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版本学研究
【摘 要】 清代版本学在清代朴学的学术环境中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其作为古代版本学的最后一个阶段——集大成阶段，呈现了与前代版本学呼应又有重大转向的面貌，并凭借阶段性的发展、众多版本学家的出现、丰硕的版本学成果奠定了在古代版本学这个庞大而复杂的领域中的地位。
【关 键 词】版本学；清代；实证主义方法论
【作者单位】高田，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2.022
清代版本学在清代朴学的学术环境中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这是清代版本学不同于历代版本学的特点。清代版本学作为古代版本学的最后一个阶段——集大成阶段，呈现了与前代版本学呼应又有重大转向的面貌，其凭借阶段性的发展、众多版本学家的出现、丰硕的版本学成果奠定了在古代版本学这个庞大而复杂的领域中的地位。清代版本学从清初的版本学家朱彝尊、钱谦益，到乾嘉时期的黄丕烈、卢文弨，再到中后期的陆心源、丁丙、瞿镛、杨绍和四大家等，造就了大量的版本学成果，比如朱彝尊的《经义考》（三百卷），钱谦益的《绛云楼题跋》（一卷），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四卷），黄丕烈的《荛圃藏书题识》（十卷附补遗）、《荛圃刻书题识》（一卷附补遗）、《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杂著一卷）、《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三卷）、《士礼居藏书题跋补录》、《百宋一廛书录》（一卷）、《百宋一廛赋注》，卢文弨的《常郡八邑艺文志》（十二卷），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顾广圻的《思适斋书跋》（四卷附补遗），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七十一卷）、《郑堂读书记补遗》（三十卷），于敏中奉敕编撰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彭元瑞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陸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皕宋楼藏书志·续志》（四卷）、《仪顾堂题跋》（十六卷）、《仪顾堂续跋》（十六卷），丁丙的《善本书藏书志》（四十卷）、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杨绍和的《楹书隅录初编》（五卷）、《楹书隅录续编》（四卷），潘祖荫的《滂喜斋藏书记》（三卷），吴焯的《绣谷亭薰习录》（三卷）、吴寿阳的《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附录一卷），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六卷）、《开有益斋读书续志》（一卷），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二十五卷），沈德寿的《抱经楼藏书志》（六十四卷），耿文光的《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一百六十卷），缪荃孙的《艺风藏书记》（八卷）、《艺风藏书续记》（八卷）、《艺风藏书再续记》（一卷），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十六卷）、《日本访书志补》（一卷）等。
一、清代版本学的方法论
清代版本学受朴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实现了系统性、规范化，形成了整体性版本学观念和原则，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
1.从内容与形式见整体性
“藏书之印记，书版之行款，钞书之岁月，莫不详识。”[1]著录一书版本的目的是为研学该书提供帮助，因此对该书内容的说明比形式的研究更重要，应该在形式统一于内容的基础上达到对该书的整体性认识，这是版本之于研学的意义。故耿文光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自序》中说：“夫书有内有外，有内之内，外之外，皆癖之者所当知也……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1]“人道之所宜”，即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整体性。
刘承幹在《郑堂读书记·跋》中进一步说明重形式轻内容的弊端，提出将形式与内容割裂，否定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整体性，只见形式不见内容，把形式当内容，把形式当目的，是谬误的。“然其龈龌者年代先后，板式高卑，行字宽狭、疏密……而于书中之精义、秘文，与得夫利病，则漫不訾省。”[1]内容在先，形式在后，形式依据内容而成，服务于内容，这样形式才有意义，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若徒重形式，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在意内容的讹误，将导致形式的审美失去意义。由此可见，形式辅助内容，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
2. 从异本明版本源流
清代版本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通过一部书不同版本的比较，剖析该书的版本源流，即通过对比该书不同版本的差异，分析该书的流传情况，这对研学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一部书有不同的版本，除了原版，其他都是再版，而且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不同时间段的图书版本处于不同的学术环境中，对这些图书版本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学术的变化发展情况。但分析、鉴别不同时间段的图书版本，要尊重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原版的唯一性。原版是成书之初，对某一学术现象的表达，之后的再刊本，所处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一学术现象也随之向前延展，因此，理清原版到再版的脉络，对研究某一学术现象发展的整体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如杨绍和在《楹书隅录初编》中，考察《周礼》一书从唐朝到宋朝的不同版本，从而理清了该书的流传情况。“宋本《周礼》十二卷，六册一函。”[1]杨绍和称《九经三传》有唐抄本、宋中子本、婺州旧本，《三礼经注合刻·仪礼》有大字本、单注本、小字本、岳本、互注本。唐抄本、宋中子本、婺州旧本传世的很少，而大字本、单注本、小字本、岳本、互注本多残缺。通过上述版本的比较，并根据宋本《周礼》卷末“婺州市门庵唐斋刊”的字样，杨绍和断定此宋本即婺州旧本的孤本[1]，是流传于世的唯一宋本，也是研究礼学从唐朝到宋朝发展情况的关键资料。
3.从差异明标准
清代版本学家善于通过差异性比较，来明确版本标准。如陆心源在为他的《皕宋楼藏书志》作例言时，就使用了差异性比较的方法来确定版本著录标准。首先，将《皕宋楼藏书志》例言的第一则与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的例言做比较，确定张金吾著录的版本止于元代，而自己著录的版本止于明代[1]，这一差异明确了《皕宋楼藏书志》著录版本的标准。其次，《皕宋楼藏书志》例言第五则是对所载序跋的说明，从元代序跋到明初序跋这一时间段的确定，是其不同于其他版本书目的标准。再次，《皕宋楼藏书志》例言第九则说明版本俱优的异本皆著录，是按照《遂初堂书目》的体例来著录的。
耿文光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中，从著录版本的四个目的——“自课、训俗、考藏书、当笔记”出发[1]，确定了著录版本的六个标准——“互文见义、比类知体、悉据原书、多存古义、详序次第、间附考证。”[1]这是从差异明标准的具体体现。互文见义、比类知体、悉据原书是通过差异性比较以及与原书的比较得出结论。多存古义是通过古义与今义的比较，得出判断标准。详序次第是通过有序性的比较，得出一个序列。间附考证是通过比较和考证得到一个判断标准。由此可见，著录标准的形成是从差异的比较中推断出有序性的整体。无论是陆心源还是耿文光都遵循了清代版本学从差异中寻有序的原则，所以他们制定的版本著录标准具有整体的有序性，这也是清代版本学的特征。
4.从跨学科到整体性的延展
清代版本学作为清代学术的基础学科，同时也是工具性学科，在与其他学科如经学、理学等的相互比较与借用中，形成综合学科，并延展了整体性。耿文光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自序》中以经学、理学为依据，通过对其意义与方法的借鉴，形成了版本学的整体性有序性。“由汉学而入者，书斯精，由理学而通者，书皆化，化汉学于理学之中，是真理学也……因授余一册，而别归而发之，则经学之源流，史家之体例，子之部居，诗文之法律皆在焉。”[1]这里详细说明了理学、经学的治学方法，如分类、溯源、对比等，可以用于版本学研究及书籍整理，因为版本学是学术思想研究的基础，它与其他学科的原则性是相通的。版本学的工具性决定了其必须遵循上层学科的原则，才能起到辅助上层学科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版本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其基础性决定了其统一整体性。
另外，版本学的延展性，还体现在其以上层学科为治学之源上。柯劭忞在《楹书隅录初编·跋》中说：“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读经而不由郑学，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观端勤公之服膺郑学如此，可以知渊源之所自矣。杨氏以藏书为世业，宋板、元钞，集诸家之大成，故藏书之富，鉴别之审，海内推先生第一。”[1]版本学是基础学科，对上层学科有辅助作用，这决定其治学须以经学、理学为据，从属于经学、理学，如同形式服务于内容一样，成为上层学科的辅助工具，使形式与内容融合成一个整体。
清代版本学家在著录版本的过程中，无一例外以经、史、子、集四部中的经为首，且大量的版本著录与考证皆将重点放在经部，可以说，经部版本考证占据了清代版本学家大部分的版本著录书目。每一部版本著录都以经学的严谨态度来阐发意义、判断正误，这说明清代版本学以经为源，进而延展学科的整体性。比如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十五万卷，其中宋刊本二百余种、元刊本四百余种，“非圣之书不敢滥储之也”[1]，可以说所藏十五万卷书中，经书占了大部分。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藏书五万七千五百余卷，“其体秉经立训，渊懿卓灿” [1]。
二、清代版本学的善本观
历代版本学都有自己的善本观。清代版本学作为古代版本学的总结阶段，其善本观体现了前所未有的有序性与整体性。清代版本学的整体性以版本的实际功用为根本，在不同版本的鉴别与比较过程中判定善本。“宋椠之所以可重也，要在学者之善读耳。倘胶桂鲜通，徒知墨守，而不能旁征博引，以参订其异同、是非。所谓重宋椠者，不过如书估之取借而已，又岂真知宋椠者哉？”[1]
1.忠于原版
清代的版本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忠于原版的善本观，他们的观点如此统一，根本原因在于经学的溯源观念。一部书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讹误、缺漏，一个精良的版本如果可以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版，那么这一版本就可以断定为善本。
杨绍和的《楹书隅录初编》中有这样一条：“宋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 [1]。杨绍和将此附释音本与正德本（明本）、南雍本（元明间从宋建附音本翻刻）比较，发现后两本错讹之处较多，他根据书中所记“山井鼎”的字样，断定此本“尚系初板” [1]。“《礼记郑注》字画整齐，楮墨精雅，惟大字本所避宋讳，视他本较多……是必宋刻中之善者矣。”[1]避宋讳最多，可以说在时间上先于其他版本，这保证了此本更忠实于原作。瞿镛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同样表达了忠于原版的善本观，如“《周易兼义》九卷、略例一卷（宋刊本）……此本修版较少”[1]。修版少，当然最接近于原版，故为善本。
忠于原版的目的是為了“有裨学术治道” [1]，某一版本之所以为善本，就在于其内容和形式皆符合原版研学的功用，甚至可以说，只有忠于原版的善本才能实现整体的有序性。故张金吾在《自序》中说，“……夫所谓审择者，何也？宋元旧椠，有关经史、实学，而世鲜传本者上也。书虽习见，或宋元刊本，或旧写本，或前贤手校本，可与今本考证异同者次也。而要以有裨学术治道为之断” [1]。原版是鉴别善本的依据，一个版本的优劣要以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版为标准，因为版本的选择，还是为了研究原版所表达的学术现象。从显义上说，要以一书为参考，肯定是成书之时的原本最为可靠。之后的一刊再刊，不免与原本有差别。一般情况下，由于年代久远，原本容易佚失，之后刊本的校订精准度，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忠于原意，非常重要，这体现了“有裨学术治道”的本意决定善本的鉴别原则。
2.以校本为善本
受到清代朴学实证思想的影响，清代版本学家很注重校本问题，在著录版本时无一例外地将校本作为一个重要部分。校本意在辨正误，校出讹误，使内容和形式尽可能与原版一致，进而让原版发挥研学治道的功用，这是以校本为善本的原则。
黄丕烈、顾广圻两位版本学家对校本之法的研究可谓精细。余嘉锡在《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序》中说，“黄顾两先生皆以校雠名……昔人谓有读者之藏书，有藏书者之藏书，校雠亦然。千里乃读书者之校书，若荛圃者，则藏书家之校书耳。盖千里每校一书，先衡之以本书之同例，次征之于他书所引用，复决之以考据之是非……故凡经先生校正之书……其有益学者大矣。” [1]上述文字说明黄丕烈、顾广圻校书之法的秩序整齐，做到了书中上下文相互参证、不同异本相互参证，以各学科知识为背景参证，并以此得到有益于学的善本。之所以校本是鉴别善本的重要标准，还在于治学。因为在原版佚失的情况下，校本是判断正误的最好参照物，而正确性对于治学来说是关键。杨绍和在著录版本时，颇重视黄丕烈、顾广圻的校法及校本，可见这两位版本学家对后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编辑部.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关 键 词】版本学；清代；实证主义方法论
【作者单位】高田，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2.022
清代版本学在清代朴学的学术环境中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这是清代版本学不同于历代版本学的特点。清代版本学作为古代版本学的最后一个阶段——集大成阶段，呈现了与前代版本学呼应又有重大转向的面貌，其凭借阶段性的发展、众多版本学家的出现、丰硕的版本学成果奠定了在古代版本学这个庞大而复杂的领域中的地位。清代版本学从清初的版本学家朱彝尊、钱谦益，到乾嘉时期的黄丕烈、卢文弨，再到中后期的陆心源、丁丙、瞿镛、杨绍和四大家等，造就了大量的版本学成果，比如朱彝尊的《经义考》（三百卷），钱谦益的《绛云楼题跋》（一卷），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四卷），黄丕烈的《荛圃藏书题识》（十卷附补遗）、《荛圃刻书题识》（一卷附补遗）、《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杂著一卷）、《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三卷）、《士礼居藏书题跋补录》、《百宋一廛书录》（一卷）、《百宋一廛赋注》，卢文弨的《常郡八邑艺文志》（十二卷），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顾广圻的《思适斋书跋》（四卷附补遗），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七十一卷）、《郑堂读书记补遗》（三十卷），于敏中奉敕编撰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彭元瑞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陸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皕宋楼藏书志·续志》（四卷）、《仪顾堂题跋》（十六卷）、《仪顾堂续跋》（十六卷），丁丙的《善本书藏书志》（四十卷）、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杨绍和的《楹书隅录初编》（五卷）、《楹书隅录续编》（四卷），潘祖荫的《滂喜斋藏书记》（三卷），吴焯的《绣谷亭薰习录》（三卷）、吴寿阳的《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附录一卷），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六卷）、《开有益斋读书续志》（一卷），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二十五卷），沈德寿的《抱经楼藏书志》（六十四卷），耿文光的《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一百六十卷），缪荃孙的《艺风藏书记》（八卷）、《艺风藏书续记》（八卷）、《艺风藏书再续记》（一卷），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十六卷）、《日本访书志补》（一卷）等。
一、清代版本学的方法论
清代版本学受朴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实现了系统性、规范化，形成了整体性版本学观念和原则，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
1.从内容与形式见整体性
“藏书之印记，书版之行款，钞书之岁月，莫不详识。”[1]著录一书版本的目的是为研学该书提供帮助，因此对该书内容的说明比形式的研究更重要，应该在形式统一于内容的基础上达到对该书的整体性认识，这是版本之于研学的意义。故耿文光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自序》中说：“夫书有内有外，有内之内，外之外，皆癖之者所当知也……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1]“人道之所宜”，即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整体性。
刘承幹在《郑堂读书记·跋》中进一步说明重形式轻内容的弊端，提出将形式与内容割裂，否定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整体性，只见形式不见内容，把形式当内容，把形式当目的，是谬误的。“然其龈龌者年代先后，板式高卑，行字宽狭、疏密……而于书中之精义、秘文，与得夫利病，则漫不訾省。”[1]内容在先，形式在后，形式依据内容而成，服务于内容，这样形式才有意义，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若徒重形式，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在意内容的讹误，将导致形式的审美失去意义。由此可见，形式辅助内容，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
2. 从异本明版本源流
清代版本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通过一部书不同版本的比较，剖析该书的版本源流，即通过对比该书不同版本的差异，分析该书的流传情况，这对研学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一部书有不同的版本，除了原版，其他都是再版，而且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不同时间段的图书版本处于不同的学术环境中，对这些图书版本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学术的变化发展情况。但分析、鉴别不同时间段的图书版本，要尊重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原版的唯一性。原版是成书之初，对某一学术现象的表达，之后的再刊本，所处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一学术现象也随之向前延展，因此，理清原版到再版的脉络，对研究某一学术现象发展的整体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如杨绍和在《楹书隅录初编》中，考察《周礼》一书从唐朝到宋朝的不同版本，从而理清了该书的流传情况。“宋本《周礼》十二卷，六册一函。”[1]杨绍和称《九经三传》有唐抄本、宋中子本、婺州旧本，《三礼经注合刻·仪礼》有大字本、单注本、小字本、岳本、互注本。唐抄本、宋中子本、婺州旧本传世的很少，而大字本、单注本、小字本、岳本、互注本多残缺。通过上述版本的比较，并根据宋本《周礼》卷末“婺州市门庵唐斋刊”的字样，杨绍和断定此宋本即婺州旧本的孤本[1]，是流传于世的唯一宋本，也是研究礼学从唐朝到宋朝发展情况的关键资料。
3.从差异明标准
清代版本学家善于通过差异性比较，来明确版本标准。如陆心源在为他的《皕宋楼藏书志》作例言时，就使用了差异性比较的方法来确定版本著录标准。首先，将《皕宋楼藏书志》例言的第一则与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的例言做比较，确定张金吾著录的版本止于元代，而自己著录的版本止于明代[1]，这一差异明确了《皕宋楼藏书志》著录版本的标准。其次，《皕宋楼藏书志》例言第五则是对所载序跋的说明，从元代序跋到明初序跋这一时间段的确定，是其不同于其他版本书目的标准。再次，《皕宋楼藏书志》例言第九则说明版本俱优的异本皆著录，是按照《遂初堂书目》的体例来著录的。
耿文光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中，从著录版本的四个目的——“自课、训俗、考藏书、当笔记”出发[1]，确定了著录版本的六个标准——“互文见义、比类知体、悉据原书、多存古义、详序次第、间附考证。”[1]这是从差异明标准的具体体现。互文见义、比类知体、悉据原书是通过差异性比较以及与原书的比较得出结论。多存古义是通过古义与今义的比较，得出判断标准。详序次第是通过有序性的比较，得出一个序列。间附考证是通过比较和考证得到一个判断标准。由此可见，著录标准的形成是从差异的比较中推断出有序性的整体。无论是陆心源还是耿文光都遵循了清代版本学从差异中寻有序的原则，所以他们制定的版本著录标准具有整体的有序性，这也是清代版本学的特征。
4.从跨学科到整体性的延展
清代版本学作为清代学术的基础学科，同时也是工具性学科，在与其他学科如经学、理学等的相互比较与借用中，形成综合学科，并延展了整体性。耿文光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自序》中以经学、理学为依据，通过对其意义与方法的借鉴，形成了版本学的整体性有序性。“由汉学而入者，书斯精，由理学而通者，书皆化，化汉学于理学之中，是真理学也……因授余一册，而别归而发之，则经学之源流，史家之体例，子之部居，诗文之法律皆在焉。”[1]这里详细说明了理学、经学的治学方法，如分类、溯源、对比等，可以用于版本学研究及书籍整理，因为版本学是学术思想研究的基础，它与其他学科的原则性是相通的。版本学的工具性决定了其必须遵循上层学科的原则，才能起到辅助上层学科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版本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其基础性决定了其统一整体性。
另外，版本学的延展性，还体现在其以上层学科为治学之源上。柯劭忞在《楹书隅录初编·跋》中说：“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读经而不由郑学，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观端勤公之服膺郑学如此，可以知渊源之所自矣。杨氏以藏书为世业，宋板、元钞，集诸家之大成，故藏书之富，鉴别之审，海内推先生第一。”[1]版本学是基础学科，对上层学科有辅助作用，这决定其治学须以经学、理学为据，从属于经学、理学，如同形式服务于内容一样，成为上层学科的辅助工具，使形式与内容融合成一个整体。
清代版本学家在著录版本的过程中，无一例外以经、史、子、集四部中的经为首，且大量的版本著录与考证皆将重点放在经部，可以说，经部版本考证占据了清代版本学家大部分的版本著录书目。每一部版本著录都以经学的严谨态度来阐发意义、判断正误，这说明清代版本学以经为源，进而延展学科的整体性。比如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十五万卷，其中宋刊本二百余种、元刊本四百余种，“非圣之书不敢滥储之也”[1]，可以说所藏十五万卷书中，经书占了大部分。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藏书五万七千五百余卷，“其体秉经立训，渊懿卓灿” [1]。
二、清代版本学的善本观
历代版本学都有自己的善本观。清代版本学作为古代版本学的总结阶段，其善本观体现了前所未有的有序性与整体性。清代版本学的整体性以版本的实际功用为根本，在不同版本的鉴别与比较过程中判定善本。“宋椠之所以可重也，要在学者之善读耳。倘胶桂鲜通，徒知墨守，而不能旁征博引，以参订其异同、是非。所谓重宋椠者，不过如书估之取借而已，又岂真知宋椠者哉？”[1]
1.忠于原版
清代的版本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忠于原版的善本观，他们的观点如此统一，根本原因在于经学的溯源观念。一部书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讹误、缺漏，一个精良的版本如果可以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版，那么这一版本就可以断定为善本。
杨绍和的《楹书隅录初编》中有这样一条：“宋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 [1]。杨绍和将此附释音本与正德本（明本）、南雍本（元明间从宋建附音本翻刻）比较，发现后两本错讹之处较多，他根据书中所记“山井鼎”的字样，断定此本“尚系初板” [1]。“《礼记郑注》字画整齐，楮墨精雅，惟大字本所避宋讳，视他本较多……是必宋刻中之善者矣。”[1]避宋讳最多，可以说在时间上先于其他版本，这保证了此本更忠实于原作。瞿镛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同样表达了忠于原版的善本观，如“《周易兼义》九卷、略例一卷（宋刊本）……此本修版较少”[1]。修版少，当然最接近于原版，故为善本。
忠于原版的目的是為了“有裨学术治道” [1]，某一版本之所以为善本，就在于其内容和形式皆符合原版研学的功用，甚至可以说，只有忠于原版的善本才能实现整体的有序性。故张金吾在《自序》中说，“……夫所谓审择者，何也？宋元旧椠，有关经史、实学，而世鲜传本者上也。书虽习见，或宋元刊本，或旧写本，或前贤手校本，可与今本考证异同者次也。而要以有裨学术治道为之断” [1]。原版是鉴别善本的依据，一个版本的优劣要以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版为标准，因为版本的选择，还是为了研究原版所表达的学术现象。从显义上说，要以一书为参考，肯定是成书之时的原本最为可靠。之后的一刊再刊，不免与原本有差别。一般情况下，由于年代久远，原本容易佚失，之后刊本的校订精准度，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忠于原意，非常重要，这体现了“有裨学术治道”的本意决定善本的鉴别原则。
2.以校本为善本
受到清代朴学实证思想的影响，清代版本学家很注重校本问题，在著录版本时无一例外地将校本作为一个重要部分。校本意在辨正误，校出讹误，使内容和形式尽可能与原版一致，进而让原版发挥研学治道的功用，这是以校本为善本的原则。
黄丕烈、顾广圻两位版本学家对校本之法的研究可谓精细。余嘉锡在《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序》中说，“黄顾两先生皆以校雠名……昔人谓有读者之藏书，有藏书者之藏书，校雠亦然。千里乃读书者之校书，若荛圃者，则藏书家之校书耳。盖千里每校一书，先衡之以本书之同例，次征之于他书所引用，复决之以考据之是非……故凡经先生校正之书……其有益学者大矣。” [1]上述文字说明黄丕烈、顾广圻校书之法的秩序整齐，做到了书中上下文相互参证、不同异本相互参证，以各学科知识为背景参证，并以此得到有益于学的善本。之所以校本是鉴别善本的重要标准，还在于治学。因为在原版佚失的情况下，校本是判断正误的最好参照物，而正确性对于治学来说是关键。杨绍和在著录版本时，颇重视黄丕烈、顾广圻的校法及校本，可见这两位版本学家对后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编辑部.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