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楼的影印出版

    茱萸，诗人、随笔作家、青年批评家。著有随笔集《浆果与流转之诗》、诗集《仪式的焦唇》等。

    开春后，南风天即将驾临的气息笼罩着整个江南，眼看湿气渐重，又到了晒书的时节。古人说晒书，只不过是一个风雅的比喻（见《世说新语》及清代诗人朱彝尊故事，指学养丰富之人仰卧曝晒于日光下，谓之“晒书”），而如今为了防潮，我们的晒书却是一项实实在在的除湿护书行动。在这项行动中，翻出深藏箧中的几册许久未亲近的线装书，倒也勾起了我下一番议论的兴致。

    我那几册线装书，是涵芬楼（商务印书馆）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四部丛刊》中的几本零册，虽然是有些年头的宣纸线装，倒也谈不上是什么值钱东西，放在六七十年前，也只不过是普通读书人随手就买得到的读物，即便是在十几年前，那也是上海滩旧书市场里的廉价书籍。只不过随着年岁流逝，大家又逐渐意识到旧书的价值，这两年才慢慢在市面上变得罕见了起来。《四部丛刊》由张元济主持，是民国繁荣出版行业的一面镜子，摩挲着这几册书，约略可以体味当年那些深具文化情怀的出版人于此行业的理想。

    《四部丛刊》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古籍，而是一套善本古籍影印本的大型集成。传统意义上的影印，指把原书用纸照原样描摹下来，然后复刻在新的木版上，而《四部丛刊》采用的却是新技术——石印法影印。石印是平版印刷的一种方法，是德国人于1798年发明的，19世纪3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不过将这项技术运用到影印善本上，商务印书馆是第一个。

    项目启动后，在十来年间，商务印书馆聘请学者选择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善本，保存古籍原貌不加剪裁，用新传入中国的石印法影印，统一成三十二开的开本但保留了原书的字号。这套大型丛书，最终分订成两千多册，其规模之大、完成之速、遴选之精、印制之佳，都是令人震惊的。整套《四部丛刊》，据我所知，分为白纸本和黄纸（竹纸）本。我手头几册的材质，白棉纸和竹纸皆有，应该是从不同的纸本套装中流落出来的零册。

    我的这几册旧藏，因为是影印本，固然也有些年头了，但完全比不了宋元版本，离清三代写刻也差得远，甚至不如晚清雕版在90年代的新印本。不过其中一种，倒也有点特别，它便是左舜生旧藏《李义山文集》，五卷两册全，是民初涵芬楼影印朱鹤龄钞本之四部丛刊集部本，线装白棉纸。手抄这部文集的朱鹤龄是清代学人中研究李商隐的大家，商务印书馆选择此本影印，既能见学者手泽，又能传布李商隐的文章，别有深意。书名页钤有“左舜生”朱文印，下册卷四标题下再钤此印；封皮有蠹虫蛀痕，可见岁月剥蚀的痕迹。

    李商隐的这部文集，收的主要是骈文、奏表、状、启、序、祭文和祝文等，史载他于四六文用力甚勤，自编樊南甲乙集共有八百余篇，可惜如今留下来的只有一半。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头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公文，和如今政府部门的秘书给领导代笔写的报告差不多，但在可读性上却有云泥之别。有学人曾不无夸张地说，有唐一代的骈文但有此集传世，其余可尽废。自小受某一套话语方式和审美范式影响的我们，被告知骈文是徒重形式而陈腐的、六朝诗文是淫靡的，话也不是不对，但脱离了具体情势去看，就将问题简单化了。今人不但缺少清新刚健正常的公民话语，就是连这陈腐淫靡的“恶趣味”都领会不了。

    书的原藏者左舜生，湖南人，是民国年间第三大党——中国青年党创办人之一，后担任该党党魁，在抗战胜利后任民盟秘书长，曾随民盟代表团出访延安。鼎革后，移居香港研究教授近代史，倒也算现身说法。他于1969年病逝于台北。

    左舜生的这部藏书上，除了钤印，无阅读痕迹。这套书在当时零买是好买的，不过要买两千多册的整套，也得有一些财力方可。就连并不算缺钱的胡适，据说当年也是咬咬牙才买了一套。左舜生不是完全的政治人物，倒还算是个书生，买这套书也是尽书生的本分，只不过既然入了政治的圈子，怕是不可能真正静心读书了。据说他晚年潦倒之时，至于鬻卖藏书为生。我得到的这部书，可能最早也是在彼时流出的？左舜生有句诗道：“春尽江南又江北，我来犹见杜鹃红。”虽然近百载春尽江南，左舜生去世也有四十多年，怕是这魂魄归来故国，杜鹃红尚是能见到，却只是空见她的红尚不及血红夺目罢。如今只剩着一部书，带着时光的体温，再现着当时古籍影印出版业的繁荣，以及山河变迁、人事更替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