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忏悔与价值守护

    张国功，曾从事出版十五年，现任教于南昌大学中文系，著有《纸醉书迷》《长沟流月去无声——重说民国人与事》等。

    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增订版《思痛录》，我又忍不住重读了一遍出版家、作家韦君宜这本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的反思之书。与此前广为流传的“百年人生丛书”淡灰色的封面相比，增订版封面深黑，和著作孤愤忧思的品格更为契合。这次我才注意到其中有一章节，名叫“编辑的忏悔”。和前后几章节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作者在“文革”中对编辑角色、编辑价值的思考与反省。

    1973年，韦君宜从流放地咸宁“五七”干校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社领导之一分管组稿出书。在动辄得咎的畸形政治化情境中，韦君宜打定主意不再发表片言只字，忘记自己的作家身份。但在出版工作中，她却逃不开自己要面对的思想痛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政治原则与艺术水准的夹缝中，编辑经常面临放弃自己的精神高地与人格尊严的考验。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但当时政治上可靠的作者只有工农兵。因为“由工农兵当家做主人”，当然要以工农兵为主写稿子。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还要经受“革命派”的审查，编辑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平时接到许多词句不通、无法卒读的稿子，韦君宜习惯说：“这没法出书。”驻社的军代表马上教训她：“出书有什么要紧？我们的目的，是育人！把这些学习写作的工农兵培养成人才，不能只看出书这样小的目标！”编辑经常被安排去外地取经，比如去以《虹桥作战史》出名的上海。取回来的经是“不要提篮买菜，而要自己种菜”，就是说，不要经常出去组作家的稿件，也不要外边的投稿，更不要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冲动，只要编辑拿着上级发下的“菜子”来“捏咕成菜”就行。刚从干校回来时，先回来的“革命派”就告诉韦君宜：今后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题材和作者，然后编辑和作者研究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反复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这就是流行的“三结合”创作方法（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要命的是，“工农兵作家”写作往往力不从心，只能委屈编辑来处理。实际上是工农兵写了头遍，“一般由编辑重写二遍，能剩下三五句就算好的了”。编辑的任务，就是把着他们的手，编出领导所需要的书来。作为这种政治性一体化文学生产线上一环的编辑，韦君宜们就像一个个提线木偶，只能照办，“把自己关于文艺的一切基本知识一概扔进东洋大海而已”。

    大连造船厂轮船下水庆典，出版社派韦君宜去学习，凭着常识她发现用千斤顶把没有机器的空壳顶下水去，实在是一种荒谬的表演。厂里的工人作者，要把工人在学“哲学”的道路上如何当家做主的过程描写出来。努力憋了几万字，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作为编辑，韦君宜本想告诉他停止这种无效劳动。但是，想到这是政治任务，她只得含糊应付过去。编出的故事是否有艺术性不论，最重要的是内容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让人费尽脑筋。农业题材，农民积极分子自己制作了一台拖拉机，非得写“走资派”暗中破坏。作者根本没见过拖拉机被破坏的场面，韦君宜只能带着作者到农场“深入生活”，请拖拉机队长讲破坏的“窍门”。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浩然作品《金光大道》，韦君宜担任第二卷的责任编辑。管这部书的编辑组长，是由外单位调来的一位造反派，看了稿子就说：“书中写的那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写抗美援朝怎么成？”尽管与抗美援朝无关，浩然还是只得在四五页稿子上每页均加上“抗美援朝”，小标题《堵挡》《让房》分别改成战斗性十足的《阻击》《让房破阴谋》。韦君宜奉派去延安组织插队青年写歌颂小说，要找出一个地主来作斗争对象。土改之后，地主早就没了，韦君宜提出可以写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但指导的同志认为这样的阶级斗争还不够尖锐。作者只好把这地主编成是从外地偷迁来的。最后要写地主开闸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闸门的情节。作者说从未见过水闸，指导的同志就领着他去参观并讲解。作者私下表示不愿意“让女主人公去和那个老地主在水里肉搏”，但还是在开“集体创作”会中通过。韦君宜说：“我也屈从了。天，我干了什么事情！”这样的情况多了，韦君宜渐成习惯，“好似看那些诬陷别人的刀笔吏的讼状，知道它反正是假的。只是有一点难过之处，就是我自己必须帮忙制造这种刀笔吏的讼状”。

    韦君宜联想到一起投身革命而被当作“隐藏的坏人”“反革命”等遭到“肃反”的多位大学同学，深知现实中这些同学所蒙受的“莫须有”罪名，就像自己现在所编小说中捏造坏蛋一样，完全是一种无耻的诬陷。自己参加革命，是认定其中有救国的真理；搞文学，是相信文学可以反映革命可歌可泣的生活。而现在，自己只能执行着按阶级出身划分清浊的标准，编造谎话，“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清夜扪心自问，她的内心无法安宁。

    尽管有着违心之感，但直到“文革”后期，韦君宜才真正在良知的驱动下有所抗议，迷失的编辑身份才开始回归。一本写小学生暑假抓搞破坏的地主的书，孩子满嘴“阶级斗争”，韦君宜不赞成出版。军代表说她无权推翻他终审的稿子。韦君宜指着原稿中“我们要一枪两眼，把邓小平打个透心凉”这样的“革命语言”表示抗议：“你们不是要‘育人吗？育这种人，专门要替他出书，育的什么东西？”书，终于没有出。1983年，韦君宜将她的工作文字结集为《老编辑手记》出版，特意收录她在“文革”末期为两部政治小说退稿所写的审稿札记。退稿的原因，除了大量令人哭笑不得的细节，根本的问题是对革命和历史的无端想象、胡乱编造，让韦君宜实在无法忍受。她在后记中说，十年浩劫中的编辑工作，对自己是巨大的折磨。把编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与自己的抗争写出来，就是想让年轻的编辑了解，在非常的政治环境下，编辑曾遇到过一些什么问题，而作为一名编辑又该怎么办，“让我们记住这一页历史，想想怎么样才能制止它的再现”。

    说起来，韦君宜对编辑身份与价值的守护，亦曾经历了长时间的反复与迷途。1954年，由团中央转岗而来的她受命主编中国作协《文艺学习》时，这位早年在自由主义气息浓厚的清华园中编辑过《清华周刊》的知识女性，经过在延安主编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养成了注重政治性、教育性的自觉意识、党性原则，以至于时任人文社社长的冯雪峰直接批评她，不要把《文艺学习》办成了《中国青年》，“你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文艺的东西”。而她的下属、作家黄秋耘若干年后在访谈录《文学路上六十年》中，说当时的韦君宜是一个“正统的教条主义者”。难能可贵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最终促发了她的思考与觉醒。1957年昙花一现的政治“小阳春”，因为在刊物上开展《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大讨论，体现出“干预生活”的编辑精神思想，以及帮着“丁、陈反党集团”说几句公道话，她差点被打成“右派”。历经“文革”的折磨，等到20世纪80年代回归常轨，她主持人文社，即顶着风险推出反思历史、为改革呐喊的现实主义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沉重的翅膀》《芙蓉镇》等一批名作。归根到底，韦君宜与纯粹的编辑最大的区别，在于她编辑、作家、革命者三者合一的身份，这使她的编辑工作有着深刻的现实意识与历史感。在革命占主潮的20世纪，韦君宜不断地承受着政治与文化间的冲突与纠结，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作为真诚的革命者追求民主自由的思考，始终自觉将编辑工作放在反思历史、改变现实的高度上。

    在“后文革”时代，关于是否需要忏悔、是否有权要求他人忏悔，一直是知识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直到最近，“文革”中曾经充当红卫兵的“红二代”公开表示道歉与忏悔，仍然成为一个轰动的公共性话题。记得20世纪90年代，新闻学者陈力丹曾经写过一篇《新闻学需要忏悔意识》。文章回顾了在1975年这个过渡性的岁月，24岁的他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中，受命编写新闻理论教材，用流行的政治观念强调“为把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办成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而奋斗”的经历，对自己当年的学术迷途作出反省。

    韦君宜曾沉痛地说，与“文革”中借机会登台出乖露丑的角色相比，“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祸国殃民的帮凶？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在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今天，《思痛录》成了一本了解当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和理解中国革命的必读书，更值得每一位编辑阅读。说起来其中并无太多关于编辑技巧一类的内容，但真实地记录了出版人在特定年代中的扭曲与抗争、迷失与回归，记录了出版人最需要呼唤的良知与风骨。在政治走上常轨且日渐“祛魅”的今天，编辑不会再在变态的政治环境中面临着荒唐的灵魂折磨。但是，如何葆有足够的社会现实感，尤其是防止可能滑向唯利是图的商业性迷失，始终在考验着这个时代编辑的定力与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编辑仍然时时需要忏悔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