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三种价值形态：以儒学为中心的出版物考察
林玮 谭苑芳【摘 要】 传统文化在出版领域的创造性转化表现为向下传播、向外传播和全域传播三种价值形态，分别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和现象。出版领域实践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应着力推动其多重主体、多维传播的融合，进而推动传统文化全面、深刻地融入当代生活，实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家园的社会美学治理。
【关 键 词】传统文化；价值形态；全域传播；美学治理
【作者单位】林玮，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谭苑芳，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0.003
2017年初，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9次提及“出版”。作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载体，晚近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出版有明显升温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主题出版的重要内容，而其中若干话题、领域也成为畅销读物市场关切的重点对象。
当代人用当代的出版物来诠释传统文化，这本身即是对传统文化“双创”的一种表现。虽然出版作为对传统文化的一般性诠释，甚至是通俗化诠释，未必能做到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这一工作更有赖于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推进；但无疑的是，以新的载体形态来展现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意义，应是其“创造性转化”的题中之义，而出版之后的传播更是一种转化。本文尝试以近年来的儒学相关出版物为个案，讨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过程中所显现的趋势及问题。
近年来，与儒学相关的出版物愈发丰富，尤其是在面向非专业读者的儒学普及性出版、面向世界其他国家读者的儒学国际出版，以及面向新生代读者的儒学数字出版三个方向上，积累了大量相关的出版物，形成了儒学当代的新价值形态。这三种价值形态关联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关联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古为今用”的根本目的，也关联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重构。
一、向下传播：“表述下沉”的三种趋势
儒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出版史上，从官刻、私刻到坊刻，都有儒学著作的身影。而其中真正能够化民成俗实现儒家教化功能的，主要是面向普通百姓的儒学普及性读物，包括蒙学、杂字、幼学、文范、诗选，以及劝善书等类型。根据学者研究，清代后期以闽西四堡出版业为代表，这类出版物已广泛出现，以乡村和集镇等为主要销售领域，远销云贵川等地，全面渗透至当时社会结构的末端。其中，礼仪、书信乃至医药、占卜、话本等书籍，与乡绅文化等一起，构建了当时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伦理标准、民族观念、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1]。
这种以“向下传播”为主要形态的儒学普及性出版，是将高高在上的儒家思想转化为日常文化传播实践的主要方式。而这种方式在20世纪末曾以复旦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出版南怀瑾著作为代表，掀起过一阵阅读风潮；新世纪头十年间，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的中华书局“于丹《论语》心得”系列，采用的也是这种方式。这些儒学著作的“向下传播”，都偏向通俗化的演绎，前者杂糅儒释道等多重元素，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复魅”的特征；而后者则是儒学话语与主流意识相结合的传播成功案例。
与之不同的是，近年来涌现的儒学普及性出版物，虽然同样具有“表述下沉”的特征，但却显现三种更为明确的趋势。
一是雅致化。如何俊《不舍论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就以隽雅的文辞阐释《论语》条目，深入浅出，可堪品味；朱杰人的《朱子一百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也与之类似。这种带有“美学散步”意味的解读，赋予了儒家经典以当代意义。它们一改儒学普及的传统注疏式出版物（如中华书局1958年版的杨伯峻《论语译注》、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版的钱穆《论语新解》等）风格，更像是古代印象式批评与眉批式案语的结合，带有更强的文人审美色彩，也更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氛围。
二是主流化。新世纪以来，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四届党中央对传统文化都高度重视，而由官方机构编撰的儒家普及读物也逐渐增多。从2009年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西南大学联合编写的“读点经典”系列23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开始，先后有多个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组织编写了类似读物。如与“读点经典”系列体例相似的“读有所得辑”系列80多种，就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写，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编写的《江苏历史名人家训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中共陕西省纪委、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写的《三秦家规》（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市文联编写的《儒学经典三百句》（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
三是实用化。儒学实用化的出版实践，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一次高潮，其背景是“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被认定为儒家文化圈的复兴。由此而来的是学界和企业界对“中国”或“儒家”管理哲学的持续讨論，如198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1999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等。而近年来儒家实用化出版物开始出现以个人崇拜为特征的发展趋势。从稍早诸多出版社广泛推出“曾国藩家书”开始，至2011年同心出版社出版《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趋势先后关注过曾国藩、梁漱溟、梁启超、王阳明等人。尤其阳明心学这两年广受推崇，为一时之风尚。多家出版社推出的《阳明心学的力量》《阳明心学的管理智慧》《商业归根：阳明心学的商业智慧》《心本光明：致良知学习读本》《醒来：知行合一传习读本》等即是证明。虽然其中部分出版物的社会评价并不高，但出版这种出版物作为一种趋势，儒学的实用化出版值得重视。
总的来说，晚近以来儒学的“向下传播”贯穿了政界、文人界与企业界等不同阶层，较为丰富地呈现了儒学普及性出版的多维面向。但就其某一面向而言，这种传播方式又颇显单一。文人的雅致化、官方的主流化与商界的实用化之间，基本不构成关联，彼此之间是割裂的状态。前两者有学界和官方背书，具有一定权威性，而后者则易趋于流俗，靠出版物走红的“伪大师”也层出不穷，流弊甚远。因此，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出版实践需增强规范意识，以权威经典的通俗化普及为着力点，切实提升儒学“向下传播”的力度、深度与精确度。
二、向外传播：“传播全球”的三重主体
如果说儒学的“向下传播”意在以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实现意识形态对内整合的话，那么其“向外传播”则是以产生广泛的全球吸引力，促使中国文化创新性发展为目的。世纪之交前后，中国形象问题成为人们关切的重点，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也备受关注。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海外认识中国的重要依据，在对外出版上也有着更为深刻的价值与意义。
从早期英国汉学家理雅格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开始，儒学的海外出版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汉学家的自发翻译出版，这种行为较具偶然性，不易系统化，也容易产生偏差。二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出版。这可以成立于1952年，隶属于中国外文局的外文出版社为例，其1995年立项的“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地全面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包括《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在内，共出版了51种精装英汉对照本丛书。
不过，上述出版行为主要是元典翻译。2013年以来，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中华學术外译项目”为例，可以看到相关部门在这一领域的努力。截至目前，该项目已资助450种中华学术著作的对外翻译出版，其中与儒学直接相关的有20余种，约占5%，20余种儒学研究著作得以译为英文、韩文、俄文、日文在海外出版。
此外，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先后设立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项目，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来看，入选的儒学研究著作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而儒学赖以存在并焕发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教育学、艺术学，乃至与经世济民相应的经济学、政治学等著作则较为缺乏。在海外出版的合作机构选择上，国内立项出版单位也多倾向于小型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减少了儒学得到更为广泛接纳，产生多种衍生产品意义，进而与海外读者日常生活产生关联的可能。
而近年来出现的以民间商业力量为主体的儒学海外出版，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如由山东美猴动漫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论语>名句故事》《孟母教子》等动画片，由山东友谊出版社以抓帧图书的方式出版，由尼山国际出版公司制作成数字出版物，进行全球传播。其中《<论语>名句故事》2014年被国家汉办列为汉语学习的辅助教材，向世界各孔子学院推广。这种商业力量与政府机构的合作，更有可能打通媒体融合途径，将线上线下教育、培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行为予以整合，实现中国文化整体“走出去”，发挥其全面影响力。
当前，以海外汉学家、国家机构和民间企业为主体的三种传统文化对外出版行为相互之间的互动不足，尚未形成合力，也未能打出一套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组合拳”。而事实上，这种“组合拳”即是数字出版作为整合性力量的优势所在。
三、全域传播：从嵌入生活到融入生活
数字出版因为纳入了多种视听元素，与传统出版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阅读体验也从单一的深度阅读体验，趋向碎片化的、多感官刺激的全域体验[2]。而传统文化在出版产品形态上的创造性转化，也因数字出版而呈现多样色彩。
早期数字出版是以“无纸”为特征的电子出版，其考量的是“除了节约成本和已经匮乏的资源”，要“使那些成千上万对书写文字有视力障碍而不能接受印刷文字通信的人们，能够十分容易地通过放大数字化文本或者把它们变成语音文字来接收信息”[3]。以手机报为代表，其阅读体验与纸质报纸相似，都主要依靠视觉，要求读者有较为集中的较长时段来进行阅读，因而更像是文化产品对日常生活的“嵌入”。而晚近的数字出版则是囊括听书、知识服务、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网络游戏、在线教育等多重业态，它勉力填补人们生活的碎片化空白，全面“融入”当代人的日常，使得媒介变成生活本身。这一变化姑且不论其优劣，至少为传统文化的全面介入当代生活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从产业规模上看，传统出版产业虽然整体仍在增长，但增速极缓。2016年不包括数字出版在内的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为17874.9亿元，较上一年增长9%。而2016年，数字出版的营业收入为5720.9亿元，同比增长高达29.9%[4]。根据国家《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国民数字阅读率达70%，传统内容资源数字化转化率达到80%。因此，可以说，数字出版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出版业态，特别是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融合的产业链，将构成全域式传播的基础。
另一方面，海量的传统文化资源为全域出版提供内容，而这些内容又经由技术“变形”融入当代日常生活。如中央数字电视国学频道的《国学小戏骨》栏目，将《弟子规》《孝经》等儒学典籍以校园儿童剧的形式拍摄出来，通过线下的戏剧教育，传播儒学出版物信息，就是对校园教育的一种有益补充；《芈月传》《花千骨》《琅琊榜》等近年来出现的数字出版领域“大IP”，也都暗含着侠客精神、君子形象与士人情怀等儒家文化的优秀品质；“儒家修仙小说”已成为网络文学的一种亚类型，《儒道至圣》《破天录》等都是其代表。当人们以听书、手机阅读、观看网络视频，以及参与线下演出、拜师礼、释菜礼、成年礼等多种阅读体验来接受这些数字出版的新产品及其衍生形态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接受行为就意味着出版物已经融入大家的生活，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晚近以来，相关部门提倡的家训、家风、家书出版，即是一个不甚成熟的例证。
传统文化的全域出版伴随着当代生活转型，在产品形态上出现了多种变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考虑到方便读者携带而推出了“中华名著”128开袖珍本23种；而在数字时代，携带早已不是问题，以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推出的“苇杭文库·国学玩诵本”为代表，这种配有诵读录音二维码及线上资源链接的图书，更代表了拥有与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生活相契合的休闲（玩诵）与社交理念。此外，各种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日历书这两年的出版热，也是其以装帧形式变革而融入当代人创意生活的显现。更不用说腾讯儒学、凤凰国学等专题网站的出现，以及重视儒学的“大衢网”等被列入国家第二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等例子了。这些都体现了出版变革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全域影响，而这种影响更以媒介融入生活的方式，影响着当代人整体性的价值重构。当然，其重构的效果与意义，仍取决于出版者与传播者的立场、态度和水平。
201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间儒者的一颗仁爱之心》选编了山东烟台芝水村一位平凡大队会计的家史、诗作、札记等文字，深刻地展示了优秀传统文化以乡贤的日常生活为载体的独特传承、传播。而以其为隐喻，当前出版领域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确实以多维展开，借助媒体融合，推动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结合。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应该如何更深地融入生活，重构生活，唤起人们对本土生活的热爱、洞察与反思，却是出版变革的更深课题。
参考文献
[1]包筠雅. 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05-306.
[2]林玮. 二重性的数字阅读及其产业影响[J]. 编辑之友，2012（10）.
[3]Colin Haynes. 电子出版技术：无纸出版指南[M]张帆等，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6：2.
[4]范军. 2016—2017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3-4.
【关 键 词】传统文化；价值形态；全域传播；美学治理
【作者单位】林玮，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谭苑芳，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0.003
2017年初，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9次提及“出版”。作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载体，晚近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出版有明显升温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主题出版的重要内容，而其中若干话题、领域也成为畅销读物市场关切的重点对象。
当代人用当代的出版物来诠释传统文化，这本身即是对传统文化“双创”的一种表现。虽然出版作为对传统文化的一般性诠释，甚至是通俗化诠释，未必能做到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这一工作更有赖于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推进；但无疑的是，以新的载体形态来展现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意义，应是其“创造性转化”的题中之义，而出版之后的传播更是一种转化。本文尝试以近年来的儒学相关出版物为个案，讨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过程中所显现的趋势及问题。
近年来，与儒学相关的出版物愈发丰富，尤其是在面向非专业读者的儒学普及性出版、面向世界其他国家读者的儒学国际出版，以及面向新生代读者的儒学数字出版三个方向上，积累了大量相关的出版物，形成了儒学当代的新价值形态。这三种价值形态关联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关联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古为今用”的根本目的，也关联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重构。
一、向下传播：“表述下沉”的三种趋势
儒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出版史上，从官刻、私刻到坊刻，都有儒学著作的身影。而其中真正能够化民成俗实现儒家教化功能的，主要是面向普通百姓的儒学普及性读物，包括蒙学、杂字、幼学、文范、诗选，以及劝善书等类型。根据学者研究，清代后期以闽西四堡出版业为代表，这类出版物已广泛出现，以乡村和集镇等为主要销售领域，远销云贵川等地，全面渗透至当时社会结构的末端。其中，礼仪、书信乃至医药、占卜、话本等书籍，与乡绅文化等一起，构建了当时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伦理标准、民族观念、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1]。
这种以“向下传播”为主要形态的儒学普及性出版，是将高高在上的儒家思想转化为日常文化传播实践的主要方式。而这种方式在20世纪末曾以复旦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出版南怀瑾著作为代表，掀起过一阵阅读风潮；新世纪头十年间，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的中华书局“于丹《论语》心得”系列，采用的也是这种方式。这些儒学著作的“向下传播”，都偏向通俗化的演绎，前者杂糅儒释道等多重元素，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复魅”的特征；而后者则是儒学话语与主流意识相结合的传播成功案例。
与之不同的是，近年来涌现的儒学普及性出版物，虽然同样具有“表述下沉”的特征，但却显现三种更为明确的趋势。
一是雅致化。如何俊《不舍论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就以隽雅的文辞阐释《论语》条目，深入浅出，可堪品味；朱杰人的《朱子一百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也与之类似。这种带有“美学散步”意味的解读，赋予了儒家经典以当代意义。它们一改儒学普及的传统注疏式出版物（如中华书局1958年版的杨伯峻《论语译注》、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版的钱穆《论语新解》等）风格，更像是古代印象式批评与眉批式案语的结合，带有更强的文人审美色彩，也更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氛围。
二是主流化。新世纪以来，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四届党中央对传统文化都高度重视，而由官方机构编撰的儒家普及读物也逐渐增多。从2009年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西南大学联合编写的“读点经典”系列23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开始，先后有多个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组织编写了类似读物。如与“读点经典”系列体例相似的“读有所得辑”系列80多种，就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写，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编写的《江苏历史名人家训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中共陕西省纪委、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写的《三秦家规》（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市文联编写的《儒学经典三百句》（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
三是实用化。儒学实用化的出版实践，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一次高潮，其背景是“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被认定为儒家文化圈的复兴。由此而来的是学界和企业界对“中国”或“儒家”管理哲学的持续讨論，如198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1999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等。而近年来儒家实用化出版物开始出现以个人崇拜为特征的发展趋势。从稍早诸多出版社广泛推出“曾国藩家书”开始，至2011年同心出版社出版《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趋势先后关注过曾国藩、梁漱溟、梁启超、王阳明等人。尤其阳明心学这两年广受推崇，为一时之风尚。多家出版社推出的《阳明心学的力量》《阳明心学的管理智慧》《商业归根：阳明心学的商业智慧》《心本光明：致良知学习读本》《醒来：知行合一传习读本》等即是证明。虽然其中部分出版物的社会评价并不高，但出版这种出版物作为一种趋势，儒学的实用化出版值得重视。
总的来说，晚近以来儒学的“向下传播”贯穿了政界、文人界与企业界等不同阶层，较为丰富地呈现了儒学普及性出版的多维面向。但就其某一面向而言，这种传播方式又颇显单一。文人的雅致化、官方的主流化与商界的实用化之间，基本不构成关联，彼此之间是割裂的状态。前两者有学界和官方背书，具有一定权威性，而后者则易趋于流俗，靠出版物走红的“伪大师”也层出不穷，流弊甚远。因此，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出版实践需增强规范意识，以权威经典的通俗化普及为着力点，切实提升儒学“向下传播”的力度、深度与精确度。
二、向外传播：“传播全球”的三重主体
如果说儒学的“向下传播”意在以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实现意识形态对内整合的话，那么其“向外传播”则是以产生广泛的全球吸引力，促使中国文化创新性发展为目的。世纪之交前后，中国形象问题成为人们关切的重点，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也备受关注。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海外认识中国的重要依据，在对外出版上也有着更为深刻的价值与意义。
从早期英国汉学家理雅格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开始，儒学的海外出版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汉学家的自发翻译出版，这种行为较具偶然性，不易系统化，也容易产生偏差。二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出版。这可以成立于1952年，隶属于中国外文局的外文出版社为例，其1995年立项的“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地全面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包括《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在内，共出版了51种精装英汉对照本丛书。
不过，上述出版行为主要是元典翻译。2013年以来，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中华學术外译项目”为例，可以看到相关部门在这一领域的努力。截至目前，该项目已资助450种中华学术著作的对外翻译出版，其中与儒学直接相关的有20余种，约占5%，20余种儒学研究著作得以译为英文、韩文、俄文、日文在海外出版。
此外，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先后设立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项目，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来看，入选的儒学研究著作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而儒学赖以存在并焕发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教育学、艺术学，乃至与经世济民相应的经济学、政治学等著作则较为缺乏。在海外出版的合作机构选择上，国内立项出版单位也多倾向于小型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减少了儒学得到更为广泛接纳，产生多种衍生产品意义，进而与海外读者日常生活产生关联的可能。
而近年来出现的以民间商业力量为主体的儒学海外出版，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如由山东美猴动漫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论语>名句故事》《孟母教子》等动画片，由山东友谊出版社以抓帧图书的方式出版，由尼山国际出版公司制作成数字出版物，进行全球传播。其中《<论语>名句故事》2014年被国家汉办列为汉语学习的辅助教材，向世界各孔子学院推广。这种商业力量与政府机构的合作，更有可能打通媒体融合途径，将线上线下教育、培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行为予以整合，实现中国文化整体“走出去”，发挥其全面影响力。
当前，以海外汉学家、国家机构和民间企业为主体的三种传统文化对外出版行为相互之间的互动不足，尚未形成合力，也未能打出一套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组合拳”。而事实上，这种“组合拳”即是数字出版作为整合性力量的优势所在。
三、全域传播：从嵌入生活到融入生活
数字出版因为纳入了多种视听元素，与传统出版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阅读体验也从单一的深度阅读体验，趋向碎片化的、多感官刺激的全域体验[2]。而传统文化在出版产品形态上的创造性转化，也因数字出版而呈现多样色彩。
早期数字出版是以“无纸”为特征的电子出版，其考量的是“除了节约成本和已经匮乏的资源”，要“使那些成千上万对书写文字有视力障碍而不能接受印刷文字通信的人们，能够十分容易地通过放大数字化文本或者把它们变成语音文字来接收信息”[3]。以手机报为代表，其阅读体验与纸质报纸相似，都主要依靠视觉，要求读者有较为集中的较长时段来进行阅读，因而更像是文化产品对日常生活的“嵌入”。而晚近的数字出版则是囊括听书、知识服务、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网络游戏、在线教育等多重业态，它勉力填补人们生活的碎片化空白，全面“融入”当代人的日常，使得媒介变成生活本身。这一变化姑且不论其优劣，至少为传统文化的全面介入当代生活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从产业规模上看，传统出版产业虽然整体仍在增长，但增速极缓。2016年不包括数字出版在内的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为17874.9亿元，较上一年增长9%。而2016年，数字出版的营业收入为5720.9亿元，同比增长高达29.9%[4]。根据国家《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国民数字阅读率达70%，传统内容资源数字化转化率达到80%。因此，可以说，数字出版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出版业态，特别是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融合的产业链，将构成全域式传播的基础。
另一方面，海量的传统文化资源为全域出版提供内容，而这些内容又经由技术“变形”融入当代日常生活。如中央数字电视国学频道的《国学小戏骨》栏目，将《弟子规》《孝经》等儒学典籍以校园儿童剧的形式拍摄出来，通过线下的戏剧教育，传播儒学出版物信息，就是对校园教育的一种有益补充；《芈月传》《花千骨》《琅琊榜》等近年来出现的数字出版领域“大IP”，也都暗含着侠客精神、君子形象与士人情怀等儒家文化的优秀品质；“儒家修仙小说”已成为网络文学的一种亚类型，《儒道至圣》《破天录》等都是其代表。当人们以听书、手机阅读、观看网络视频，以及参与线下演出、拜师礼、释菜礼、成年礼等多种阅读体验来接受这些数字出版的新产品及其衍生形态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接受行为就意味着出版物已经融入大家的生活，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晚近以来，相关部门提倡的家训、家风、家书出版，即是一个不甚成熟的例证。
传统文化的全域出版伴随着当代生活转型，在产品形态上出现了多种变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考虑到方便读者携带而推出了“中华名著”128开袖珍本23种；而在数字时代，携带早已不是问题，以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推出的“苇杭文库·国学玩诵本”为代表，这种配有诵读录音二维码及线上资源链接的图书，更代表了拥有与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生活相契合的休闲（玩诵）与社交理念。此外，各种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日历书这两年的出版热，也是其以装帧形式变革而融入当代人创意生活的显现。更不用说腾讯儒学、凤凰国学等专题网站的出现，以及重视儒学的“大衢网”等被列入国家第二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等例子了。这些都体现了出版变革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全域影响，而这种影响更以媒介融入生活的方式，影响着当代人整体性的价值重构。当然，其重构的效果与意义，仍取决于出版者与传播者的立场、态度和水平。
201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间儒者的一颗仁爱之心》选编了山东烟台芝水村一位平凡大队会计的家史、诗作、札记等文字，深刻地展示了优秀传统文化以乡贤的日常生活为载体的独特传承、传播。而以其为隐喻，当前出版领域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确实以多维展开，借助媒体融合，推动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结合。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应该如何更深地融入生活，重构生活，唤起人们对本土生活的热爱、洞察与反思，却是出版变革的更深课题。
参考文献
[1]包筠雅. 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05-306.
[2]林玮. 二重性的数字阅读及其产业影响[J]. 编辑之友，2012（10）.
[3]Colin Haynes. 电子出版技术：无纸出版指南[M]张帆等，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6：2.
[4]范军. 2016—2017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3-4.
