业或制造业，而是服务业；出版业不再单纯地生产产品，更主要的是提供服务。笔者在参与全民阅读立法工作时，曾试图提炼“阅读服务业”这个产业概念，这个概念相对于出版业、内容产业等传统概念，其以下特征将更为鲜明。一是对受众阅读需求的认知判断会更为精准化。二是阅读产品既包括文本，又包括与文本配套或独立的阅读服务。三是将重新塑造编辑、印刷、发行人员的专业素养——对阅读价值的认同、自身的阅读素养及阅读推广能力。四是阅读内容从生产者向受众传播的中间环节将被大大简化。五是出版机构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联系将更为和谐统一。六是与全民阅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衔接融合更为科学合理，目标更趋一致。七是因与脑科学、可视化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从而实现出版业技术的重大革新，或许我们将从竹木简牍、笔墨纸砚、铅与火、光与电的时代，向推动人类认知革命的时代飞跃。
总体而言，这些特征将共同塑造一种以阅读为核心的新型市场供需关系，有助于塑造一种以挖掘大众阅读潜力、培养读者的新型产业链条，阅读服务能力也将成为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这有助于打破其他因素所累积形成的旧有行业壁垒和规则，激发市场需求对资源配置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阅读推广所引发的出版企业内部结构的变革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恰恰能够有效地解决出版产业供给侧改革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集中体现为高库存、有效供应不足、供给脱节等[2]。
然而，相对于社会力量阅读推广专业化的高速发展，出版体系内的专业自觉是相对迟钝的，短期的经济效益、资源垄断的优势地位、编辑出版工作的高强度，都限制了出版企业的内部变革，全民阅读、阅读推广更多被视为一种工具，而较少被纳入理性层面。这种相对落后，也为得到、知乎、喜马拉雅FM、樊登读书会等新型知识付费企业留下了生存空间，从而构建起更为复杂多元的阅读推广市场主体。我们期待更为明朗、健全、多层次的全民阅读政策法规体系，这有助于建立良性竞争的全民阅读生态系统，实现阅读产业与公共阅读服务的互相促进，共同建立阅读大国、阅读强国。
参考文献
[1]赵康. 专业、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一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0（5）：30-39.
[2]金一超. 促进全民阅读之路径探索——以供给侧改革为重点[J]. 中国出版，2017（8）：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