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如何创新国学出版与传播
【摘 要】 近年来，党和政府大力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学出版也持续蓬勃发展。文章简要回顾了国学出版传播的发展历程，并从不同层面分析当前国学出版的利好环境及发展现状，并就国学出版如何与全民阅读相结合、与“互联网+”相结合探索创新传播之路，提出了见解和建议。
【关 键 词】国学出版；发展历程；创新传播
【作者单位】 孙舸，商务印书馆。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0.005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精神内核，是民族的血脉和根基，具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新时代，如何在党和国家倡导全民阅读的背景下，在新技术、新媒体不断创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是当前文化工作者和出版从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国学传播概念包括利用各种平台、媒介和手段进行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如广播、电影、电视、图书、报刊和网络传播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出版领域内国学传播的发展、现状与创新。
一、国学出版的发展与传播过程
国学出版涵盖如下内容：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当中流传至今的文化遗产，如经史子集、地方史志、学术典籍、文学作品、美术曲艺等的整理、研究、分析、评价、阐述和演绎等，在当代出版领域大致可分为专业古籍出版和大众国学出版。
1.专业古籍出版
现代意义的古籍整理出版大约从1920年开始，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总共整理出版了约3万种古籍图书。但是在这3万种古籍中，有大量影印本或重复出版的图书，还有很多是普及类的选本、注本，因此总品种估计在4000种左右。此类图书专业性强、体量较大、品种有限，读者对象主要是相关专业的学者、学生、从业者和研究人员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文化需求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版行业并没有将大众国学出版作为自身重要组成部分，读者也还没有机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內接触到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其丰富的国学文化传播。
2.大众国学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各种新思想、新理念、新媒介、新平台的出现，使国学出版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变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定义、深入解读与以传统文化为基底的再度创新，都被纳入国学出版领域。1993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一卷出版，可视为国学开始由专业走向社会、面对公众读者的标志性事件，由此而逐渐勃兴的国学文化热和国学出版热，在此后20多年时间里持续发展、不断升温，保持着未曾间断的热度和增长态势。
媒介的创新与融合，是国学出版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其中，电视媒体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如《百家讲坛》大热，出现了红极一时的“正说现象”“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也创造了电视和出版结合的奇迹，让人文学者可以像明星一样被大众熟识、被粉丝追捧，让图书实现几十万、几百万的销量。以2006年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为例，当年即销售230余万册，至今单册销售总码洋过亿元，被翻译成十余种文字，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种。此外，《汉字英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电视、网络节目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同名图书以及与节目内容相关的语言文学、诗词鉴赏类出版物也受到读者的关注。
另外一个重要的大众国学出版领域，是学者或民间研究者用现代的、轻松的、易读的文字解读国学文化或历史。前者以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为代表，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系列”迄今总码洋接近4000万元；后者则以2006年出版，至今仍在热销的《明朝那些事儿》为代表。这种“大家小书”“凡人正史”的创作方法，降低了阅读门槛，得到了广泛的市场认可和读者欢迎。
二、国学出版传播的环境
近代以来，我国对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经历了从批判、唾弃、改造，到接受、吸收、继承的转变过程。今天，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从政府、社会、行业还是读者层面，都对国学出版传播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视角。
首先，政府支持。国家层面对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党和政府更是将文化建设和国民精神建设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十九大报告则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国崛起，势必要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基石，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民族精神，激发民族创新活力，是国学传播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国学出版将拥有长期利好的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必将持续蓬勃发展。
其次，社会倡导。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民间到学校，从行业到媒体，从国内到国外，社会各界对国学传播都给予高度重视。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加大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力度，针对中小学生国学教育的各类读本、学堂、培训层出不穷，这要求出版行业不断创新思路，开发提供与这些需求相匹配的优质国学文化图书。社会需求促进国学出版从质到量的总体增长，形成了独立成型的市场形态。近年来，由地方政府、出版管理部门、各大出版集团、各级图书馆举办的国学专题书展屡见不鲜。如2015年10月，国内首个国学专题书展“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在贵阳市举办，全国236家出版机构携2万余种国学图书参展。
最后，读者需求。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倡导、学界的引领、媒体的推动，固然在国学出版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基于广大民众内心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认同和真实需求才是决定力量。在国家历史转型期，社会与民族处在繁荣与困境交织之时，人们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找到建立文化自信、面对未来的精神基因。社会和读者的需求，才是国学出版得以持续发展的真正内因。
三、国学出版的现状
1.专业古籍出版
国学出版的根基是古籍出版。古籍出版专业性强，需要一批知识基础扎实、编校水平较高的从业人员，因此一般只有专业古籍出版社才能胜任。目前我国只有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崇文书局、岳麓书社等30余家出版单位从事古籍出版，相对全国580余家出版社的庞大基数，无疑只是少数。而且，由于专业古籍图书出版前期投入大、生产周期长、市场需求小，使得处于产业化环境中的古籍出版社压力较大，图书品种增长缓慢。迫于生存压力，古籍出版社只好适当压缩专业古籍出版所占的比重，将部分精力投入大众文化图书的出版。当前的利好政策是，随着国家对古籍整理和出版经费投入的增加，一些重要的古籍整理项目得以申报资金支持，进而推向市场。
2. 教育类国学出版
随着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教育主管部门加大了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力度，如增加中考、高考中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要求在各学段的教学要点和教学任务中力求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覆盖，传统文化教育的地位得以提升。在这些信号和趋势的引领下，出版者纷纷介入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传统文化读物出版。但是由于教育部尚未推出传统文化教学的课程标准，也没有全国统编教材，导致各种版本教材和经典诵读、名著导读等读物纷纷抢占市场，种类繁多，内容良莠不齐。
3.大众国学出版
大众国学出版的发展现状与产品特点，前文已有叙述，不再赘言。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国学热对传统文化的大众出版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由于大众国学出版市场向好，带来了大量出版需求，一些不具备专业策划能力和内容编校能力的出版社也进入市场，导致出现各种问题。一是重复出版严重。以四大名著、《资治通鉴》等文史经典为代表的公版书层出不穷，版本众多，生产资源和市场资源被严重浪费。二是跟风出版众多。《正说……》《……那些事儿》《原来这就是……》等为题的图书充斥市场，从内容到形式都缺乏创意，且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读者难辨优劣。三是宏观论述多，细节呈现不够。面向大众的国学读物，细节展现应该是较好的方式，目前市场上的产品虽然看起来数量众多，应有尽有，但缺乏针对读者细分市场的产品，大众国学出版领域还需要深耕细作。
四、国学出版传播的创新之路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更新的科技手段把传播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学出版传播不再是单项选择，其概念变得更大、更广。那么，国学出版传播将以何种路径发展，拥有怎样的未来？
1.在专业古籍整理领域，数据化是必由之路
古籍整理出版本质上是具有特定读者对象、受众群体定位清晰的专业出版，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纸到纸——在纸上进行加工，再出版纸书，从古代到20世纪90年代都是如此；第二阶段，从电子到纸——基于计算机和系统编辑软件的广泛应用，可以在word等软件上进行整理、激光排版，最后出成纸书；第三阶段，线上整理和全媒体出版——大幅度提高了古籍整理的效率，提升了文本整理的质量，古籍整理的生产能力成倍增加。因此，古籍整理的数据化是发展趋势和必由之路。我国的专业古籍出版社经过多年积累，均拥有一定的优质资源，但在数字时代，每一家的资源都有限，各自独立作战只能让资源闲置，无为无位。建设标准化的数据库，进行已有古籍内容出版资源的联合整合开发，实现多重利用、在线查询与有偿使用，可以产生复合效益，使不同版本图书实现立体开发，使不同内容组合成新的知识产品。在这一领域，中华书局主导研发和推出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已经成为行业的标杆。
2.在大众国学出版领域，充分利用全民阅读的政策利好
提倡阅读之风、学习之风，是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反复强调的共识。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版行业要责无旁贷将国学出版与全民阅读相结合，应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战略。商务印书馆为作为拥有120年历史的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始终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文化使命。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在业内首倡并建立了安徽绩溪、河北武安、山西高平、河北平山、天津蓟州区5家“乡村阅读中心”，探索将全民阅读拓展至乡村，努力实现从阅读开始改变最基层的中国、扶助最基层教育的公益理想。以此为目的，在为“乡村阅读中心”配送图书时，商务印书馆选择质量优秀、普及性强的国学图书，并邀请专业人士辅导村镇儿童的阅读，提升人的总体素质。这一做法实现了从基础建设到产品支持，再到延展服务的全覆盖，以实践全民阅读推广国学传播。在此过程中，出版社还发掘了源自基层的地方史志、乡村文化选题，不仅丰富了国学出版的内容，也践行了让人们“记得住乡愁”的文化责任。
3.顺应媒体融合的技术发展新趋势
从出版融合到融合出版，出版成为一个大的概念，内容提供方式從传统的纸质书，到电子书、有声读物、点读笔，再到专业的数据库、定制化的知识服务平台，全面覆盖、无所不包。技术已经成为内容的一部分，不再是单纯的手段和工具，而是正在创造新的内容和知识。未来的国学出版，势必要顺应时代潮流，无论是曾经的“+互联网”还是今天的“互联网+”，出版从业者都应该让内容和数字技术形成真正的有机体，不仅要继续聚拢和创新内容，让技术创造新的资源，还要真诚面对读者，认真面向市场，了解读者需求，创新产品形式。
在出版资源基本实现开放共享的今天，任何一种产品实际上都很难做到“人无我有”，只能提供“人有我优”，无论是本文此前提到的“大家小书”“凡人正史”，还是与电视及网络媒体相结合推出的系列产品，出版者都有义务为读者选择优质的图书文本，并在大出版的概念下，与各类机构深入合作，提供优质的知识服务，如有声读物、在线教育、专家课堂、文化沙龙、公益阅读等，实现由图书向内容、由产品向服务的转化，进而达到国学出版与“互联网+”真正融合的目标。当然，更多细节化的服务，如移动推送、网店微店、便捷支付等，都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出版社必须关注的。
无论采取何种出版形态、营销手段，利用何种媒体融合方式和“互联网+”平台，选择何种经营模式和发展道路，都是国学出版的外在形式。我们要做的仍旧是出版，要正心诚意，回归出版的本真。出版最重要的功能是选择和加工，我们要呈现给读者什么样的图书产品，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才是出版行业的职业操守、社会责任和最终使命。
参考文献
[1]马瑞芳. 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M]. 作家出版社，2007.
[2]顾青. 共赴古联数字未来[J]. 出版人，2015（8）.
[3]范燕莹. 国学出版该如何传承与创新[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5-10-29.
[4]杜羽. 古籍出版：以“大联合”迎接“大数据”[N]. 光明日报，2017-02-13.
【关 键 词】国学出版；发展历程；创新传播
【作者单位】 孙舸，商务印书馆。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0.005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精神内核，是民族的血脉和根基，具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新时代，如何在党和国家倡导全民阅读的背景下，在新技术、新媒体不断创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是当前文化工作者和出版从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国学传播概念包括利用各种平台、媒介和手段进行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如广播、电影、电视、图书、报刊和网络传播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出版领域内国学传播的发展、现状与创新。
一、国学出版的发展与传播过程
国学出版涵盖如下内容：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当中流传至今的文化遗产，如经史子集、地方史志、学术典籍、文学作品、美术曲艺等的整理、研究、分析、评价、阐述和演绎等，在当代出版领域大致可分为专业古籍出版和大众国学出版。
1.专业古籍出版
现代意义的古籍整理出版大约从1920年开始，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总共整理出版了约3万种古籍图书。但是在这3万种古籍中，有大量影印本或重复出版的图书，还有很多是普及类的选本、注本，因此总品种估计在4000种左右。此类图书专业性强、体量较大、品种有限，读者对象主要是相关专业的学者、学生、从业者和研究人员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文化需求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版行业并没有将大众国学出版作为自身重要组成部分，读者也还没有机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內接触到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其丰富的国学文化传播。
2.大众国学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各种新思想、新理念、新媒介、新平台的出现，使国学出版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变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定义、深入解读与以传统文化为基底的再度创新，都被纳入国学出版领域。1993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一卷出版，可视为国学开始由专业走向社会、面对公众读者的标志性事件，由此而逐渐勃兴的国学文化热和国学出版热，在此后20多年时间里持续发展、不断升温，保持着未曾间断的热度和增长态势。
媒介的创新与融合，是国学出版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其中，电视媒体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如《百家讲坛》大热，出现了红极一时的“正说现象”“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也创造了电视和出版结合的奇迹，让人文学者可以像明星一样被大众熟识、被粉丝追捧，让图书实现几十万、几百万的销量。以2006年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为例，当年即销售230余万册，至今单册销售总码洋过亿元，被翻译成十余种文字，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种。此外，《汉字英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电视、网络节目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同名图书以及与节目内容相关的语言文学、诗词鉴赏类出版物也受到读者的关注。
另外一个重要的大众国学出版领域，是学者或民间研究者用现代的、轻松的、易读的文字解读国学文化或历史。前者以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为代表，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系列”迄今总码洋接近4000万元；后者则以2006年出版，至今仍在热销的《明朝那些事儿》为代表。这种“大家小书”“凡人正史”的创作方法，降低了阅读门槛，得到了广泛的市场认可和读者欢迎。
二、国学出版传播的环境
近代以来，我国对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经历了从批判、唾弃、改造，到接受、吸收、继承的转变过程。今天，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从政府、社会、行业还是读者层面，都对国学出版传播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视角。
首先，政府支持。国家层面对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党和政府更是将文化建设和国民精神建设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十九大报告则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国崛起，势必要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基石，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民族精神，激发民族创新活力，是国学传播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国学出版将拥有长期利好的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必将持续蓬勃发展。
其次，社会倡导。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民间到学校，从行业到媒体，从国内到国外，社会各界对国学传播都给予高度重视。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加大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力度，针对中小学生国学教育的各类读本、学堂、培训层出不穷，这要求出版行业不断创新思路，开发提供与这些需求相匹配的优质国学文化图书。社会需求促进国学出版从质到量的总体增长，形成了独立成型的市场形态。近年来，由地方政府、出版管理部门、各大出版集团、各级图书馆举办的国学专题书展屡见不鲜。如2015年10月，国内首个国学专题书展“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在贵阳市举办，全国236家出版机构携2万余种国学图书参展。
最后，读者需求。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倡导、学界的引领、媒体的推动，固然在国学出版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基于广大民众内心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认同和真实需求才是决定力量。在国家历史转型期，社会与民族处在繁荣与困境交织之时，人们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找到建立文化自信、面对未来的精神基因。社会和读者的需求，才是国学出版得以持续发展的真正内因。
三、国学出版的现状
1.专业古籍出版
国学出版的根基是古籍出版。古籍出版专业性强，需要一批知识基础扎实、编校水平较高的从业人员，因此一般只有专业古籍出版社才能胜任。目前我国只有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崇文书局、岳麓书社等30余家出版单位从事古籍出版，相对全国580余家出版社的庞大基数，无疑只是少数。而且，由于专业古籍图书出版前期投入大、生产周期长、市场需求小，使得处于产业化环境中的古籍出版社压力较大，图书品种增长缓慢。迫于生存压力，古籍出版社只好适当压缩专业古籍出版所占的比重，将部分精力投入大众文化图书的出版。当前的利好政策是，随着国家对古籍整理和出版经费投入的增加，一些重要的古籍整理项目得以申报资金支持，进而推向市场。
2. 教育类国学出版
随着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教育主管部门加大了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力度，如增加中考、高考中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要求在各学段的教学要点和教学任务中力求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覆盖，传统文化教育的地位得以提升。在这些信号和趋势的引领下，出版者纷纷介入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传统文化读物出版。但是由于教育部尚未推出传统文化教学的课程标准，也没有全国统编教材，导致各种版本教材和经典诵读、名著导读等读物纷纷抢占市场，种类繁多，内容良莠不齐。
3.大众国学出版
大众国学出版的发展现状与产品特点，前文已有叙述，不再赘言。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国学热对传统文化的大众出版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由于大众国学出版市场向好，带来了大量出版需求，一些不具备专业策划能力和内容编校能力的出版社也进入市场，导致出现各种问题。一是重复出版严重。以四大名著、《资治通鉴》等文史经典为代表的公版书层出不穷，版本众多，生产资源和市场资源被严重浪费。二是跟风出版众多。《正说……》《……那些事儿》《原来这就是……》等为题的图书充斥市场，从内容到形式都缺乏创意，且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读者难辨优劣。三是宏观论述多，细节呈现不够。面向大众的国学读物，细节展现应该是较好的方式，目前市场上的产品虽然看起来数量众多，应有尽有，但缺乏针对读者细分市场的产品，大众国学出版领域还需要深耕细作。
四、国学出版传播的创新之路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更新的科技手段把传播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学出版传播不再是单项选择，其概念变得更大、更广。那么，国学出版传播将以何种路径发展，拥有怎样的未来？
1.在专业古籍整理领域，数据化是必由之路
古籍整理出版本质上是具有特定读者对象、受众群体定位清晰的专业出版，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纸到纸——在纸上进行加工，再出版纸书，从古代到20世纪90年代都是如此；第二阶段，从电子到纸——基于计算机和系统编辑软件的广泛应用，可以在word等软件上进行整理、激光排版，最后出成纸书；第三阶段，线上整理和全媒体出版——大幅度提高了古籍整理的效率，提升了文本整理的质量，古籍整理的生产能力成倍增加。因此，古籍整理的数据化是发展趋势和必由之路。我国的专业古籍出版社经过多年积累，均拥有一定的优质资源，但在数字时代，每一家的资源都有限，各自独立作战只能让资源闲置，无为无位。建设标准化的数据库，进行已有古籍内容出版资源的联合整合开发，实现多重利用、在线查询与有偿使用，可以产生复合效益，使不同版本图书实现立体开发，使不同内容组合成新的知识产品。在这一领域，中华书局主导研发和推出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已经成为行业的标杆。
2.在大众国学出版领域，充分利用全民阅读的政策利好
提倡阅读之风、学习之风，是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反复强调的共识。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版行业要责无旁贷将国学出版与全民阅读相结合，应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战略。商务印书馆为作为拥有120年历史的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始终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文化使命。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在业内首倡并建立了安徽绩溪、河北武安、山西高平、河北平山、天津蓟州区5家“乡村阅读中心”，探索将全民阅读拓展至乡村，努力实现从阅读开始改变最基层的中国、扶助最基层教育的公益理想。以此为目的，在为“乡村阅读中心”配送图书时，商务印书馆选择质量优秀、普及性强的国学图书，并邀请专业人士辅导村镇儿童的阅读，提升人的总体素质。这一做法实现了从基础建设到产品支持，再到延展服务的全覆盖，以实践全民阅读推广国学传播。在此过程中，出版社还发掘了源自基层的地方史志、乡村文化选题，不仅丰富了国学出版的内容，也践行了让人们“记得住乡愁”的文化责任。
3.顺应媒体融合的技术发展新趋势
从出版融合到融合出版，出版成为一个大的概念，内容提供方式從传统的纸质书，到电子书、有声读物、点读笔，再到专业的数据库、定制化的知识服务平台，全面覆盖、无所不包。技术已经成为内容的一部分，不再是单纯的手段和工具，而是正在创造新的内容和知识。未来的国学出版，势必要顺应时代潮流，无论是曾经的“+互联网”还是今天的“互联网+”，出版从业者都应该让内容和数字技术形成真正的有机体，不仅要继续聚拢和创新内容，让技术创造新的资源，还要真诚面对读者，认真面向市场，了解读者需求，创新产品形式。
在出版资源基本实现开放共享的今天，任何一种产品实际上都很难做到“人无我有”，只能提供“人有我优”，无论是本文此前提到的“大家小书”“凡人正史”，还是与电视及网络媒体相结合推出的系列产品，出版者都有义务为读者选择优质的图书文本，并在大出版的概念下，与各类机构深入合作，提供优质的知识服务，如有声读物、在线教育、专家课堂、文化沙龙、公益阅读等，实现由图书向内容、由产品向服务的转化，进而达到国学出版与“互联网+”真正融合的目标。当然，更多细节化的服务，如移动推送、网店微店、便捷支付等，都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出版社必须关注的。
无论采取何种出版形态、营销手段，利用何种媒体融合方式和“互联网+”平台，选择何种经营模式和发展道路，都是国学出版的外在形式。我们要做的仍旧是出版，要正心诚意，回归出版的本真。出版最重要的功能是选择和加工，我们要呈现给读者什么样的图书产品，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才是出版行业的职业操守、社会责任和最终使命。
参考文献
[1]马瑞芳. 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M]. 作家出版社，2007.
[2]顾青. 共赴古联数字未来[J]. 出版人，2015（8）.
[3]范燕莹. 国学出版该如何传承与创新[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5-10-29.
[4]杜羽. 古籍出版：以“大联合”迎接“大数据”[N]. 光明日报，2017-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