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官员现象调查

    尹鸿伟

    博士应该是对专心研究的学者的称呼，现在却成了一种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而被不少官员热烈追逐。有些官员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却是不争的事实。

    2009年9月初，重庆市西南大学研究生部，300名新入学的博士生齐聚一堂。令外界侧目的是，“新同学”中有一些是重庆市各区县的党政一把手。

    事实上，重庆市所辖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已有10余人取得博士学位，其中接近一半为西南大学培养，多数专业学的是经济和管理：沙坪坝区区委书记和区长，巫山县委书记，巫溪县委书记，武隆县委书记，永川区委书记，忠县县委书记、江津区委书记等。

    2008年11月出版的《半月谈》曾经报道：“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目前，报考博士学位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二是获得学士学位后六年或六年以上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历的人员，培养方式则分为“脱产”和“在职”。现在，“博士书记”、“学者官员”的称号随处可见，在职官员追求高学历、高学位利弊的口水之战此起彼伏，一些党政部门和高校也每每成为舆论焦点。

    博士证书多样化

    几年前，本科、硕士还是官员们热衷的目标，而现在他们中不少人的新名片上赫然多了“博士”的称谓。

    “现在各种各样的办学机构，学位证书颁发机构很多，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均包括，可以说鱼龙混杂，比较混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院长朱华山说，无论普通群众还是官员，愿意参加学习，接受教育是好事情，但现在这些情况渐渐变了样，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文凭的颁发泛滥上。“包括曾经很难获得的博士证书也呈多样化形势，不要说普通老百姓，许多党政部门都无法区分真伪，或者都弄不清楚哪些才属于国家教育部门正式认可的。”

    2008年12月20日下午，在西北五省(区)党校研究生班成阳考区考场里，身为该校07级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学员，陕西省乾县的科技局局长王显亮对一位重申考场纪律的考区负责人声称，“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早在2004年，中组部等四部委经过清查，发现接受调查的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一名文凭有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干部将培训班，进修班等非学历教育填写为学历教育，将在职教育学历填写为全日制教育学历；还有部分办学单位滥发学历、学位证书。

    “随后中组部专门发文对此情况进行了清理，规定了正规学历，学位文凭必须经过教育部门的最后认证。”朱华山说，“验证的方法很简单，可以通过教育部门进行查询，甚至通过相关网站就能验证是否在册。”事实上，文凭能够被教育部门所认可的博士，其入学考试，学习过程和毕业答辩等程序都很正规，每一个步骤都是很严格的。但朱华山承认，作为教育部门，对很多事情也无力解决。

    现实中，即使是“正规博士”的围栏也不断被突破。由于博士招生都是由高校自主命题，自主阅卷，同时自行划定单科和总分数线，然后确定入围复试名单，最后由博导组成的复试小组决定最终录用人员，所以在外界看来程序监督方面并不完善。

    重庆市一名在读博士生透露：某些高校、某些导师对于“特殊考生”均采用“单独辅导”，“开小班”等办法帮助考生过关，由于博士生入学考试都是各高校自己出题，操作起来远远比高考、硕考容易。加之入学名额年年有限制，竞争很激烈，“有排队就会有插队”，有些情况让应届毕业生和普通考生根本无法参与角力。

    “党政部门的某些处级、厅级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如干部考察任命权、财政审批稽查权等，与某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暗中交易，换取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民盟中央委员马洁早在2005年3月就指出，“这种现象全国各地都存在。在某些人文社会学科博士点，每年的博士生中，处级以上干部占1／4甚至1／3以上，他们中一些人就是通过权学交易‘考上的。”

    但是马洁的担忧并没有得到遏止，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建立第一个博士点25年之后的2007年，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显示，中国的博士授予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而在这些博士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的在职公务员，不少甚至身居要职。现在，这些数量巨大的博士的含金量已经成为公众质疑的一个热点。

    2009年6月被双规的前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毕业于湖南省交通学校汽车专业，属于中专学历，但其学历随着职位的升迁也不断“升格”，他首先以“在职读研究生”拿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后又成为“美国国际东西方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尽管后边的学历并不被美国教育部门承认，但其以“双硕士”头衔在官场荣耀了好多年，最终沦为笑谈。

    2008年6月被双规的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仅用约两年时间就完成了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了答辩。由于其工作地点在北京，而西南财大在成都，其如何上课、考试，都令人疑惑。全日制博士生在正常情况下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而王益却比正常学制的学生毕业还要快。

    无独有偶，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于2006年4月被判死缓的原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其1987年毕业于西南财大经济系本科，随后几年里又以“读在职”的方式获得该校的硕士，博士文凭，仕途上也一路攀升，期间甚至还指导四川豪吉鸡精厂老板严俊波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

    另外，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在2008年4月“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透露，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而当正规的博士们大量进入公务员队伍，也势必对原先文凭不高的官员们形成压力，造成刺激。

    官员读博两“容易”

    “以前很多情况都弄不清楚，既然不需要严格考试，对外语考试也没有明确要求，也就糊里糊涂交费报名参加某大学的博士生学习了。”云南省一名正处级干部黄华(化名)说，“主要原因是身边的领导干部们都在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凭学习班，考试班，从专科到博士都有，在这样的风潮下，自己很难不被卷入。”

    黄华表示，学习时间延续了三年，钱交了好几万，其实也没上多少课，最后就得到了一本“博士学习结业证”，但是这样的证书并不为本单位特别是组织部门认可，后来到教育部门一咨询，才知道那样的学习只是一种“学习培训”，根本无法获得教育部门认可，所以在加工资，提拔方面没有什么直接用处。“我这个‘博士是白读了。”黄华说，因为基本上都

    是偷空去学校，上课时间少，比较匆忙，老实讲也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但大家都是各种领导，大学校园倒也成为了一个‘交朋友的好去处，互相间也顺利地办成了不少事情。

    在前几年，可以说95％以上的官员参加的都是类似的研究生班，他们所获得的文凭，学位证书等等都被教育部门和组织部门拒之门外。于是，一些官员大呼“上当”，另一些也不以为然，表示并不吃亏，“以前官场交朋友在饭桌上，后来转到了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再后来就到了高校学习班上了。对比下来，似乎在高校里交朋友更有档次和信誉”。

    云南省某厅的一名干部质疑说：“凭什么教育部门要垄断起来，他们说有效就有效，说无效就无效?而且，教育系统又怎么能证明其承认的学历都没有水分?”他认为，中国的教育情况有自身的特殊之处，比如党校，军校的文凭教育在其他国家就不一定存在，但是在中国却不能否认其重要性和必需性。

    “现在的情况是，级别越高的官员越喜欢拿高文凭，相反基层干部并不是很热衷，大家往往有个大专，本科足矣。”黄华说，“之所以更高级的领导干部能够去拿高文凭，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入学容易，有些学习是不需要入学考试的，即使需要考试他们也有办法通过：二是不担心学习经费和学习时间，作为领导都很容易解决，最终名利双收。真正读博士是非常辛苦的，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官员们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去读博士，那就证明其工作内容和责任是可有可无了，那么在读博士期间，其工作岗位和工资待遇是否应该保留，应该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黄华说，“各级组织部门，纪委监察部门应该对类似的情况有个说法，甚至是否应该进行监督、处罚，否则将给社会各方面带来危害。”

    大专学历已够条件?

    事实上，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早已不把“大专学历”当回事情，而是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这自然使“官员博士大跃进”的浮躁之风愈演愈烈。

    那么，具体负责选拔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门又是怎么看待这种情况的呢?

    “现在在职官员获得高学历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有些人不问青红皂白把责任推到了组织部门身上，其实很没有道理。”云南省的一名组织部干部说，“事实上上级领导要求我们考察、任用和提拔干部时，很少把是否拥有高学历作为主要条件，就目前的现实情况，一般只要有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现在教育工作很发达，用大专作为最低学历标准应该不过分。”

    他透露，之所以组织部门有时会对一些岗位进行“文凭要求”，主要是考虑工作的便利和效率，即用文凭杠杆先筛掉一批人，“否则需要面对的人太多了，组织，人事部门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根本原因并不是惟高学历论，其实也是对文凭泛滥的一种无奈，这样的责任应该从没有把好学历关的高校那里去追究”。

    “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同等条件下，有高学历、尤其是博士学历的官员会得到一些优先考虑，即用‘博士帽兑换更高级别的‘乌纱帽是有一定可能性的。”该组织部干部认为。

    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博士生说，我觉得许多官员已经把‘博士头衔视为一种时髦、实惠的玩意儿，这显然是一个误区。博士应该是对专心研究的学者的称呼，是一种学术成就的表现，而不应该是一种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他表示，中国的行政权力早已经过分异化，并且很深地介入和主导了学术圈，之所以许多高校、导师愿意接纳官员博士学生，众所周知多是由于背后的利益交换所致，即官员可以得到高文凭，而高校和导师可以透过官员权力达成自身利益所需，比如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有人质疑过，作为官员热爱学习有什么不好，在工作的同时能够获得高文凭有什么错?”这名博士生说，“近年来官员大量成为博士生，花了点国家的钱，占掉了些学生名额，耗费了点国家资源都还是小事，更大的危害是让真正苦读寒窗、潜心研究的其他人失去了信心。”

    不过也有例外，2008年3月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仅有中专学历，2009年8月新任江苏省苏州市委书记的蒋宏坤学历为“在职大专”。在目前官员高学历的队伍中，这样的文凭的确显得“卓然不群”，因而获得公众极大的赞誉。

    “幸亏张平和蒋宏坤早已经从政多年，如果放到现在博士，硕士满天飞的官场里，凭他们的中专学历、在职大专学历，估计连进入仕途的机会都没有。”黄华说，“事实上对于许多重要的党委政府重要职务而言，最需要的是政治家才能，而不是高学历。”

    2009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我们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汪洋的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官员的能力其实与学历高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朱华山说：“在博士学位的获得过程中，如果其中存在官学勾结，或者透过作弊途径，甚至请人代听课，代考试，代写论文等情况，已经是违法犯罪行为了，应该被法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