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广播电视研究的十个关键词（下）
王哲平 王凌羽
（接上期）
广电传媒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的概念，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体系，提高供给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广播电视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供给侧改革遂成广电传媒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研究者指出，广电业是比较典型的供需结构失衡的经济领域，不论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等内容生产端，还是频道、频率、网络等播出端，都呈比较严重的结构性过剩状态。{1}在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的环境下，传统媒体依托单一媒介形态进行的内容生产，造成了精品内容的需求供给不足，而同质化产品生产过剩的局面。如何优化广电的供给结构和形式，把握传媒产业的革新和升级，进行一场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成为广电传媒亟待解决的议题。
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坚持以受众需求为导向。因为受众摒弃的只是不能满足需求的信息内容的生产方式和产品形态，并非信息本身。优化信息内容产品的供给结构，淘汰落后的媒体信息产能才是广播电视媒体未来的出路。{2}还有研究者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传统媒体供给侧改革路径的确定除了关注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外，还应关注新媒体的三个核心特点，即移动、社交和自媒体。因为传统媒体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在借用新媒体渠道时以内容供给侧改革为抓手，做好价值补偿改革和管理改革，最终形成以构建评价系统、创建价值实现路径、提供分析结果为核心的媒体内容供给侧改革路径。{3}应对媒介格局的演变，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成为广电传媒发展的新常态。
在这一过程中，广电传媒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也牵动着研究者的思考。在新闻内容方面，当前新闻信息过剩而受众注意力有限，新闻传播进入“受方”市场，有研究者从创新改革新闻内容生产理念角度，提出要充分认识和尊重受众的主体地位，改变高高在上的说教式姿态，以对话交流讨论的方式进行新闻信息的生产传播，构建有效灵敏的信息交流反馈机制，在互动中服务，在服务中引导。{4}在城市广播电视台发展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广电运营的“马太效应”日益凸显，强势媒体占据大量优质资源，城市台竞争力越来越弱，有研究者认为，这不仅是客观条件的影响，归根到底，是体制机制的制约。因此，城市台的供给侧改革需要改革传统的采集模式、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加强顶层设计，引入市场机制，在队伍管理、节目生产、广告营销、产业发展、内部管理各个方面，建立与现代传媒相适应的运行与管理机制。{5}
融合发展
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传播模式是否会被颠覆和重构？如今答案已十分清晰。纵观2016年广播电视研究的热点话题，无论是媒介技术的革新，还是广电内容的创新，几乎无一不与融合发展密切相关。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央媒体时再次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6}
面对《人民日报》打造“中央厨房”模式、各省市建立“融媒體中心”等业界进行的融合发展新实践，学界对融合发展也有了新思考。有研究者洞察到了融合发展进行到现阶段所遭遇的瓶颈，这一方面是由于媒体的融合路径选择各自为战，未能适应不同媒体的传播特点与发展规律，从而导致各媒体定位模糊、内容交叉繁杂、用户体验不好；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整体产业结构布局，导致了行业利益纠纷、盈利模式不清、缺乏可持续发展性等问题。{7}还有研究者发现，除了传统媒体自身路径选择问题，在融合发展中，内容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竞争的白热化，尤其是平台和社群的兴起，对媒体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也构成了严峻挑战。由此，研究者提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前提是与平台、社群相融合。传统媒体市场重建、组织再造和资本、技术要素的运用，都应着眼于将平台和社群的思想融入自己的血脉。{8}
电视与平台和社群的融合是目前融合发展研究的关注重点。有研究者认为，电视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电视”不再是归属于特定机构的相对独立的一种媒介，而是被看成一种与其他媒介（互联网、手机）及各种文化场所（体育馆、歌舞剧院）有着复杂关系的关联体。{9}因此电视可以从“提供内容”转向“提供服务”，连接不同平台的用户，激活他们之间的关系认知，让他们有更好的互动方式，从而对相应的内容话题进行讨论和引领，分享与传播精品内容。还有研究者探讨了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融合的可能性，并提出要实现传统电视媒体的转型发展，就必须实现电视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内容、渠道和平台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将社交元素融入到电视节目创意策划、生产制作和编排播出的每一个环节。{10}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本质是竞合关系，既互相争夺用户，又能利用彼此的优势辅助内容生产。有研究者通过对天猫“双十一”晚会的案例分析，讨论了媒介融合的新思路，即基于大致相同的受众群，通过仪式的实现与分享，电视与网络打通多个场域共同满足受众的多种需求，从而实现双赢。{11}当打通了电视与社交网络平台时，媒介的融合不仅体现在技术的融合、内容的融合，也体现在受众的融合、用户感受与经验分享的融合。
专家指出，从融合新生态来看，新型信息平台是唯一方向。广电媒体有三大战略方向，第一个是视频大型信息平台方向，就是大型的视频信息处理平台；第二个是智能终端信息平台方向，其中如何把电视机变成新的信息终端是关键；第三个是网络信息平台方向，利用有线和卫星网络，发展视频大型信息平台。{12}
此外，还有研究者从虚拟化叙事角度对多种形式的融合新闻产品进行了探析，认为VR新闻、新闻游戏、“动新闻”、数据新闻、虚拟网红IP等融合新闻产品，对新闻内容生产产生了深刻影响，但研究者也对此持审慎态度，因为这同时也带来了情绪化、娱乐化、群氓化等负面效应。{13}
讲好中国故事
面对世界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已经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问题。对新闻传媒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要有声音，而且得有人听、能听得懂”。找准传播对象，分清对象传播，将中国故事根据不同对象的需求包装成不同风格，是最基本的传播逻辑。{14}
广播电视节目不只是信息传递或娱乐等单一的传播功能，它还追求主流价值的展示与融汇，以实现主流媒体所肩负的使命与职责。{15}有研究者认为，讲好中国故事，无论是同一语境的对内传播，还是跨文化的对外传播，都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一个是怎样讲中国故事。{16}广播电视是讲好故事和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在跨文化传播中，首先要选好中国故事，精心选择不同文化主体、政治体系之间能够达成互惠性理解、包容性接纳的故事，在人性、人道、人权、人爱等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下，实现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17}
其次，要用“情感共振”的故事创新传播话语体系。{18}“让故事来讲理，让事实来说话，让事例来说明”。{19}中央电视台2016年清明前后策划的“家国清明”主题报道，成功之处在于创作者没有使用烈士宣传的传统形式，而是通过“重读抗战家书”“墓志铭”“说吧小亭子”等生活化、故事化的细节设置，“从大众情感的最深层寻找传播点、共鸣点”，引出了“热爱祖国、缅怀先烈、祭奠亲人”等一系列庄严厚重的议题，感动在先，宣传在后，有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
当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有研究者指出，互联网时代全球信息传播体系的构建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仍处于不平等、不均衡的状态；另一方面，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更为凸显，强烈的军事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正在消减。{21}有研究者结合时代特征富有远见地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再也无法用国土的疆界来清晰划分，传统的“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的外宣理念应该被更具互联网思维的“内外一体”的全球传播理念所取代。{22}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对外树立好中国形象，还要注重发挥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联动效应。在大众媒介高度发达和互联网媒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国内传播的主体性作用如何发挥？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深度变革和快速变化中，价值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样，要想讲好当今的中国故事，主流媒体必须承担起讲好中国故事的媒介職能和社会责任，抓住引导舆论、服务发展、传播价值等核心职责，才能完成描绘当今中国改革发展的宏大叙事。{23}
公益节目创新
传媒的公共性是指传媒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逻辑实践，公共性是传媒的本质属性。传媒公共性的缺失与公共性传媒的缺位，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传媒危机。受市场经济发展逻辑的强力驱动，当下广电领域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受泛娱乐化作用力的影响，明星综艺节目和热播剧扎堆涌现，传统公益节目不断被边缘化。令人欣慰的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限娱令”之后，“公益+娱乐”的形式逐渐成为一种节目创新趋势。2016年4月3日，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第二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掀起了公益节目创新的讨论热潮。
大众传媒受到社会和公众委托而享有对于稀缺公共传播资源的支配和使用特权，促进公众利益、增进公众福祉是其天然的责任和义务。有研究者通过对《等着我》的案例分析，指出《等着我》作为一档公益节目，之所以从众多节目中成功突围，与其节目立意和形式创新密不可分。在立意上，该节目选题有温度更有深度，在围绕公益寻人的主题基础上，着重展示人性的真善美，并通过家国主题的寻人故事，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式上，该节目开创性地打造了国内首个全媒体公益寻人平台，通过爱心交互平台的全面搭建，深度拓展了节目的社会效益与公益价值。{24}如果公益节目没有一定的收视率支撑，节目无人问津，其教化价值也就无从谈起。{25}而创新是电视永恒的话题。从传统媒体的特点来看，电视媒体最离不开创新，电视观众最“喜新厌旧”，电视技术更新换代最迅速，一成不变是电视最大的敌人。{26}由此可见，公益节目要做到在“去娱乐化”的同时又不失看点，坚守品牌的同时突破创新，应该在节目内容设计上，将节目和服务的主体置于普通百姓中，将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内容创作中，而不是盲目追逐市场热点，过度依赖明星提高收视率，从而导致原创力下降，特色缺失。
不过，“公益+娱乐”这一形式并非都是叫好之声，有研究者认为，其中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长久以来，我国电视节目存在把公益当装饰，以公益之名行娱乐之实，抑或为了公益而捏造故事、刻意煽情现象，不仅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更有甚者扭曲了公益在人们心中的概念。{27}这与电视机构的公共属性与商业利益存在一定矛盾有关。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公益类电视节目传达的应该是人与人直接互帮互助的美好情感，公众更加愿意看到真实的感情流露，而不是娱乐元素的泛滥。媒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应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理念，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资源优势，从宣扬真、善、美出发，把握公益慈善的实质，向社会传递真正的正能量。{28}
无人机航拍
无人机的出现与发展使得以往新闻生产过程中高风险和高成本的航拍趋于普及化，无人机新闻正逐渐成为新闻实践领域中的一种新模式，并不断地革新大场景报道新闻直播实况剪辑新闻专题片的创作模式。{29}
2016年10月，深圳广电集团正式成立了无人机工作室。随着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和操控性能的进一步优化，曾经成本高昂的直升机载人高空航拍技术走下神坛，而无人机航拍技术则凭借多维的视角和便捷的操作等优势，在广播电视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引发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关注。
在读图时代，视觉呈现效果在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有研究者认为，无人机航拍能够获取更独特的视角，更全面、动感的画面和视频，它的展现形式不仅创新了新闻表达，还省时省力高效，可以充分满足受众对新闻场景即视感的渴望。{30}此外，无人机航拍打破了新闻采访的空域限制，让原本不能轻易获得的全局图像轻松收入媒体的编辑库。{31}这不但表现在新闻采编和报道领域，在纪录片制作领域，有研究者大胆提出，任何一部纪实性电视作品，一经采用航拍手段进行创作，就注定了要被赋予史诗性的宏大基调。因为航拍运用到纪录片创作中，不仅是技术革新、视觉新体验和拍摄技巧的新探索，更是一种影像语言和美学意义上新的表达方式的尝试。{32}还有研究者对无人机应用的独特优势讨论更加具体，认为对记者而言，在天灾人祸和恶劣自然环境中，深入现场进行报道会面临很多危险，伤亡事件时有发生，而无人机为记者的人身安全增加了保障。{33}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无人机为构建传播新景观提供了充满想象的可能，但也带来了诸多隐忧，一些研究者对此并不乐观，这主要与现阶段无人机的不规范使用有关。一方面，无人机容易受到无线电、GPS和磁场等干扰，因此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在被干扰时容易失去控制，这对无人机周边的物体是一种威胁；另一方面，无人机作为相对新兴的事物，尚无严密的国家管理政策制度，在诸多民用领域，国内无人机面临着“适航认证没有统一标准”和“空域管理难以实施”等限制，其根源在于无人机飞行安全监管困难。{34}还有研究者从隐私角度提出了无人机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例如新一代无人机可以轻而易举地飞过栅栏、越过高墙，窥探千家万户的私生活，这引发了公众对无人机被滥用来实施追踪、骚扰和非法监视的忧虑。在媒体激烈竞争的形势下，也不排除一些无职业道德、无社会公德的记者使用无人机侵入私人领域偷拍明星私人生活。{35}显然，安全是无人机最重要的优先选择。尽管新技术的推广并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是，随着技术研发的日趋成熟和行业管理的规范化，无人机有望成为广播电视领域制作和播发内容的标配，为广电业带来更多新机遇。（全文完）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1}任陇婵：《破解广电供给侧改革难题》，《声屏世界》，2016（10）。
{2}廖望劭：《以受众需求为导向加大广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声屏世界》，2016（4）。
{3}胡沈明：《传统媒体内容供给侧改革的三条路径》，《新闻界》，2016（13）。
{4}徐明明：《新闻内容供给侧改革：广电媒体提升舆论引导力新路径》，《视听纵横》，2016（3）。
{5}胡舜文：《以供给侧改革思维补好城市台短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7）。
{6}人民网：《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02525/。
{7}王长瀟，李 爽，耿绍宝：《视频媒体会聚型融合平台的发展模式》，《当代传播》，2016（4）。
{8}嵇美云，支庭荣：《互联网环境下媒体融合的瓶颈及策略选择》，《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11）。
{9}黄 佩，陈甜甜：《电视“平台”：媒介融合的一种构想》，《中国电视》，2016（6）。
{10}陈 波：《从用户争夺到平台融合——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联姻的动因、可能及路径》，《中国电视》，2016（3）。
{11}许 静：《电视媒体与网络空间的融合：“双11”传播的仪式化》，《当代传播》，2016 （6）。
{12}赵子忠：《广电媒体融合发展的基本问题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10）。
{13}刘先根，彭培成：《融合新闻虚拟化叙事的话语范式探析》，《新闻战线》，2016（23）。
{14}郭 尧：《讲好中国故事 提高国际话语权——专访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胡正荣》，《国家治理》，2015（26）。
{15}钱 蔚：《坚持特质 讲好中国故事——央视综合频道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创新之路》，《中国记者》，2015（4）。
{16}{17}{23}苏仁先：《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选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2）。
{18}高晓虹，赵 晨：《“十三五”规划国际传播的立体化战略》，《对外传播》，2016（2）。
{19}文 秀：《习近平讲话的语言风格及特点》，《理论导报》，2014（1）。
{20}耿雪梅：《试析主动设置议题对舆论引领工作的意义》，《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12）。
{21}涂凌波，覃 思：《讲好中国故事的他国经验与本土创新》，《电视研究》，2016（10）。
{22}刘 滢：《“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目标、实现基础和实施路径》，《中国记者》，2016（8）。
{24}张国飞：《〈等着我〉栏目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创新创优探索》，《电视研究》，2016（7）。
{25}蒋丽君：《以音乐为载体的心灵帮扶——广西卫视〈美丽乡村音乐课堂〉的公益化探索》，《南方电视学刊》，2016（3）。
{26}胡占凡：《电视节目创新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7）。
{27}高贵武，张祥雨：《公共电视媒体的公益之道——央视〈等着我〉栏目的成功及启示》，《电视研究》，2016（9）。
{28}陈丽荣：《电视公益慈善栏目〈点行善〉的创新与发展》，《南方电视学刊》，2016（5）。
{29}邵 鹏，左 蒙：《无人机新闻与新闻教学中的创新探索》，《中国成人教育》，2016（18）。
{30}苏 媛：《探析无人驾驶航拍器在新闻产品中的应用》，《新闻战线》，2016（13）。
{31}宋新华：《新闻行业无人机应用探析》，《新闻采编》，2016（5）。
{32}梁自强：《论无人机航拍与纪录片的影像创意及美学探索》，《电视研究》，2016（11）。
{33}李 骏：《小型无人机：开启“俯视”新闻的新视角》，《传媒评论》，2016（6）。
{34}张思远，于娇娇：《无人机新闻的优劣势及发展分析》，《新媒体研究》，2016（14）。
{35}郑晓东：《“无人机+新闻”的冷思考》，《中国记者》，2016（7）。
（接上期）
广电传媒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的概念，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体系，提高供给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广播电视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供给侧改革遂成广电传媒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研究者指出，广电业是比较典型的供需结构失衡的经济领域，不论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等内容生产端，还是频道、频率、网络等播出端，都呈比较严重的结构性过剩状态。{1}在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的环境下，传统媒体依托单一媒介形态进行的内容生产，造成了精品内容的需求供给不足，而同质化产品生产过剩的局面。如何优化广电的供给结构和形式，把握传媒产业的革新和升级，进行一场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成为广电传媒亟待解决的议题。
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坚持以受众需求为导向。因为受众摒弃的只是不能满足需求的信息内容的生产方式和产品形态，并非信息本身。优化信息内容产品的供给结构，淘汰落后的媒体信息产能才是广播电视媒体未来的出路。{2}还有研究者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传统媒体供给侧改革路径的确定除了关注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外，还应关注新媒体的三个核心特点，即移动、社交和自媒体。因为传统媒体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在借用新媒体渠道时以内容供给侧改革为抓手，做好价值补偿改革和管理改革，最终形成以构建评价系统、创建价值实现路径、提供分析结果为核心的媒体内容供给侧改革路径。{3}应对媒介格局的演变，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成为广电传媒发展的新常态。
在这一过程中，广电传媒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也牵动着研究者的思考。在新闻内容方面，当前新闻信息过剩而受众注意力有限，新闻传播进入“受方”市场，有研究者从创新改革新闻内容生产理念角度，提出要充分认识和尊重受众的主体地位，改变高高在上的说教式姿态，以对话交流讨论的方式进行新闻信息的生产传播，构建有效灵敏的信息交流反馈机制，在互动中服务，在服务中引导。{4}在城市广播电视台发展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广电运营的“马太效应”日益凸显，强势媒体占据大量优质资源，城市台竞争力越来越弱，有研究者认为，这不仅是客观条件的影响，归根到底，是体制机制的制约。因此，城市台的供给侧改革需要改革传统的采集模式、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加强顶层设计，引入市场机制，在队伍管理、节目生产、广告营销、产业发展、内部管理各个方面，建立与现代传媒相适应的运行与管理机制。{5}
融合发展
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传播模式是否会被颠覆和重构？如今答案已十分清晰。纵观2016年广播电视研究的热点话题，无论是媒介技术的革新，还是广电内容的创新，几乎无一不与融合发展密切相关。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央媒体时再次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6}
面对《人民日报》打造“中央厨房”模式、各省市建立“融媒體中心”等业界进行的融合发展新实践，学界对融合发展也有了新思考。有研究者洞察到了融合发展进行到现阶段所遭遇的瓶颈，这一方面是由于媒体的融合路径选择各自为战，未能适应不同媒体的传播特点与发展规律，从而导致各媒体定位模糊、内容交叉繁杂、用户体验不好；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整体产业结构布局，导致了行业利益纠纷、盈利模式不清、缺乏可持续发展性等问题。{7}还有研究者发现，除了传统媒体自身路径选择问题，在融合发展中，内容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竞争的白热化，尤其是平台和社群的兴起，对媒体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也构成了严峻挑战。由此，研究者提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前提是与平台、社群相融合。传统媒体市场重建、组织再造和资本、技术要素的运用，都应着眼于将平台和社群的思想融入自己的血脉。{8}
电视与平台和社群的融合是目前融合发展研究的关注重点。有研究者认为，电视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电视”不再是归属于特定机构的相对独立的一种媒介，而是被看成一种与其他媒介（互联网、手机）及各种文化场所（体育馆、歌舞剧院）有着复杂关系的关联体。{9}因此电视可以从“提供内容”转向“提供服务”，连接不同平台的用户，激活他们之间的关系认知，让他们有更好的互动方式，从而对相应的内容话题进行讨论和引领，分享与传播精品内容。还有研究者探讨了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融合的可能性，并提出要实现传统电视媒体的转型发展，就必须实现电视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内容、渠道和平台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将社交元素融入到电视节目创意策划、生产制作和编排播出的每一个环节。{10}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本质是竞合关系，既互相争夺用户，又能利用彼此的优势辅助内容生产。有研究者通过对天猫“双十一”晚会的案例分析，讨论了媒介融合的新思路，即基于大致相同的受众群，通过仪式的实现与分享，电视与网络打通多个场域共同满足受众的多种需求，从而实现双赢。{11}当打通了电视与社交网络平台时，媒介的融合不仅体现在技术的融合、内容的融合，也体现在受众的融合、用户感受与经验分享的融合。
专家指出，从融合新生态来看，新型信息平台是唯一方向。广电媒体有三大战略方向，第一个是视频大型信息平台方向，就是大型的视频信息处理平台；第二个是智能终端信息平台方向，其中如何把电视机变成新的信息终端是关键；第三个是网络信息平台方向，利用有线和卫星网络，发展视频大型信息平台。{12}
此外，还有研究者从虚拟化叙事角度对多种形式的融合新闻产品进行了探析，认为VR新闻、新闻游戏、“动新闻”、数据新闻、虚拟网红IP等融合新闻产品，对新闻内容生产产生了深刻影响，但研究者也对此持审慎态度，因为这同时也带来了情绪化、娱乐化、群氓化等负面效应。{13}
讲好中国故事
面对世界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已经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问题。对新闻传媒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要有声音，而且得有人听、能听得懂”。找准传播对象，分清对象传播，将中国故事根据不同对象的需求包装成不同风格，是最基本的传播逻辑。{14}
广播电视节目不只是信息传递或娱乐等单一的传播功能，它还追求主流价值的展示与融汇，以实现主流媒体所肩负的使命与职责。{15}有研究者认为，讲好中国故事，无论是同一语境的对内传播，还是跨文化的对外传播，都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一个是怎样讲中国故事。{16}广播电视是讲好故事和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在跨文化传播中，首先要选好中国故事，精心选择不同文化主体、政治体系之间能够达成互惠性理解、包容性接纳的故事，在人性、人道、人权、人爱等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下，实现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17}
其次，要用“情感共振”的故事创新传播话语体系。{18}“让故事来讲理，让事实来说话，让事例来说明”。{19}中央电视台2016年清明前后策划的“家国清明”主题报道，成功之处在于创作者没有使用烈士宣传的传统形式，而是通过“重读抗战家书”“墓志铭”“说吧小亭子”等生活化、故事化的细节设置，“从大众情感的最深层寻找传播点、共鸣点”，引出了“热爱祖国、缅怀先烈、祭奠亲人”等一系列庄严厚重的议题，感动在先，宣传在后，有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
当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有研究者指出，互联网时代全球信息传播体系的构建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仍处于不平等、不均衡的状态；另一方面，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更为凸显，强烈的军事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正在消减。{21}有研究者结合时代特征富有远见地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再也无法用国土的疆界来清晰划分，传统的“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的外宣理念应该被更具互联网思维的“内外一体”的全球传播理念所取代。{22}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对外树立好中国形象，还要注重发挥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联动效应。在大众媒介高度发达和互联网媒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国内传播的主体性作用如何发挥？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深度变革和快速变化中，价值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样，要想讲好当今的中国故事，主流媒体必须承担起讲好中国故事的媒介職能和社会责任，抓住引导舆论、服务发展、传播价值等核心职责，才能完成描绘当今中国改革发展的宏大叙事。{23}
公益节目创新
传媒的公共性是指传媒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逻辑实践，公共性是传媒的本质属性。传媒公共性的缺失与公共性传媒的缺位，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传媒危机。受市场经济发展逻辑的强力驱动，当下广电领域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受泛娱乐化作用力的影响，明星综艺节目和热播剧扎堆涌现，传统公益节目不断被边缘化。令人欣慰的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限娱令”之后，“公益+娱乐”的形式逐渐成为一种节目创新趋势。2016年4月3日，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第二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掀起了公益节目创新的讨论热潮。
大众传媒受到社会和公众委托而享有对于稀缺公共传播资源的支配和使用特权，促进公众利益、增进公众福祉是其天然的责任和义务。有研究者通过对《等着我》的案例分析，指出《等着我》作为一档公益节目，之所以从众多节目中成功突围，与其节目立意和形式创新密不可分。在立意上，该节目选题有温度更有深度，在围绕公益寻人的主题基础上，着重展示人性的真善美，并通过家国主题的寻人故事，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式上，该节目开创性地打造了国内首个全媒体公益寻人平台，通过爱心交互平台的全面搭建，深度拓展了节目的社会效益与公益价值。{24}如果公益节目没有一定的收视率支撑，节目无人问津，其教化价值也就无从谈起。{25}而创新是电视永恒的话题。从传统媒体的特点来看，电视媒体最离不开创新，电视观众最“喜新厌旧”，电视技术更新换代最迅速，一成不变是电视最大的敌人。{26}由此可见，公益节目要做到在“去娱乐化”的同时又不失看点，坚守品牌的同时突破创新，应该在节目内容设计上，将节目和服务的主体置于普通百姓中，将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内容创作中，而不是盲目追逐市场热点，过度依赖明星提高收视率，从而导致原创力下降，特色缺失。
不过，“公益+娱乐”这一形式并非都是叫好之声，有研究者认为，其中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长久以来，我国电视节目存在把公益当装饰，以公益之名行娱乐之实，抑或为了公益而捏造故事、刻意煽情现象，不仅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更有甚者扭曲了公益在人们心中的概念。{27}这与电视机构的公共属性与商业利益存在一定矛盾有关。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公益类电视节目传达的应该是人与人直接互帮互助的美好情感，公众更加愿意看到真实的感情流露，而不是娱乐元素的泛滥。媒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应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理念，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资源优势，从宣扬真、善、美出发，把握公益慈善的实质，向社会传递真正的正能量。{28}
无人机航拍
无人机的出现与发展使得以往新闻生产过程中高风险和高成本的航拍趋于普及化，无人机新闻正逐渐成为新闻实践领域中的一种新模式，并不断地革新大场景报道新闻直播实况剪辑新闻专题片的创作模式。{29}
2016年10月，深圳广电集团正式成立了无人机工作室。随着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和操控性能的进一步优化，曾经成本高昂的直升机载人高空航拍技术走下神坛，而无人机航拍技术则凭借多维的视角和便捷的操作等优势，在广播电视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引发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关注。
在读图时代，视觉呈现效果在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有研究者认为，无人机航拍能够获取更独特的视角，更全面、动感的画面和视频，它的展现形式不仅创新了新闻表达，还省时省力高效，可以充分满足受众对新闻场景即视感的渴望。{30}此外，无人机航拍打破了新闻采访的空域限制，让原本不能轻易获得的全局图像轻松收入媒体的编辑库。{31}这不但表现在新闻采编和报道领域，在纪录片制作领域，有研究者大胆提出，任何一部纪实性电视作品，一经采用航拍手段进行创作，就注定了要被赋予史诗性的宏大基调。因为航拍运用到纪录片创作中，不仅是技术革新、视觉新体验和拍摄技巧的新探索，更是一种影像语言和美学意义上新的表达方式的尝试。{32}还有研究者对无人机应用的独特优势讨论更加具体，认为对记者而言，在天灾人祸和恶劣自然环境中，深入现场进行报道会面临很多危险，伤亡事件时有发生，而无人机为记者的人身安全增加了保障。{33}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无人机为构建传播新景观提供了充满想象的可能，但也带来了诸多隐忧，一些研究者对此并不乐观，这主要与现阶段无人机的不规范使用有关。一方面，无人机容易受到无线电、GPS和磁场等干扰，因此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在被干扰时容易失去控制，这对无人机周边的物体是一种威胁；另一方面，无人机作为相对新兴的事物，尚无严密的国家管理政策制度，在诸多民用领域，国内无人机面临着“适航认证没有统一标准”和“空域管理难以实施”等限制，其根源在于无人机飞行安全监管困难。{34}还有研究者从隐私角度提出了无人机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例如新一代无人机可以轻而易举地飞过栅栏、越过高墙，窥探千家万户的私生活，这引发了公众对无人机被滥用来实施追踪、骚扰和非法监视的忧虑。在媒体激烈竞争的形势下，也不排除一些无职业道德、无社会公德的记者使用无人机侵入私人领域偷拍明星私人生活。{35}显然，安全是无人机最重要的优先选择。尽管新技术的推广并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是，随着技术研发的日趋成熟和行业管理的规范化，无人机有望成为广播电视领域制作和播发内容的标配，为广电业带来更多新机遇。（全文完）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1}任陇婵：《破解广电供给侧改革难题》，《声屏世界》，2016（10）。
{2}廖望劭：《以受众需求为导向加大广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声屏世界》，2016（4）。
{3}胡沈明：《传统媒体内容供给侧改革的三条路径》，《新闻界》，2016（13）。
{4}徐明明：《新闻内容供给侧改革：广电媒体提升舆论引导力新路径》，《视听纵横》，2016（3）。
{5}胡舜文：《以供给侧改革思维补好城市台短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7）。
{6}人民网：《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02525/。
{7}王长瀟，李 爽，耿绍宝：《视频媒体会聚型融合平台的发展模式》，《当代传播》，2016（4）。
{8}嵇美云，支庭荣：《互联网环境下媒体融合的瓶颈及策略选择》，《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11）。
{9}黄 佩，陈甜甜：《电视“平台”：媒介融合的一种构想》，《中国电视》，2016（6）。
{10}陈 波：《从用户争夺到平台融合——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联姻的动因、可能及路径》，《中国电视》，2016（3）。
{11}许 静：《电视媒体与网络空间的融合：“双11”传播的仪式化》，《当代传播》，2016 （6）。
{12}赵子忠：《广电媒体融合发展的基本问题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10）。
{13}刘先根，彭培成：《融合新闻虚拟化叙事的话语范式探析》，《新闻战线》，2016（23）。
{14}郭 尧：《讲好中国故事 提高国际话语权——专访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胡正荣》，《国家治理》，2015（26）。
{15}钱 蔚：《坚持特质 讲好中国故事——央视综合频道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创新之路》，《中国记者》，2015（4）。
{16}{17}{23}苏仁先：《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选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2）。
{18}高晓虹，赵 晨：《“十三五”规划国际传播的立体化战略》，《对外传播》，2016（2）。
{19}文 秀：《习近平讲话的语言风格及特点》，《理论导报》，2014（1）。
{20}耿雪梅：《试析主动设置议题对舆论引领工作的意义》，《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12）。
{21}涂凌波，覃 思：《讲好中国故事的他国经验与本土创新》，《电视研究》，2016（10）。
{22}刘 滢：《“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目标、实现基础和实施路径》，《中国记者》，2016（8）。
{24}张国飞：《〈等着我〉栏目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创新创优探索》，《电视研究》，2016（7）。
{25}蒋丽君：《以音乐为载体的心灵帮扶——广西卫视〈美丽乡村音乐课堂〉的公益化探索》，《南方电视学刊》，2016（3）。
{26}胡占凡：《电视节目创新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7）。
{27}高贵武，张祥雨：《公共电视媒体的公益之道——央视〈等着我〉栏目的成功及启示》，《电视研究》，2016（9）。
{28}陈丽荣：《电视公益慈善栏目〈点行善〉的创新与发展》，《南方电视学刊》，2016（5）。
{29}邵 鹏，左 蒙：《无人机新闻与新闻教学中的创新探索》，《中国成人教育》，2016（18）。
{30}苏 媛：《探析无人驾驶航拍器在新闻产品中的应用》，《新闻战线》，2016（13）。
{31}宋新华：《新闻行业无人机应用探析》，《新闻采编》，2016（5）。
{32}梁自强：《论无人机航拍与纪录片的影像创意及美学探索》，《电视研究》，2016（11）。
{33}李 骏：《小型无人机：开启“俯视”新闻的新视角》，《传媒评论》，2016（6）。
{34}张思远，于娇娇：《无人机新闻的优劣势及发展分析》，《新媒体研究》，2016（14）。
{35}郑晓东：《“无人机+新闻”的冷思考》，《中国记者》，20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