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是如何将狱中文稿送出的？

    刘明钢

    

    

    1935年2月2日，方志敏等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往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不久，方志敏便开始了写作，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该文的写作曾一度中断，方志敏写道：在狱中的普通号，无心看同囚一室的刘畴西、王如痴下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咐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方志敏所说“有法子寄出”是指胡逸民表示愿意将文稿送出去。

    胡逸民，浙江永康人，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后官至中央政府监狱典狱长。因官场倾轧，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优待号。鉴于胡的特殊背景，狱方对胡监管宽松，给予一定的行动自由。胡逸民与方志敏接触渐多，以至成为挚友。

    入狱不久就获得胡逸民的承诺，不仅坚定了方志敏写下去的决心，而且使文章的用语与写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设想，如果文稿最终可能落到国民党的手中，方志敏肯定会有许多顾虑 ：为了不给敌人口实，有些事情就不能写，有些事情只能含糊其辞，写得隐晦一些。然而，明确文稿可以交给党组织，交给自己人，方志敏就可以写得很直白，很坦率，不但可以写苏区取得的成就，也可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教训。

    不过，方志敏最初并没有奢望能将文稿在生前送出，而是指望胡出狱时将它带出去交给党组织。后来得知案子“缓办”，方志敏才改变了等死的消极想法，开始谋划越狱。他写道“：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因为有越狱的打算，就必须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于是方志敏开始考虑送信的问题。方志敏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中写道：“最苦的就是不知党的通信处，不能将狱中情形报告党。请党来援救，这确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了。”

    一

    方志敏终于找到了能够在其生前将信送出的人。

    据胡逸民回忆 ：“我夫人经常带些吃的东西来探望我，我也拿些给方志敏。我介绍夫人与方志敏认识。有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能否为他捎一封信，我满口答应，保证由我夫人送到。”

    方志敏早就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如今有了机会，自然不会放过。然而，这件事充满了风险，万一被国民党查获，不但送信人要坐牢甚至被处死，还可能泄露党的机密。因此方志敏非常慎重，考虑到每个细节：怎么让地下党相信送信人？万一信件落到敌人手里怎么办？不知道上海地下党的通讯地址，送给谁？

    方志敏思来想去，决定为送信人写一介绍信，而且用米汤书写，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密写方式。1935年6月11日，他写下《给党中央的信》。该信首先分析敌人没有急于杀害他的原因，报告自己越狱的准备，并请求得到援助。其次，方志敏罗列了8篇狱中文章的题目，并作简要说明;再次，方志敏对胡罟人（即胡逸民——笔者注）的情况作了介绍，并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至于把信送给谁？方志敏想到了鲁迅与宋庆龄。方没有见过鲁迅与宋庆龄，但信任二人，并确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

    为了让地下党相信并接待送信人，方志敏还给胡逸民写了一封短信。由于没有收信人的姓名，故收入《方志敏文集》时，编者加了个标题：《遗信》。该信只有 400 余字。《遗信》开头写道 ：“为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的中央，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稿，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由你答应交稿与中央，请中央派人来与你接洽等情。”

    《遗信》还写道：“写了三张信纸，在右角上点一点作记号。另一信给孙夫人，在右角上下都点了一点，一信给鲁迅先生，在右角点了两点。请记着记号。”这说明，方志敏同时密写了三封信，并都做了记号，除了给鲁迅、宋庆龄的信函外，还有其中一封是“三张信纸”。经考证，这封“三张信纸”就是《给党中央的信》。

    方志敏决心投石问路，遂将三封密写信件及短信一并交给胡逸民，后者交给其妻向影心，送出了监狱。

    上海中共地下党收到了这批信件。当事人胡风回忆说：“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鲁迅弄不清是哪里寄来的，把白纸拿给我看，我也不认识。我去找吴奚如同志，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回来后，我买了碘酒，擦后果然显出了字，即拿去给鲁迅看。其中有一封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还有一封给鲁迅的信。”另一个当事人吴奚如也详细地记载了此事，并写道：“党中央特科收到了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的第一个报告书，并和他建立了直接联系的交通线路”。

    《给党中央的信》签署的日期是1935年6月11日上午，方志敏极有可能将信写完后就立刻送了出去。因为该信关乎越狱计划能否得以实施，刻不容缓。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中共地下党收到这封信当在6月中旬。

    关于收信的时间，胡风与吴奚如的回忆并不一致，吴奚如回忆说是“一九三五年春（或一九三四年冬）”，胡风的回忆是“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上世纪 80 年代初，两个当事人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 40 多年前的事情，有的问题难免记得不准确，特别是一些细节。

    冯雪峰在《可爱的中国》手稿影印本的《出版说明》也提到收到《给党中央的信》一事：“这两篇文稿和这短信中所说的三封信，送到鲁迅先生手里的时候，大概已经在方志敏同志就义后很久，即是一九三五年临末或一九三六年初，因为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的时候，他说收到已有几个月了。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是密写的，我当时就转送到在陕北的中央了。在鲁迅先生转交来的信件中，我记得没有给孙夫人的信。”

    冯雪峰所说的“短信”就是《遗信》，所说的“三封信”就是分别给鲁迅、宋庆龄以及《给党中央的信》。这说明，在 1936 年 4 月冯雪峰就收到了《给党中央的信》与《遗信》。

    二

    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文集》有一附录：《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该文写道：向影心在方志敏就义之后胡逸民出狱之前，就同桂永清混在一起，后又与戴笠到了冀东。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到了重庆，与毛人凤结了婚。她带的那批文稿也随之散失社会。1940 年，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用重金收买的那本《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手稿，很可能就是这批散失的文稿之一。

    按照这种说法，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带出监狱的是向影心。如今，党史界采信了这一观点。那么，向影心什么时候将这篇文稿带出监狱的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在第一次成功传送之后。第一次传送很顺利，向影心返回南昌复命。

    终于与上海党组织建立起便捷、可靠的联系，方志敏异常高兴。胡逸民写道 ：“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他对我更加信任了”。于是，方志敏决定趁热打铁，再送第二批文稿，即《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有六万余字，也是方志敏最看重的文章。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方志敏对再次传送抱有信心。

    然而，向影心没有将文稿交给党组织。很可能是到了上海之后，她就跟了别人，以后再没有返回南昌。

    三

    当时，从南昌到上海的交通还算便利。南昌与九江通火车，九江到上海有轮船。如果不耽搁，半个月左右可以往返一次。向影心再次离开南昌之后，又过了一些时日，仍杳无音信。可能是估计向影心出了问题，也可能是等不及了，方志敏决定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送信途径。他的努力很快取得成效。监狱文书高家骏被方志敏的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并答应帮助方将文稿送出去。于是就有了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的第三次送文稿。

    关于这次送信，当事人程全昭、胡子婴写有文章，来龙去脉都很清楚。

    上文提到，方志敏用米汤写了《给党中央的信》，这是他在狱中第一次使用密写技术。以后，方志敏又花大量的时间密写文稿，备有副本。比如，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的文末，作者注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写完，六月二十九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 ;在《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的文末，作者注明：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写成，六月十九日密写。

    程全昭送出的文稿，就是这两篇密写稿，由此可以判断方志敏当时的考虑：其一，方志敏特别看重这两篇文章，希望尽快地交给党组织;其二，方志敏对这次传送没有把握，所以送密写稿，以防不测：万一文稿落到敌人手中，几张白纸也好蒙混过关;即使丢失了或毁掉了，也不要紧，原件尚在。

    上海地下党收到这批文稿，并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后者又将文稿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1月29日，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际，《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这两篇文章。

    四

    程全昭于7月上旬将文稿成功送至上海，但她没有返回南昌。方志敏不清楚文稿是否送到，只好请高家骏再送。7月底，高家骏来到上海，这就是第四次送信。

    关于高家骏的这次传送，《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写道：高说，送了给李公朴的信之后，便“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便急返杭州”，“其他三人的信未送成”。这是可信的。但高只提送信却未提到文稿，这就不足信了。因为烈士托高送信的目的是为了送文稿;否则，便失去了送信的实际意义。高又说：“其他三封信因家里失火全烧了。”这也未必是真的。我们认为，高不仅带有信而且有文稿，后来，文稿可能散失社会。

    笔者赞同高家骏可能带有文稿的说法。那么，高带出的文稿是哪些呢？新版《方志敏全集》在《给党中央的信》文后有一注释：信中所列8篇文稿，其中，《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和《新生活运动的训话》至今未发现。

    笔者认为，如果高家骏带出了文稿，那么，带出的文稿只能是《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和《新生活运动的训话》。这两篇文稿及信件可能被高家骏毁掉了。

    五

    方志敏送出了若干文稿，但仍有部分文稿留在狱中，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胡逸民身上。方志敏给胡的信中写道“：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危不惧。”

    6月19日，方志敏写《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的序言，文中写道：“何时枪毙——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还写道：“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友人之力，送到党的中央。”

    6月23日，方志敏写《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之死》一文。

    6月29日，方志敏写《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的第二章，这是现有狱中文稿的最后一篇。该文未写完。

    7月底，方志敏委派高家骏第四次送信之后，遂将剩下的文稿全部交给了胡逸民。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不久，胡逸民获释，出狱时把方志敏的文稿都带出来了。一年后，他恪守承诺，亲自将文稿送往上海，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

    胡逸民这次送出的文稿有：《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某夫妇的信》、《狱中纪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之死》，共 9 篇。其中，《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与《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的密写稿，党组织已经收到，并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

    六

    关于方志敏的文稿是如何从南昌狱中送到上海党组织的，文章很多。如今正统的观点认为，文稿分四次送出，被党组织收存而且有据可查的有两次：一次是高家骏通过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的;另一次是胡逸民于1936年11月亲自传送的。笔者则认为，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不是4次，而是5次;《给党中央的信》就是由胡逸民夫人向影心成功传出的第一份文稿。

    需要指出的是，《给党中央的信》是方志敏为胡逸民写的“介绍信”，不可能交给外人;而且胡风、吴奚如以及冯雪峰的文章可以证明，在1936年11月胡逸民将文稿送到上海之前，党组织已经收到了这封信。这说明，胡逸民夫人向影心的第一次传送是存在的。

    方志敏认为第二次传送最有把握，因此把最重要的文稿交给了送信人，不过却出现了意外，向影心没有将文稿交给地下党。人算不如天算。1940 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得到消息，有人手中有方志敏烈士的遗文，经验证系真品，于是花重金买下。这篇失而复得的文稿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有据可查的方志敏狱中文稿中，除了《给我妻训话》以及若干信件至今尚未发现外，其余的党组织都收到了。不存在“1938年前后，方志敏的一些文稿散落在上海、南京等地”以及“解放后浙赣沿线有地方发现狱中文稿的手抄本”的情况。

    对于文稿的传送，方志敏殚思竭虑，煞费苦心，以创新的思维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奇迹。

    一、通过说服教育争取到送信人。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通过说服教育，将敌人营垒的人争取过来为革命工作，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方志敏却争取到了“狱友”胡逸民与狱卒高家骏，为文稿的传送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方志敏能做到这点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人格魅力。

    二、有通盘考虑及保底措施。胡逸民承诺出狱时将文稿带出去，这使方志敏心中有谱，心中有数。因此，方志敏在牺牲前抓紧一切机会，一次接着一次，尽量多地将文稿送出。来不及送出的统统交给胡逸民，由他交给党组织。

    三、将文稿交给鲁迅或宋庆龄。方志敏不知道上海地下党的通讯地址，但确信鲁迅、宋庆龄与地下党有联系，因此决定将文稿交给二人。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四、每次只送一二篇。开始送信时，方志敏已经写成了十来篇文稿，但他非常谨慎，每次只让带出一至二篇，绝不多带。这样，即使出事，损失也不会很大。

    五、考虑非常缜密。将文稿安全地送到党组织手里，是方志敏临终前的最大心愿，因此，方志敏异常慎重，每次派谁送，送哪篇文章，是送密写稿还是原件，方志敏都有极周密的计算。

    将大批文稿一次又一次地从监控严密的国民党监狱中带出去，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并大部分交到地下党手中，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方志敏是整个行动的策划者，是创造奇迹的人。

    （转自《党史博采》2014年12期）

    ■责任编辑：刘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