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在西部

    丁　蓉

    在全世界公益慈善项目捐款中，儿童、教育和贫困，始终是相当重要的救助目标，希望工程则将三者结合在了一起。正因如此，希望工程一诞生，就得到了公众意想不到的关注和参与，而贫困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则成为这一工程最大的受益者。

    1986年，身为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徐永光曾在广西柳州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他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7名，辍学率达90％以上。”

    1989年春，徐永光辞去了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在办公室里畅想中国青年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的发展方向。广西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徐永光的脑海中反复闪现，给了他创办希望工程的灵感。同年10月，希望工程正式诞生。

    徐永光或许不会想到，他当初翻遍词典才确定名称的这一工程，会改变那么多贫困孩子的命运，而其中最大的受益群体，正是让他最为牵挂的西部孩子。

    大山里的漂亮学校

    1990年6月，在川东北大巴山深处的宣汉县花池乡双桥街80号，西部第一所希望小学(全国第二所希望小学)——宣汉希望小学挂牌。建设这所小学的资金包括来自中国青基会和四川省青基会的拨款5万元，宣汉县，乡集资款11万元和台湾叶国一先生的捐款10万元。这所吸纳民间资金援建的小学，拉开了西部实施希望工程的序幕。

    “以前的教室到处都破破烂烂的，到了冬天，为了给孩子们挡风，只好在窗户上钉上薄膜。操场也是稀烂，一下雨，孩子们几乎是在泥浆里打滚。”遥想当年，宣汉希望小学副校长彭何感慨地说，“在这大山里能有这么漂亮的学校，过去想都不敢想。”

    就在这所希望小学挂牌的那一年，彭校长有了自己的女儿，如今，和这所希望小学同龄的女儿彭霜已是四川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女儿从出生以来，希望小学就是她的家。

    宣汉希望小学教师彭双喜是当年这所希望小学首批受助的60名学生之一。“当年我读小学的时候，家里很穷，有时候一整天吃不上饭，只好继续忍受饥饿。”由于家里穷，彭双喜辍学了。1990年6月，宣汉希望小学挂牌后，彭双喜重新回到了学校。

    如今的宣汉希望小学有漂亮别致的教学大楼和崭新的塑胶球场，学生人数已经达到近两千名。惟一与一般学校不同的是这所学校的教室门头所挂的班级名称——省劳动厅班、石室班、成铁二小班、华川班，重大班，沙区班、长钢班……

    到2008年底，中国青基会已资助农村贫困地区15444所乡村小学改造危旧校舍，建成了希望小学，并相继开发教师培训，图书室、电脑教室，快乐电影、快乐体育、快乐音乐、志愿服务(希望教师)等公益项目。在西部农村，每一百所学校中有四所是希望小学。

    点燃希望的“爱心天使”

    1992年，中国青基会接到了一些捐款人的来信，他们希望自己的捐款能够保证让个孩子完成小学学业。这一年，青基会推出了“百万爱心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结对救助”活动。因为这项活动，希望工程救助的失学儿童数量从前三年总和的3万人一下子上升到32万人。

    1992年4月，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李因和邵英民的女儿李欣午决定用自己的零花钱资助一名学龄儿童。通过各级团委的推荐，最后定点在陕西省耀县寺沟镇吕坡杨增元家。就这样，远在北京的李欣午与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杨增元的儿子杨西锋结成了“手拉手，一帮一”的对子。此后整整17年，从北京寄到杨增元家的信已超过200封，电话无数，李因和邵英民夫妇除了寄钱外，还常常给孩子们寄书，文具、衣物，药品等。女儿李欣午有的，他们总是尽力让杨西锋和他的弟弟妹妹也有。

    广西南宁铁路局百色车务段工人苏烈攀，从1999年开始先后资助3名贫困学生完成了高中学业，并圆了大学梦。几年间，他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生病住院向同事借钱，也许不会有人知道他一直在默默资助着贫困学生。“只要平时少花点钱，就可能改变一个贫困学生的命运。和别人相比，我只是花钱的方式不一样。”这位70后青年对自己的行为有自己的理解。

    希望工程实施20年，数以亿计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其中，募集资金54亿元，帮助数百万贫困孩子改变了人生命运。“20年希望工程所有的钱拿到北京或者上海修地铁，也只能修6公里。从物质的意义和价值来讲，它微不足道，但希望工程给社会带来的精神的，道德的、文化的价值是不能够用钱来衡量的。”徐永光认为，这恰是希望工程20年不衰的重要原因。

    希望中的希望

    “陈旧，简陋的教室里，学生们端坐着听讲，而站在讲台前的女老师却弯腰背着一婴儿……”这段文字描述的是20多年前著名摄影家解海龙创作的希望工程纪实摄影《艰辛的哺育》中的主人公。

    1986年，摄影家解海龙来到广西融水采风，拍摄自己的《我要上学》专题。当他来到融水县安太乡的一所小学时，刚巧碰到该校的语文教师戴红英用苗族的背带，背着自己只有5个月大的女儿在给孩子们上课。“春风吹，春风吹，吹绿了柳树……小朋友们齐动手，种起了葵花。”解海龙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教室门口听到的朗朗读书声。

    当解海龙准备好相机，用腿慢慢地把教室门挤开一条缝，慢慢地调好焦距，戴红英正在用当地口音的普通话给孩子们念课文。戴红英背上的孩子向门口扭过小脸的一瞬间，解海龙按下了快门。

    戴老师和丈夫都是乡村教师，两个人工作都很忙，所以她只能背着自己的小女儿给学生们上课。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她就得起床，先是扛起锄头出门锄地，然后上山捡一天做饭的柴火，接着开始给孩子们上课。戴红英不止一次想过放弃当老师的工作，但每次走进教室，看到学生，就会马上收回自己的想法。“乡村条件差，老师都不愿意来，如果少了我，学生们上学就成了问题。”

    回到北京，解海龙把照片寄到《中国妇女报》，题目定为《艰辛的哺育》。《中国妇女报》很快就在头版发表了，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有评论说：“她背负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一群孩子，她背负的是一个民族崭新的希望。”

    这段巧遇对解海龙来说，也意味着摄影生涯的一个转折。他开始把镜头对准偏远乡村教育中最需要关注的老师和学生。“因为这张《艰辛的哺育》，才有了后来的那张全国希望工程形象代表一大眼睛姑娘苏明娟等一系列作品。”解海龙说。

    如今，当年戴红英教书的学校已经变成了一所希望小学，兴建了新的教室，孩子们上课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戴红英每月工资也由原来的几十元涨到1000多元。

    1995年，旨在培训“希望之星”的希望工程全国教师培训班，以及第一次把关注目光投向贫困地区农村小学教师的“希望工程园丁奖”，成为希望工程的一次重点战略转移。显然，这样的转移，意味着希望中的希望。

    一个西部边陲省份的探索

    和中国青基会一样，西部各地青基会也经历了从粗放到专业的自我规范过程。云南省青基会编制的《项目管理范本》，从捐赠管理、资金管理，希望小学建设管理，贫困学生资助管理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并附有各种样本的协议书，授权书、查阅资料以及规章制度和具体案例等。

    1995年，云南省青基会将过去下发援建希望小学通知的做法改为与县政府签协议的方式。“如果出现差错，县政府是要赔偿的。希望小学的选点必须在全县教育规划内，建好的希望小学20年内不能撤并。”一位负责人说。

    作为国内较早建立希望工程网站的省份之一，云南希望工程网已改版3次，并率先在全国实现了银行网络汇款，资金直接划拨到受捐助学生账号，减少了程序过多给捐助者带来的不便。

    2001年，云南省青基会萌生出寻找一位希望工程云南形象代言人的想法，因为“一提到云南省的希望工程宣传，就只有一堆数据，或者一些表格，感觉缺少一些鲜活的东西，没有灵气。”2003年，希望工程志愿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濮演先生拍摄了一万多张希望工程题材的图片。翻看这些图片时，云南省青基会的一位负责人突然发现了一张图片。图片上的小姑娘双臂托在矮门上，捧着数学课本，双唇紧抿，大眼睛又黑又亮，安静中流露出强烈的企盼。“当时我的眼前一亮，被那双眼睛给吸引住了，充满憧憬和向往，仿佛想把前面给望穿了。”这位负责人说。图片上的女孩是昭通市大山包乡的贫困女生邵明丹，她以同样清澈明净的“大眼睛”形象成为云南省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言人。此后，这双大眼睛出现在一切与云南省希望工程和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宣传材料上。

    2005年10月15日，一支风尘仆仆的马帮在北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支由11个民族，43名赶马人、120匹骡马组成的云南大马帮，从云南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出发，穿越6个省市，历时5个多月，在行程8000多公里的沿途开展了5600场希望工程普洱茶义拍义卖活动，筹集善款410多万元，在途经的云南，四川等省援建“马帮茶道希望小学”。

    这一“走出去”向外筹资的尝试，使云南希望工程在全国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此后，云南通过与香港著名慈善机构“苗圃行动”的合作，又将“苗圃行动”先进的慈善理念及科学严谨的资金管理方式带到云南，开辟了云、港两地NGO(非营利组织)合作的成功范例。

    云南希望工程实施20年来，至今已累计筹资超过4亿元，援建希望小学1300多所。在云南省希望工程网站上，有这样一句誓言：只要还有一名失学孩子，还有一所危旧校舍，希望工程就不会终结。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9岁的壮族姑娘周标亮，是西部第一批获希望工程捐助的学生之一。因为“邓小平资助的学生娃”这个光环，周标亮成为成千上万受益于希望工程的贫困学子的代表。

    1992年，一场意外大火将周标亮家烧个精光，三姐弟都在读书的周家陷入绝境。“退学后的那段日子，天空像是褪了色一样，我几乎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我以为，这一生求学的路程就此画上句号了，除非有奇迹出现。”周标亮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来自中南海的捐款成为周标亮人生轨迹中的“奇迹”。1992年，邓小平两次以“一名老党员”的身份向中国青基会捐款5000元，这笔款直接拨到了广西百色地区——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的地方。百色地区第一所希望小学——平果县希望小学得到了这笔捐款，周标亮正是这所小学的学生。5000元的捐款给了她和其他24位同学重新学习的机会。

    重新背起书包的那一刻，周标亮就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坚持读书，“不让邓爷爷希望落空”。考入中学后，家里的日子还很艰难，周标亮上学就自带一点米，黑豆，用罐子装点油。有一年，为了能让周标亮交上学杂费，父母把家里所有粮食都卖了，只留下一点口粮。

    2000年，在田东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就读的周标亮陷入毕业前的迷茫。她想继续读大学，这是她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她也想进城打工，因为她16岁的弟弟为了供她读书，辍学到广东打工去了，她想找份收入好的工作，让弟弟复学，回报含辛茹苦的父母。

    然而，周标亮最终选择了回到家乡的希望小学去当一名教师。“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我也要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出去，这是报答小平爷爷最好的方式。”

    为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

    从救助农村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失学少年开始起步，20年后，希望工程资助的对象已经由小学生(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扩展到农村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学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和大学生。20年来，希望工程的动员和服务方式也从单一的资金资助发展到“资金资助+勤工俭学+公益实践”以及心理援助、社工服务等多元化格局。截至2008年底，希望工程累计资助的学生达到338万多名。

    在陕西省山阳县青年谢虎的记忆中，家乡的小学曾经也是一所流动小学，村里的古戏楼、村民民房，甚至牲口棚都充当过他们的教室。1996年，宝洁公司出资20万元在他的家乡修建了新学校。“这所崭新的学校成了家乡最漂亮的建筑。”谢虎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坐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教室。

    小学五年级时，谢虎幸运地成为全国学生代表，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宝洁向希望工程捐款仪式。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故宫和天坛。他感受到了外面世界的博大，走出大山的决心更加坚决了。

    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黑水县的藏族女孩让英13年前在美国参加了亚特兰大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当时16岁的让英从没有到过省城，正接受希望工程的资助，准备从初中升上高中学习。恰巧奥运会赞助商之一的可口可乐公司当时在全国选拔火炬手，让英于是被学校推选参赛。

    “第一次到成都，兴奋了好久，觉得不可思议，更不要说接下来去北京了。”那一次，让英不仅到了北京，还到了美国，一直跑到了全世界瞩目的奥运火炬传递舞台上。“我觉得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励着我，让我不断往前跑!”通过那次活动，让英感觉世界一下子离自己很近。“通过自己的努力，你可以实实在在地改变自己命运。”让英充满希望地说。如今，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法学系的让英在一家港资企业担任高管。

    “希望工程不仅着力改善危旧校舍，帮助贫困孩子就学，更主要的是在每一位学生心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教会他们懂得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一位希望小学的教师这样阐释希望工程的内涵。

    作为中国筹资、资助规模最大的公益项目，希望工程对社会公众“公民互助”意识及其行动的倡导和培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今，希望工程在某些方面被指“落后”的时候，她所在的这个国家已经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公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