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希望的脊梁

    丁　蓉

    在西部一些偏僻贫穷的小村庄，“老师”常常是一个含义复杂的角色。除了教学，他们有时还要修建校舍，种粮种菜，给所教的孩子煮饭、买药，垫书本费。这些地方的孩子们则因为他们的存在，不再重蹈父辈们目不识丁的覆辙，而是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新人。

    1993年，中国青少年基金会设立“希望工程园丁奖”，开始关注那些在贫困山区乡村小学默默奉献的教师，对农村贫困地区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和教学管理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尔肯江·吐拉洪在一次颁奖典礼上说，“这些可亲可敬的农村小学教师，长期工作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第一线，克服困难、默默奉献，他们是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脊梁。”

    吴国贵和她的小小木船

    重庆，大足县化龙乡大石村。

    1983年，16岁的扫盲老师吴国贵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下课后，常有热恋中的同乡女青年央求自己帮她们写情书。当时，吴国贵是村里仅有的几名初中毕业生之一，乡亲们多数穷得叮当响，孩子从小就要干农活儿，她的同龄人多是文盲。

    扫盲工作结束后，吴国贵决定在当地的刘家沟办一个教学点。民兵连长将堂屋借出来作教室，另找了一块黑板，孩子们把家里吃饭的桌子抬来当做课桌，“学校”很快就诞生了。吴国贵收了26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12岁，全部从一年级念起。吴国贵为孩子们开设了所有课程，教他们唱《小草》，做广播体操，用铅笔描画心中的梦想。

    吴国贵办的教学点位于三面环水的“半岛”上，如果没有船，学生翻山越岭来上学，需要五，六个小时，而当时单程仅一毛钱的船费对多数学生而言也难以承受。吴国贵想到了父母为给她添置嫁妆而留存的那棵大树，她动员村上有威望的老人说服父母，砍倒大树，做了一条崭新的木船。从此，吴国贵每天划着木船接送学生。

    1990年，吴国贵教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全县统考，她的学生在全乡获数学第一名，语文第二名。吴国贵的努力，乡亲们看在眼里，班里的学生由26人增加到53人，学校又开了一个新班和一个幼儿园。如今，吴国贵第一批学生中的那个4岁孩子，已经成为一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吴国贵为了接送孩子，划烂了4条船。现在，她早已不用划船了。1996年，重庆青基会用社会捐款在山外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不仅有学生宿舍，还有办公楼，实验室、会议室等。吴国贵也成了这所漂亮的新学校的一名老师。

    夫妻教师坚守“天梯”小学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乌斯大桥乡二坪村。

    在这个“连乌鸦来了都要哭着飞走”的大山沟里，李桂林夫妻却19年如一日坚守在教书岗位，为彝家孩子传授文化知识。周一和周五，是李桂林夫妇最忙的日子，他们要接送学生们过5道天梯。

    二坪村位于大渡河畔的山顶上，海拔1800米，有105户人家，437人，交通闭塞，山高路险。1990年，大桥乡党委、政府和村里决定恢复村小学，但由于条件艰苦，此前调来的教师不安心工作，学校一度因缺教师而停课，校园破旧不堪，失学儿童增多。最后，他们好不容易在雅安市汉源县乌斯河镇找到了李桂林。

    出于对教师职业的向往，同时被大桥乡党委、政府办教育的诚心所感动，李桂林答应先到学校看看。这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天梯”学校：从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出发，过吊桥，走羊肠小道，爬山崖，攀木梯，从山脚到村里，单程就要走3个多小时。当李桂林第一次攀上二坪村，看到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酸楚的泪水，在强烈的责任感的驱使下，他决定留在二坪村。

    李桂林老师一到学校，就与村民一道，修桌凳，漆黑板，带领学生平整操场，背运石头，很快恢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1991年，很多家长都主动将孩子送到学校，学生人数增加了，需要再开设一个班，但找不到老师。李桂林就动员自己的妻子陆建芬一同上山代课。村民们帮他们修补了简陋的宿舍，二坪小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夫妻小学”。当年，学校就开设了3个班，李桂林担任五，六年级复式班的教学任务，陆建芬担任一年级的教学任务。

    李桂林夫妇成为了当地群众心中最受尊敬的人，人们纷纷把蔬菜，柴火和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大米、腊肉送到李老师家中。二坪村缺医少药，李桂林夫妇就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来，从县里买回治感冒，拉肚子的常用药品放在学校里，以备学生有个头疼脑热。他们还买来理发工具替学生们义务理发。为了不让学生辍学，他们经常做家访，动员家庭有困难的群众送学生上学。

    1995年，李桂林被推选为乡人大代表。在乡人代会上，李桂林提出改善二坪小学的办学条件，重新修建教室和住房的建议。不久，全村群众不顾山高路远，从遥远的大渡河边往大山上背水泥13吨，从山上运岩沙107吨。李桂林夫妇也起早贪黑，帮着过秤、记账，看护水泥，沙子等建筑材料。在此期间，他们还坚持露天上课，没有耽搁孩子们的学习。

    2000年，漂亮的新学校建起后，夫妻两人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中，学生成绩年年在全片区名列前茅。

    马生祥：要让孩子走出大山

    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大岭村。

    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当时，大岭村有60名适龄儿童未能入学。“村里的老文盲未扫除，新文盲又在不断产生，这种恶性循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邻村教书的马生祥的一句话引起县教育局的重视。县里决定开办大岭小学，马生祥被派到大岭村执教。

    3间土木结构的平房就是马生祥要去的“学校”。这所年久失修的民宅，坐落在大岭村的西南角，院内长满齐头高的杂草，屋里则成了鸽子窝，鸽粪满地。看到眼前的一切，马生祥二话没说，弯下腰，开始拔杂草。“学校总算有了，费点儿力气没关系。”他还从附近找来干净的木板，再用砖块架起来，就有了“课桌”。他又垒起土块，让孩子们用裹着草的塑料袋当垫子，解决了凳子问题。

    其实，马生祥最担心的还是没有学生来上学。初到大岭村的马生祥碰了许多壁，“一些家长理都不理我，见到我就头疼。”马生祥只好先跟着村里清真寺的阿訇去各家各户蹭饭。3天时间他跑了270户人家，趁吃饭的时间，马生祥对村民说“不读书不认字，孩子出去打工，厕所都分不清男女。”他还让那些曾走南闯北，因没文化而吃过苦头的村民现身说法。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读书，马生祥用自己的医疗保险费为孩子们准备了常用药品，把班主任津贴全部打入贫困借读学生的伙食费中。

    学生渐渐多了起来，但60多名学生都挤在一间教室里。“孩子们上课乱哄哄的，效率太低，我也讲不过来。”于是，马生祥把学生分成3个班两个一年级的班在民房里，一个学前班在院子的帐篷内。

    他先给一个班上一节60分钟到90分钟的大课，然后让他们上自习，再去给另外一个班上课……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后来，在化隆团县委的牵线帮助下，由青海省青基会申请立项，美籍华人石裕琅主持的基金会出资，一所2500平方米的希望小学于2004年8月13日破土动工，同年10月19日建成。

    大岭裕琅希望小学落成后，马生祥当了校长。2009年，学校已有在校生160多名，大岭村女童入学率也接近百分之百。如今，这所小学的课程表上，还出现了电脑技术课。让他们多了解一些知识，才能缩小和外面世界的差距。

    “我想让我的学生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要改变下一代的命运。”马生祥经常启发孩子要走出大山，长了见识，回来可以给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教育。

    一个人的“建校工程”

    贵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沙子坡镇红星村芭蕉土家山寨。

    晏祖福20岁那年，村里的小学传来了停办的消息。眼看着学校就要“垮”了，初中毕业刚一年的晏祖福站了出来：“没有老师，我来教书。”就这样，晏祖福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晏祖福接手的芭蕉小学没有固定校舍，一直在村民的堂屋里上课，摆上几块两米多长的木板当课桌。每到雨季，水淹课堂，“学校”就得搬家。芭蕉小学就这样在附近的几个山寨里流动了若干年。

    1990年初，连日阴雨，山寨里到处是稀泥，学校又连续停课几天。晏祖福下定决心一定要修一所不用再搬家、不再怕雨水的学校!家人反对，村人怀疑，晏祖福却固执地开始了他一个人的“建校工程”。

    山里没有属于晏祖福的山林，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木材来修房子，他就打起了自家自留地的主意。他家在寨脚河边有一块五，六百平方米的水稻田，土质很好，适宜烧制砖块。同时，这块稻田也是一块建学校的好地基。1990年夏天，村里人都开始在水田里插秧了，晏祖福却将水田里的水都放干，牵着黄牛在田里绕着圈连踩了10多天，直到将泥土都踩得稀烂。然后，他上山砍来一棵松树，做成一个“砖盒子”，搬到田里，取泥制作土砖坯。

    从那以后，他每天给学生上完课以后，就来到田里，一个人做砖坯。一到周末或是假期，他从早到晚都在田里，除了吃饭时休息一下，基本上都在忙碌着。他经常干到夜深人静，80多岁的老母亲不得不提着马灯来给儿子照亮。

    烧制土砖需要煤，芭蕉寨后山几公里外有一个小煤窑，晏祖福从开始制砖坯的时候，就开始隔三岔五地上山去买煤，然后自己一担一担挑下山。那几年，晏祖福的日子就在上课、制砖坯，上山挑煤这三项工作中度过。3年后，他一手制好了建学校所需的近3万块土砖坯，燃煤也积下了1万多斤。

    1993年的腊月，晏祖福开始拱砖窑。这可是一个大型工程，得请专业的师傅和几个劳力才行，但那是需要开工钱的。晏祖福家里没有一分钱，他就打起了妻子养的那头肥猪的主意。妻子抹了几天的眼泪后，最终还是答应了。

    砖窑建好后，晏祖福开始烧砖。窑火一烧起来，就需要大量的煤。他到乡里的信用社用三年的民办教师工资作担保，贷了4000元钱。砖烧出来了，他立即开始在自家那块稻田里挖基脚，开山取石打基础，并到几公里外的镇上背水泥和钢筋。

    这时，村里人都被晏祖福的行为所感动，纷纷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中，有木料的出木料，有劳力的出劳力。在镇上工作的芭蕉人晏光江还把寨子里的房子卖了，所得的3800元钱全捐给了晏祖福。

    1996年春天，芭蕉小学主体工程正式动工。同年9月，一栋一层三间，建筑面积120平方米的学校在芭蕉寨脚拔地而起。虽然屋顶是用塑料布盖成的，但从此以后，芭蕉小学的孩子们不再跟着学校四处搬家了。而晏祖福却背上了近两万元的债务。

    在晏祖福3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当地有200多名贫困学生得到他的资助。他的努力也唤起了社会与政府对当地教育问题的重视。2006年，晏祖福获得希望工程园丁奖，中国青基会拨款40万元用于红星村希望小学的建设，而他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希望工程园丁奖”成立至今，已有数千名乡村教师获得了奖项。特别是西部贫困山区的教师群体，更是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2006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系列节目《我的长征》。在重走长征路途中，主持人崔永元了解到西部乡村教育的很多情况。他看到，那些学校，常常是一个老师教着一大帮孩子，老师知道多少，孩子们就能学到多少，老师和孩子们可能都没看过电影，没听说过世界杯，没摸过电脑……老师的今天就是孩子们的明天，而孩子们的明天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这种状况使崔永元萌生了募捐善款培训乡村教师的想法。2008年，崔永元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公益基金，开始实施一项长期培训西部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