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生态环境下媒体人“出走”原因探析
孙宝国+邴新花
摘要：伴随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与抗争，我国传统媒体的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与媒体相关的新概念走红媒体界，就连媒体人的“出走”都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那么，在如今的“新媒介生态环境”下媒体人究竟为何纷纷“出走”，本文从媒介生态环境的视角出发，从新媒体、传统媒体和媒体人自身等方面入手对媒体人“出走”的原因进行探讨。
关键词：媒介生态环境 媒体人 离职
当传统媒介生态环境被逐步改变，新媒介生态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的时候，媒体人于动荡中徘徊，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容身之所。其实，在坚守和离开的背后，是新的媒介生態环境给予了媒体人越来越多的选择。
一、新媒体崛起提供的新契机。随着近两年新旧媒体“媒介融合”的口号日益付诸实践，新媒体以互联网为依托为媒体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舞台。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为媒体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准入起点，媒体人所有的想法都可能付诸实践，如此一进一出，媒体人吸收互联网的资源，又将自身的想法通过互联网付诸实现。就像诸多离职的媒体人说的那样，新媒体就像被发现的新世界一样。以“新媒体+”为例，新媒体与诸多行业要素相加造就了各个行业的创业先锋，“新媒体+创业”造就了“黑马”，“新媒体+餐饮”造就了“餐饮行业内参”，“新媒体+新闻”成就了“澎湃新闻”，“新媒体+内容”成就了“逻辑思维”“道哥论道”“范言直谏”等一批自媒体，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甚至“新媒体+恶搞”成就类似于“papi酱”的网红。而网络时代关注度就是财富，前段时间“papi酱融资1200万”，“papi酱和逻辑思维的罗胖合作竞拍广告”，“papi酱的公众号估值三亿”等新闻刷爆了各个网站首页。如此看来，网红吸金能力可见一斑，更不用说其他“新媒体+”背后的财富价值了。所以说，互联网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和新媒体这样一个为资深媒体人量身打造的新去处，让身处传统媒体之中的媒体人不无心动。如果说媒体人还有新闻理想，那么“新媒体+”就能重燃他们新闻理想的火焰；如果说媒体人还想突破，那么多变的网络环境正是迎接他们自我突破的好去处；如果说媒体人想寻求安稳，那么在新媒体冲击下动荡的传统媒体必然让他们焦虑不已。总之，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契机，新媒体产业理想的薪酬、无限的创意、较低的准入门槛和灵活的机制，①媒介融合的大势所趋，种种要素的存在，无不像一块磁铁吸引着那些内心还尚存一息悸动的媒体人。
二、传统媒体衰落带来的焦虑。近几年常有人说“传统媒体的时代要结束了”，“传统媒体的末日要来了”等，不管这些言论是否言过其实，传统媒体曾经的主流地位面临挑战、传统媒体业绩下滑却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全国共出版报纸463.9亿份，同比下降3.8%；总印张1922.3亿印张，同比下降8.4%；全国共出版期刊31.0亿册，同比下降5.4%；总印张183.6亿印张，同比下降5.7%，除此之外全国报业集团中有17家营业利润出现亏损。②可以说进入2014年以来，不仅仅是报业，整个传媒行业都进入到了一个系统的崩盘期，全国各大报业集团中，曾经风行20多年的都市报系列首先开始裁员降薪，曾经六七百人的队伍最终只留下100人，而抗打击能力稍强的电视台，除了央视、湖南、浙江、东方卫视等少数几家之外，其他电视台的日子也不好过，很多电视台六七个月没有绩效奖已经司空见惯，而整个电视行业广告业绩的下滑也是有目共睹。与此同时，互联网广告份额却是直线上升，2015年首次超过了电视广告，估计2016年互联网广告份额将达到49.8%。传统媒体业绩的减少和互联网媒体市场份额的增加是发展趋势，新媒体的出现必然分化部分传统媒体的受众以实现自身的服务功能，这是新旧媒体交接的一个必然过程。而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的人才流失、受众流失、业绩下滑等现象都是必然的。变化的动荡必然让一部分媒体人尤其是老媒体人产生不安甚至焦虑，这些老媒体人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玩转”新媒体或者是转型后的传统媒体了，所以必然会担心自己的饭碗。稍微年轻一些又有些资历的媒体人，也就是那些最常出走的媒体人，既有能力迎接这个媒体转型时代的挑战，又对自身的职业生涯尚存憧憬，所以必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融入到媒体变革中。传统媒体中最年轻的一代，也就是没有多少资历的媒体人，一方面会因为传统媒体的动荡而恐慌，另一方面又因为新媒体的变数而不敢冒进，所以有人在传统媒体徘徊，有人选择放弃媒体这个动荡的行业离开，也有人冒然就闯进了新媒体的大潮却难以功成名就。
三、固有体制束缚导致的逃离。从传统媒体和部分门户网站的媒体人的“出走”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选择“出走”的那部分媒体人大多数都是“明星媒体人”或者是传统媒体里面精英层的媒体人，他们有着较高的知名度、较为广泛的社会资源，同样也有着对媒体这个行业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的出走，一部分原因是在网络化时代体制外资本回报渠道打通了，体制的优势打破了。在传统媒体的体制内，人事方面人员的流动性、专业技能的配置方式、人力资本投资回报通道等都成了掣肘，工作方面按部就班、上纲上线、遵规守则等都成了束缚。前几年就从央视离职的崔永元曾经说过，他在央视工作时候实际上是两个崔永元在打架，一个是体制中要服从命令的他必须做到尽善尽美，一个是本性的他疯狂原始人，③所以体制禁锢了他的本性的表达，他最终选择了做一个“话糙理不糙”的体制之外的人。张泉灵离职之后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我要跳出去的鱼缸，不是央视，不是体制，而是我已经在慢慢凝固的思维模式。”其实，从传统媒体中离职的很多知名媒体人都有同体制内工作者相比而言不错的待遇，那到底为何要主动离开，这就像央视戏曲原节目主持人白燕升说的那样：“表面上我是主动请辞，其实是迫不得已，没有谁怎么着谁了的矛盾，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对抗。”这种对抗就是人跟体制的对抗。以一个主持人来说，工作中你说什么怎么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是有规定的，甚至出了工作的环境你也没有谈笑嬉闹的自由，所以体制里面是没有自由的，自主报道和自由表达是不允许的，更不用说去施展自己的专长获得创新与创造的快感了。所以，当体制的束缚让这些资深媒体人的工作失去了生机变成了程式化的重复，他们的思维模式就像张泉灵所说的渐趋“凝固”，而恰恰这个时候新媒体的出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放弃原有的职业梦想，还能摆脱体制束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平台，他们必然会毅然决然的“逃离”体制。
四、收入对比落差引发的不安。除了上述几大因素之外，媒体人的收入也是影响媒体人去留的一大要素。众多媒体人的离开，与近年来一些传统媒体不景气、诸多媒体人自怨自艾以及现有收入无法满足他们的预期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在传统媒体的体制之内，任何一个媒体人熬得都是资历，当然能力越大、时间越长，资历就相应的越高。像2012年离职央视的马东曾经说过“在体制内工作，一级一级的往上升没什么不好，但我的性格不太合适……”④体制内的管理等级森严，工作分工明确，一般不会有破格升迁机会，相应的工资待遇也是一级一级的往上走的。这就是传统媒体的体制，稳定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这种稳定不一定适合所有体制内的人。尤其是现在，在新媒体的带动下，大批媒体人经营起了自己的自媒体而且经营的风生水起，单就一个网红的公众号就能估值几个亿，分分钟还能得到上千万的投资，更别提那些真正有内容的自媒体了。同这些新媒体大佬稍作比较之后，那些自认为资历较深且有一定社会资源的媒体人怎么能安心在体制内坚守着那点安稳的工资，逃出体制之后可能有高于现在多少倍的收入，有自由发挥自身资源的空间，有重拾新闻理想的可能，如此划算的放弃他们又何乐而不为？这是一种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不甘在作怪。也许就像白岩松说的，这些媒体人一开始选择传统媒体的时候，就知道这不是一个高薪的职业，也就是一开始他们就是为了新闻理想而不是为了物质财富，但是当他们的同行都有了比他们高的收入的时候，他们也有再次选择的权力，毕竟人往高处走，工资高也是高。
五、资源积累之后的综合利用。综观那些离职的媒体人，大多都是“媒体明星”或者媒体管理层的中坚力量，而年轻没有资历的或者年迈即将退休的为数不多。形成这种现象一方面的原因是刚入行的年轻人和即将退休的媒体“老人”都没有资本也没有必要去寻求动荡，因为一旦产生变动，年轻的可能刚到手的饭碗不保，媒体老人则可能丢掉战战兢兢捧了几十年的金饭碗。而剩下的那些人，既有精力去挑战一场动荡，也有资本去铺垫一条新的职业道路。从出走的这些“媒体明星”和中坚力量来看，他们出走的后盾相当强大，以至于前脚离职后脚就已经有了下家。首先，这些媒体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名气。像青音、张泉灵、郎永淳等央视的前主持，都是电视受众相当熟悉的面孔，而且各自也积累了不少的粉丝，即便是那些很少露脸的幕后中坚力量，像央视前制片人罗振宇、新华社前记者吴晓波等，虽然不算是明星脸，但在业内和懂行的受众之间有较高的知名度。这些媒体人在原来媒体的声望为他们创业或者改行后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人气。其次，这些名记、名嘴、金牌幕后人在原来媒体多年的工作经历为他们积累了强大的人脉，上到政治层、金融圈，下到平民百姓、基层官吏，可以说各行各业各社会层面没有他们进不去的圈子。所以有些媒体人从原来媒体离职之后自己创业的能很快拉来投资，另外择业的也很快成为了某些知名企业的高管，原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段暄离开央视就加入王思聪创立的香蕉体育出任CEO。最后，是媒体人的资历和洞见。这些出走的媒体人往往在原来的媒体有着不下十年的工龄，在所在行业稳扎稳打，基本都是自己从事的工作中的佼佼者，而且隔行如隔山，他们对自身所从事行业的认识定然比行业之外的那些人要深刻得多，经过在媒体行业多年的观察和实践，对这一行业独特的见解又成就了他们的另一种资源。这种资历和洞见使得他们无形中成为每一个新媒体崛起之后觊觎的对象，不仅仅是新媒体，还有一些知名企业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有了谈条件的资历又不缺不断抛来的橄榄枝，这些媒体人的离职可以谓之顺其自然。
現实社会中的媒体行业就像一座围城，有些人想进来，有些人想出去，还有些人穿梭在各个部落之间寻找最终的归宿。所以，传统媒体人无论是坚守还是出走都无可厚非，任何一个媒体人都有重新选择自己职业的权力，也有自由去选择实现自己传媒梦想的最佳途径。传统媒体不会因为这些媒体人的出走而一蹶不振，从此消亡，新媒体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到来而从此一手遮天，霸占传媒的江山。资深媒体人走走停停寻找着如何继续当初的传媒理想，而那些后来的媒体人也会义无反顾的为着那稚嫩的新闻理想而走进那些资深媒体人离开的媒体，从而让这些媒体注入新鲜的血液，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新媒介生态环境下获得重生。
（作者单位： 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长春理工大学）
注释：
①微博“谈天论道”：《媒体人纷纷离职为哪般》，2015年9月20日，光明网。
②余 茨：《“这段掐掉别播”：“报刊业全方位深度下滑”官方怎么看？》，2015年7月29日，记者论坛。
③④常 江，杨奇光：《断、舍、离：聚焦传统媒体人的“离职潮”》，《新闻界》，2015（20）。
摘要：伴随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与抗争，我国传统媒体的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与媒体相关的新概念走红媒体界，就连媒体人的“出走”都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那么，在如今的“新媒介生态环境”下媒体人究竟为何纷纷“出走”，本文从媒介生态环境的视角出发，从新媒体、传统媒体和媒体人自身等方面入手对媒体人“出走”的原因进行探讨。
关键词：媒介生态环境 媒体人 离职
当传统媒介生态环境被逐步改变，新媒介生态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的时候，媒体人于动荡中徘徊，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容身之所。其实，在坚守和离开的背后，是新的媒介生態环境给予了媒体人越来越多的选择。
一、新媒体崛起提供的新契机。随着近两年新旧媒体“媒介融合”的口号日益付诸实践，新媒体以互联网为依托为媒体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舞台。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为媒体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准入起点，媒体人所有的想法都可能付诸实践，如此一进一出，媒体人吸收互联网的资源，又将自身的想法通过互联网付诸实现。就像诸多离职的媒体人说的那样，新媒体就像被发现的新世界一样。以“新媒体+”为例，新媒体与诸多行业要素相加造就了各个行业的创业先锋，“新媒体+创业”造就了“黑马”，“新媒体+餐饮”造就了“餐饮行业内参”，“新媒体+新闻”成就了“澎湃新闻”，“新媒体+内容”成就了“逻辑思维”“道哥论道”“范言直谏”等一批自媒体，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甚至“新媒体+恶搞”成就类似于“papi酱”的网红。而网络时代关注度就是财富，前段时间“papi酱融资1200万”，“papi酱和逻辑思维的罗胖合作竞拍广告”，“papi酱的公众号估值三亿”等新闻刷爆了各个网站首页。如此看来，网红吸金能力可见一斑，更不用说其他“新媒体+”背后的财富价值了。所以说，互联网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和新媒体这样一个为资深媒体人量身打造的新去处，让身处传统媒体之中的媒体人不无心动。如果说媒体人还有新闻理想，那么“新媒体+”就能重燃他们新闻理想的火焰；如果说媒体人还想突破，那么多变的网络环境正是迎接他们自我突破的好去处；如果说媒体人想寻求安稳，那么在新媒体冲击下动荡的传统媒体必然让他们焦虑不已。总之，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契机，新媒体产业理想的薪酬、无限的创意、较低的准入门槛和灵活的机制，①媒介融合的大势所趋，种种要素的存在，无不像一块磁铁吸引着那些内心还尚存一息悸动的媒体人。
二、传统媒体衰落带来的焦虑。近几年常有人说“传统媒体的时代要结束了”，“传统媒体的末日要来了”等，不管这些言论是否言过其实，传统媒体曾经的主流地位面临挑战、传统媒体业绩下滑却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全国共出版报纸463.9亿份，同比下降3.8%；总印张1922.3亿印张，同比下降8.4%；全国共出版期刊31.0亿册，同比下降5.4%；总印张183.6亿印张，同比下降5.7%，除此之外全国报业集团中有17家营业利润出现亏损。②可以说进入2014年以来，不仅仅是报业，整个传媒行业都进入到了一个系统的崩盘期，全国各大报业集团中，曾经风行20多年的都市报系列首先开始裁员降薪，曾经六七百人的队伍最终只留下100人，而抗打击能力稍强的电视台，除了央视、湖南、浙江、东方卫视等少数几家之外，其他电视台的日子也不好过，很多电视台六七个月没有绩效奖已经司空见惯，而整个电视行业广告业绩的下滑也是有目共睹。与此同时，互联网广告份额却是直线上升，2015年首次超过了电视广告，估计2016年互联网广告份额将达到49.8%。传统媒体业绩的减少和互联网媒体市场份额的增加是发展趋势，新媒体的出现必然分化部分传统媒体的受众以实现自身的服务功能，这是新旧媒体交接的一个必然过程。而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的人才流失、受众流失、业绩下滑等现象都是必然的。变化的动荡必然让一部分媒体人尤其是老媒体人产生不安甚至焦虑，这些老媒体人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玩转”新媒体或者是转型后的传统媒体了，所以必然会担心自己的饭碗。稍微年轻一些又有些资历的媒体人，也就是那些最常出走的媒体人，既有能力迎接这个媒体转型时代的挑战，又对自身的职业生涯尚存憧憬，所以必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融入到媒体变革中。传统媒体中最年轻的一代，也就是没有多少资历的媒体人，一方面会因为传统媒体的动荡而恐慌，另一方面又因为新媒体的变数而不敢冒进，所以有人在传统媒体徘徊，有人选择放弃媒体这个动荡的行业离开，也有人冒然就闯进了新媒体的大潮却难以功成名就。
三、固有体制束缚导致的逃离。从传统媒体和部分门户网站的媒体人的“出走”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选择“出走”的那部分媒体人大多数都是“明星媒体人”或者是传统媒体里面精英层的媒体人，他们有着较高的知名度、较为广泛的社会资源，同样也有着对媒体这个行业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的出走，一部分原因是在网络化时代体制外资本回报渠道打通了，体制的优势打破了。在传统媒体的体制内，人事方面人员的流动性、专业技能的配置方式、人力资本投资回报通道等都成了掣肘，工作方面按部就班、上纲上线、遵规守则等都成了束缚。前几年就从央视离职的崔永元曾经说过，他在央视工作时候实际上是两个崔永元在打架，一个是体制中要服从命令的他必须做到尽善尽美，一个是本性的他疯狂原始人，③所以体制禁锢了他的本性的表达，他最终选择了做一个“话糙理不糙”的体制之外的人。张泉灵离职之后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我要跳出去的鱼缸，不是央视，不是体制，而是我已经在慢慢凝固的思维模式。”其实，从传统媒体中离职的很多知名媒体人都有同体制内工作者相比而言不错的待遇，那到底为何要主动离开，这就像央视戏曲原节目主持人白燕升说的那样：“表面上我是主动请辞，其实是迫不得已，没有谁怎么着谁了的矛盾，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对抗。”这种对抗就是人跟体制的对抗。以一个主持人来说，工作中你说什么怎么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是有规定的，甚至出了工作的环境你也没有谈笑嬉闹的自由，所以体制里面是没有自由的，自主报道和自由表达是不允许的，更不用说去施展自己的专长获得创新与创造的快感了。所以，当体制的束缚让这些资深媒体人的工作失去了生机变成了程式化的重复，他们的思维模式就像张泉灵所说的渐趋“凝固”，而恰恰这个时候新媒体的出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放弃原有的职业梦想，还能摆脱体制束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平台，他们必然会毅然决然的“逃离”体制。
四、收入对比落差引发的不安。除了上述几大因素之外，媒体人的收入也是影响媒体人去留的一大要素。众多媒体人的离开，与近年来一些传统媒体不景气、诸多媒体人自怨自艾以及现有收入无法满足他们的预期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在传统媒体的体制之内，任何一个媒体人熬得都是资历，当然能力越大、时间越长，资历就相应的越高。像2012年离职央视的马东曾经说过“在体制内工作，一级一级的往上升没什么不好，但我的性格不太合适……”④体制内的管理等级森严，工作分工明确，一般不会有破格升迁机会，相应的工资待遇也是一级一级的往上走的。这就是传统媒体的体制，稳定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这种稳定不一定适合所有体制内的人。尤其是现在，在新媒体的带动下，大批媒体人经营起了自己的自媒体而且经营的风生水起，单就一个网红的公众号就能估值几个亿，分分钟还能得到上千万的投资，更别提那些真正有内容的自媒体了。同这些新媒体大佬稍作比较之后，那些自认为资历较深且有一定社会资源的媒体人怎么能安心在体制内坚守着那点安稳的工资，逃出体制之后可能有高于现在多少倍的收入，有自由发挥自身资源的空间，有重拾新闻理想的可能，如此划算的放弃他们又何乐而不为？这是一种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不甘在作怪。也许就像白岩松说的，这些媒体人一开始选择传统媒体的时候，就知道这不是一个高薪的职业，也就是一开始他们就是为了新闻理想而不是为了物质财富，但是当他们的同行都有了比他们高的收入的时候，他们也有再次选择的权力，毕竟人往高处走，工资高也是高。
五、资源积累之后的综合利用。综观那些离职的媒体人，大多都是“媒体明星”或者媒体管理层的中坚力量，而年轻没有资历的或者年迈即将退休的为数不多。形成这种现象一方面的原因是刚入行的年轻人和即将退休的媒体“老人”都没有资本也没有必要去寻求动荡，因为一旦产生变动，年轻的可能刚到手的饭碗不保，媒体老人则可能丢掉战战兢兢捧了几十年的金饭碗。而剩下的那些人，既有精力去挑战一场动荡，也有资本去铺垫一条新的职业道路。从出走的这些“媒体明星”和中坚力量来看，他们出走的后盾相当强大，以至于前脚离职后脚就已经有了下家。首先，这些媒体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名气。像青音、张泉灵、郎永淳等央视的前主持，都是电视受众相当熟悉的面孔，而且各自也积累了不少的粉丝，即便是那些很少露脸的幕后中坚力量，像央视前制片人罗振宇、新华社前记者吴晓波等，虽然不算是明星脸，但在业内和懂行的受众之间有较高的知名度。这些媒体人在原来媒体的声望为他们创业或者改行后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人气。其次，这些名记、名嘴、金牌幕后人在原来媒体多年的工作经历为他们积累了强大的人脉，上到政治层、金融圈，下到平民百姓、基层官吏，可以说各行各业各社会层面没有他们进不去的圈子。所以有些媒体人从原来媒体离职之后自己创业的能很快拉来投资，另外择业的也很快成为了某些知名企业的高管，原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段暄离开央视就加入王思聪创立的香蕉体育出任CEO。最后，是媒体人的资历和洞见。这些出走的媒体人往往在原来的媒体有着不下十年的工龄，在所在行业稳扎稳打，基本都是自己从事的工作中的佼佼者，而且隔行如隔山，他们对自身所从事行业的认识定然比行业之外的那些人要深刻得多，经过在媒体行业多年的观察和实践，对这一行业独特的见解又成就了他们的另一种资源。这种资历和洞见使得他们无形中成为每一个新媒体崛起之后觊觎的对象，不仅仅是新媒体，还有一些知名企业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有了谈条件的资历又不缺不断抛来的橄榄枝，这些媒体人的离职可以谓之顺其自然。
現实社会中的媒体行业就像一座围城，有些人想进来，有些人想出去，还有些人穿梭在各个部落之间寻找最终的归宿。所以，传统媒体人无论是坚守还是出走都无可厚非，任何一个媒体人都有重新选择自己职业的权力，也有自由去选择实现自己传媒梦想的最佳途径。传统媒体不会因为这些媒体人的出走而一蹶不振，从此消亡，新媒体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到来而从此一手遮天，霸占传媒的江山。资深媒体人走走停停寻找着如何继续当初的传媒理想，而那些后来的媒体人也会义无反顾的为着那稚嫩的新闻理想而走进那些资深媒体人离开的媒体，从而让这些媒体注入新鲜的血液，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新媒介生态环境下获得重生。
（作者单位： 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长春理工大学）
注释：
①微博“谈天论道”：《媒体人纷纷离职为哪般》，2015年9月20日，光明网。
②余 茨：《“这段掐掉别播”：“报刊业全方位深度下滑”官方怎么看？》，2015年7月29日，记者论坛。
③④常 江，杨奇光：《断、舍、离：聚焦传统媒体人的“离职潮”》，《新闻界》，201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